未標題-3.jpg.jpg
- 未標題-3.jpg.jpg
吳新智
1928年6月2日生於安徽省合肥縣。1953年春從上海醫學院醫本科畢業，其前半年被分配參加中央衛生部高級師資進修班到大連醫學院進修人體解剖學，1953年秋結業。1953—1957年為大連醫學院解剖教研組助教。1957年起參加中國科學院副博士研究生學習，1961年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歷任助研、副研、研究員、人類學學報副主編、主編。1983—1988年任副所長。1999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主要研究古人類學，先後在周口店、廣西、雲南、廣東、山西、陜西、河南、湖北等地區調查和發掘古人類遺址，參與發現山西丁村、河南淅川和湖北鄖西的智人和直立人化石。主要研究現代人起源，在1984年與國外同行聯名提出多地區進化學説，成為迄今關於這個問題爭論的兩個最主要假説之一。綜合研究我國人類進化歷史，提出河網狀的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假説，得到廣泛認同。發表科研論著120余件和大量科普著作。
199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優秀導師，2008年被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評為傑出貢獻教師。1986年起歷任中國解剖學會常務理事、人類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歷史科學獎二等和三等獎各一次、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科普圖書類一等獎、第六屆國家圖書獎、第九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第一屆北京市優秀科普作品獎最佳獎、上海人類學會終身成就獎。
我與周口店的古人類結緣至今恰恰60年，一個甲子。 在這漫長歲月中我曾經為之學習，為之思考和鑽研，貢獻綿薄之力。現在回想起來，我從這些活動中在知識積累和思維能力以及科學素養的提高上都獲益匪淺。應口述史採訪同志的要求，我將與此有關的點滴經歷略述於後。
1957年，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在周口店辦培訓班，培訓全國各省的文物部門和有關單位保送來的學員，其中許多人後來成了各省的文物考古工作的骨幹，其中包括重慶博物館前館長方其仁等。班主任似乎是魚類學家劉憲亭先生。學員們吃、住和學習都在龍骨山南坡的兩排平房，其間是一個大的庭院。人們出入經過其東墻中間的圓形門洞，培訓班的人戲稱這個院子為 “大觀園”。我被指 派編寫講義講授古人類學。那時我們在珠市口的馬路南側乘長途汽車到周口店。因為回城的汽車要到周口店村附近的路邊等候，往往沒有準時間，所以我們回城時一般是在龍骨山下的車站上火車，到琉璃河再轉乘其他列車到北京，一天只有一趟或兩趟車。
1958年，在包括中國科學院在內的 “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開展了 “拔白旗”運動，要求知識分子走又紅又專的道路，群眾貼大字報説我走白專道路，翻出1957年5月在“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期間的小組發言記錄本，其中記錄着我説過“教授治校可以試試”這樣的話，而在1957年6月開始的“反右派”運動中“教授治校”被定為右派言論，受到嚴厲批判。當時可能由於被作為右派批判的名額有限，或者其他原因，我沒有被提出來進行批判。但是在1958年夏天卻被“補課”而批判了三個月，直到運動結束沒有能得出什麼結論，只得不了了之。以後就派我到周口店去參加發掘。
當時的發掘工地在第1地點，發掘東側的堆積物，由賈蘭坡先生負責。參加發掘的主要人力是北京大學由教師呂遵諤率領的考古專業大一和大二勤工儉學的學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朱非素，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的湯池，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吳夢麟等。湯池在此期間認識了我們所古人類室的段雨霞，以後結成連理，可謂一段佳話。
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研究生，只是跟着發掘，沒有什麼建樹。發掘工作勞動強度相當大，我與那些年輕學生一樣，手握鐵錘在堅硬的堆積物上“打眼放炮”，經常在烈日下汗流浹背。20世紀90年代我去廣州出差，時任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朱非素請我吃飯，對在座的該所骨幹介紹我的時候説她1958年在周口店參加發掘時聽人説我是在運動中被批判後送到周口店“勞改”的。其實這是以訛傳訛，我當時和大家一樣並沒有受到任何歧視性的待遇。
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極大地振奮了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心和士氣。1958年中國開展“大躍進”運動，口號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超英(國)趕美(國)”。媒體經常報道許多單位做出了大大超出尋常的成績，將其稱為“放衛星”，推高 “大躍進”運動的氣勢。那時各行各業都在努力爭取“放衛星”。我們研究所領導覺得周口店北京猿人知名度很高，要求通過周口店的發掘“抱人頭，放衛星”，意思是要挖出北京猿人的頭蓋骨，宣傳這是“大躍進”的成績。工地臨時拉電線安裝了電燈，“挑燈夜戰”。因為目標是“抱人頭”所以炸出來或挖出來的堆積物體積只要是小到估計不會包埋頭蓋骨的就被推到一旁，讓其滾下坡去。現在想起來，不是不可能有牙齒或小塊化石還埋沒在第1地點現在洞底東部的土石中。
第1地點東坡山腳下有一個朝東的小洞，一般認為很可能是猿人出入的洞口。1958年也發掘了，由於沒有重要的發現，不久便放棄了。
有一天郭沫若院長來我們工地視察，與我們在鴿子堂前還照了一張闔影照片。我還記得郭老在接待室為我們做報告的情景。他説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娶了日本妻子，生了許多孩子，生活負擔重，一大家子人就靠他寫稿得來的稿費生活，在如此為生活奔波，一無導師，二無助手的情況下，還是寫出了《十批判書》等著作，(他自謙)時至今日還是有一定學術價值的。他勉勵在座的知識分子，或上有導師指導，或下有助手幫助，沒有理由不做出比他好的成績。他説着説着興奮起來，便坐到了身後的長條桌上繼續講。這個報告給了我很大的影響。
隨着暑假過去，北大師生回校上課，我們的發掘也就停止了。第二年趙資奎負責接着往下挖，開工不久就在現場南部出土了一件下頜骨。賈老如果在頭年繼續多挖幾天，履歷上就又能增多一項發現記錄，我也在場，可能沾點光，可惜我沒有那麼好的運氣。
1959年是北京猿人第一個完整頭蓋骨發現30周年，周口店陳列館(20世紀70年代建造新展廳時被拆除，原址在新展廳門前大臺階下正前方)實行整改，在原來50年代初期展陳的基礎上根據科學新進展整改，還是在那300平方米的房屋內，只是作新的佈置。研究所領導讓我負責，我記得設計了兩項新的表現形式：一是底下放着灰燼標本，在上面展板上畫一個火焰；二是將北京猿人的一些化石模型挂在一個畫着人形的展板上相應的解剖位置上。
研究生不是要有論文嘛，我的導師吳汝康先生原來安排我研究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時代人骨，在我和同事劉昌芝把考古研究所從西安運來的標本在二道橋“南院”的院子裏整理粘接就緒，正要開始研究時，所領導決定將這批材料交給剛剛調到我們所的顏訚先生由他主持研究，安排我和劉昌芝做他的助手。在研究完這批材料後，吳汝康先生把周口店山頂洞人類頭骨化石模型給我，讓我做研究生論文。魏敦瑞(F.Weidenreich)1939年的論文着重從每件頭骨上與其他頭骨不同的特徵上做文章，得出他們屬於三個遠隔萬里的人種類型的結論。後來，美國哈佛大學的人類學系有個主任，他寫的一本教科書裏更有意思，他説山頂洞的三個頭骨化石代表的是一個老頭，娶了兩個妻子，一個中年，一個青年，他的想像力太豐富了。
我懷着與魏敦瑞不同的思路，總結出三個頭骨的共同特徵，主張屬於一個群體，同時將各個頭骨之間互不相同的特徵進行另樣的解讀，加強其屬於同一群體的論證。我還指出和論證了魏敦瑞其他的錯誤，並且從過去留下來還沒有來得及研究的標本中找到一些山頂洞人類的四肢骨模型一併加以研究和報道。(詳細內容可以參考我1961年發表的論文)
蘇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格拉西莫夫(ΜΜΓΕΡΑСИΜΟΦ)十分擅長根據古代人頭骨復原其面相。蘇聯大使館在50年代贈送我們所一具他塑造的山頂洞人復原像，沒有説明根據的是哪個頭骨。我測量後判斷是他根據101號頭骨做的。但是塑像顯得很年輕，於是我請老技師王存義合作，將它加些鬍鬚，弄得像個老年人。
1969年4月至1970年夏我在湖北沙洋“五七”幹校勞動。後來聽説，在此期間周口店工作站從附近農村得到新出土的一隻大象牙，將其陳列在接待室西邊一排平房中的一間小屋內。郭沫若院長知道後帶領一些幹部和夫人于立群來周口店視察。于立群當場非常激動，説這麼好的文物怎麼被放在這麼個小房間！郭老回去後便批准科學院撥款為周口店遺址新建面積更大的展覽館。很快就在原來300平方米小展廳西邊的山坡上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新展廳。還將原來停車場與接待室之間的幾組臺階改建成可以通行汽車的搓板式的水泥路，兩邊種植了小柏樹。
有了大展廳，當然要擴大展覽。所領導派古人類研究室(當時改稱為“連隊”)的指導員陳祖銀挂帥，高等脊椎動物研究室的張鎮洪和古人類研究室的陸慶五負責學術工作，繪圖室負責人沈文龍負責藝術工作和具體布展事宜。這時我在“五七”幹校體重下降到45千克，出現肉眼可見但是無痛的血尿，附近廣華寺的五七廠醫院醫治無效。我被批准回北京治病，經北京中醫醫院西醫學中醫的沈大夫治療痊癒後便被指派參加周口店的整改。當時計劃新的展覽括脊椎動物起源和進化以及人類起源和進化兩個部分。我自告奮勇設計脊椎動物部分。設計完後又被分配繼續設計人類的部分。説明標籤的內容，中文和英文的，都是我起草的。我還設計了將幾個銀杏葉形的圖案連接起來表現脊椎動物幾個綱既有滅絕又有連續的進化模式圖和周口店第1地點各層的古氣候變遷的曲線圖。
這次整改中從事藝術工作的還有李榮山和楊明婉。李創作了幾幅新畫，其中有我2 015年新書《探秘遠古人類》封面用的北京猿人採集圖。除本所人員外還從外面請了些人，有畫家，也有負責書寫標籤的(當時沒有電腦，全靠手寫)。所有工作人員吃住都在“大觀園”，工作在接待室和新展廳。負責書寫標籤的那位老同志作過一首描述當時生活的打油詩，我現在只記得一句：“每日三餐山上下”。
整改驗收時郭沫若院長和楊老(當時是“革委會”掌權，楊老已經不是所長了)都提出，周口店的展覽應該突出周口店的東西，不贊成包括脊椎動物進化，不贊成將馬門溪龍這樣的大標本放在周口店。但是他們對這些意見並不堅持，而且當時北京很少有(也許還沒有)恐龍公開展覽，所以所領導決定還是按照原樣展出。在幾年以後的整改中撤去了脊椎動物進化部分和恐龍的標本。
再以後的幾次整改，有別人負責做的，不過大多數中英文説明沿用至今。在邱佔祥當所長時的那次整改是繪圖室的侯晉封承包的，邱提出要加一段周口店遺址發現和研究的歷史。侯請我設計和蒐集資料，説明詞也是我草擬的。
1937年發掘了周口店第4地點的上部堆積物，後來經過自然的侵蝕，到20世紀60年代在殘余堆積物頂部的北側出現了一個裂口。1966年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全國許多大學生和中學生免費乘坐火車到各地“造反”(當時稱為“紅衛兵大串聯”)。1967年有幾個來到周口店的“紅衛兵”發現了這個裂口，便鑽了過去，原來它通向一個位於第4地點堆積物北側被其封堵了的不大的山洞(後被當地人稱為新洞)。1973年，古脊椎所組織人員繼續發掘第4地點的堆積物，在這個裂口以南，水準位置比其稍高處，屬於第4地點的堆積物中挖出了一顆人類上前臼齒化石(具體位置可以參看1978年出版的《古人類論文集》中顧玉珉的論文中的附圖)。繼續向下挖掘使得這個裂口逐漸擴大稱為新洞的洞口，發掘人員可以順暢地進入其北側的這個山洞，在洞底挖了一條探溝，發現此洞內的堆積物有水準層理，與第4地點在沉積過程中向北突進，經過這個山洞入口處突入洞內幾米的，上表面傾斜的一堆堆積物在物質構成和層理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不幸的是，工作人員在發表發掘報告時混淆了二者，誤將那顆出土於新洞以外，第4地點堆積物中的人牙寫成了新洞的産物。此後多年以訛傳訛，一些出版物將實際上明確出自第4地點的人牙寫成“新洞人”，連我參與主編的《中國遠古人類》也未能例外。直到90年代我才意識到這裡有問題並感到內疚，開始盡力糾正。好在這兩套堆積物現在還保留在原地，很容易區別。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70年代前半，美國希臘裔基金會代表團訪華，參觀周口店龍骨山遺址和展覽館(博物館)。古人類研究室支部書記崔憨德被派去負責接待，我被派負責講解，按照當時的規定，我只能説漢語，由中國外事部門派來的陪同人員翻譯成英語。在講解過程中，我有時發現他由於不了解有關的專業知識而翻譯錯了，便悄悄糾正他。次數多了，陪同翻譯請我直接用英語講解，我問崔憨德可不可以。他同意了，我才用英語講解和回答外賓的問題。代表團團長解諾斯(Janus)在得知中國猿人和山頂洞人的化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美國人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瞭(我聽吳汝康先生説，1954年紀念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25周年時，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拿不準在報告中怎樣説北京猿人丟失的這個重大事件，請示了周恩來總理，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定下這樣的提法)的時候，要我委託他回美國後發起懸賞尋找的活動。我當然不敢擅自答應。但是他回國後自行懸賞(50萬美元？)尋找北京猿人化石，還為此出了一本小書。後來他告知，有一個女人説願意提供線索，約定在紐約帝國大廈見面。但是在指定會面的時間她卻驚鴻一瞥，躲開了。
1975年美國古人類學代表團訪問我們所，我是古人類研究室的“連長”要用英文向他們介紹中國的古人類，我覺得一次次講我們所的英文全名太過啰嗦，便在使用所名全稱後改説簡稱IVPP。當時誰能想到由於全所同仁的學術貢獻，現在IVPP成了全球古生物學界一個響噹噹的名稱。代表團成員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榮譽教授毫厄爾(WWHowells)給我看一張照片，顯示一個長方形抽屜狀的木頭盒子，其中有一些人骨，問我是否丟失的北京猿人化石。我看其中有一根大腿骨是完整的，便告訴他北京猿人大腿骨化石沒有一根是完整的，其他骨頭從形態上看也不是北京猿人的。通過這次接待，我結識了訪問團成員中有，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美國科學院院士，考古學家美籍華人張光直。張回美國後不久寫信告訴我，他從芝加哥的報紙得知解諾斯是騙子，他以尋找北京猿人化石為藉口騙得了好心人的捐款中飽私囊，正受到起訴。
20世紀中葉，分支系統學(支序系統學)開始在古生物學研究中大行其道，70年代起也在古人類學研究中盛行起來。一個重要的成果是，否定直立人是智人的祖先。其主要根據是認為直立人具有許多獨有的而智人卻不具備的特徵，例如頭骨狹長、有粗壯的眉脊、矢狀脊、厚的骨壁、額骨在眼眶後方很狹窄、顳骨鱗部低矮、上緣近直線形、頂骨下後部有角圓枕、有枕部圓枕、枕部彎折很顯著等。我在1990年著文指出這些特徵分別存在於大荔、金牛山、許家窯、馬壩、資陽和穿洞等屬於智人的頭骨上。另一方面，和縣被歸於直立人的頭骨卻具有一般的屬於智人的性狀，我指出這些集‘直立人性狀’與‘智人性狀’於一身的鑲嵌現象可能是由於各個性狀在進化發展的不同時期中，或不同地區間進化速率不同，指示着中國的智人是由直立人進化來的”，反對將北京猿人排除出中國現代人祖先的行列。後來我對中國其他地點直立人和大荔等人類化石的研究，使我進一步認為中國各地的中更新世人類化石可能分別代表着互相之間小有差異的進化小支系，其間有基因交流，構成網狀的進化圖景，周口店的猿人代表其中的一條支系，不應排除其對現代中國人祖先的貢獻，其貢獻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和佔多大份額是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
自從將周口店第1地點的人類化石歸屬於直立人之後，一般便將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出現於媒體為這些化石起的通俗名稱，“北京人”，指代這些化石，有人以為這是比北京猿人更科學的稱謂。為了澄清這個誤解，我在多個場合説明，周口店第1地點的人類化石的科學名稱由1927年最初的Sinanthropuspek inensi s (直譯，北京中國人，不知何時開始翻譯成中國猿人北京種)，歷經Pithecanthropus pekinensis (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北京直立人)的歷史過程，説明北京猿人曾經既是學術名稱又是通俗名稱，現在仍舊可以作為通俗名稱以示與現代人有顯然的區別。而“北京人”也是通俗名稱，查查當今中外任何一件古人類學著作不可能找到與之對應的拉丁文學名。所有上述分類名稱的改變都是基於不同學者對其形態學特徵有不同的評價，沒有任何遺傳學依據。所以以為直立人和智人的關係與馬和驢的關係一樣的説法是錯誤的。古生物物種的定名依據和涵義與現生生物不同的。
1985年，美國有個考古學家賓福德(LR Binford)是當時很新派的領軍人物，他認為周口店第1地點的燒骨是洞內的小動物糞便自燃把骨頭給燒了，所以不是人燒的。他和其研究生何傳坤寫了文章，Taphonomy at a Distance:Zhoukoudian,"TheCave Home of BeijingMan"?(《遠距離看周口店的埋藏學，是“北京人的洞穴之家”嗎？》)，在美國的頂尖雜誌，Cur rentAnthropology(《當代人類學》)發表了。文章發表後，他給賈蘭坡先生寫信，想要自己來親身研究一下。1986年他就來了，看了一下周口店，又去山西走了一趟，回去以後又寫了一篇文章。因為原來那篇文章的共同作者何傳坤與他鬧翻了，就換了另外一個共同作者，是他的妻子(女朋友？)斯通(NM Stone)。這篇文章裏面承認第4層可能有人工燒火的遺跡。他的文章影響很大，但是畢竟他第二篇文章承認有人工用火，所以我們就沒有太在意了。
20世紀90年代後期，有一個以色列人衛納(S.Weiner)，到周口店待了一段時間，採了一些樣品，回去做了實驗。1998年在美國的頂尖雜誌Science(《科學》)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引起了軒然大波。共同作者還有另一個以色列人，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曾經做過人類學系主任的巴-約瑟夫(O.Bar-Yosef ),而且在同一期雜誌上還登了專門宣傳這篇論文觀點的另一篇文章，因此論文的影響很大。這篇論文主要説，作者們在周口店第1地點採的樣品雖然有燒過的骨頭，但是沒有找到灰燼或者木炭，因此骨頭不是在這裡燒的，沒有在原地燃燒的直接證據。還有一點就是沒有查出硅的聚合物。大家知道植物燒了以後會殘留植硅體。他們在洞裏採到的樣品中沒有植硅體，所以就沒有在洞裏面燒過。他們説燒骨埋在具有水準層理的細泥沙堆積中。泥沙堆積成水準的層理，什麼意思呢？他們認為這表明，燒骨是裹挾在很細的泥沙中由能量很小的水帶進來慢慢沉積下來的。因此他們就説這些燒骨雖然確實是燒骨，但不是在洞裏頭燒的，是在洞外燒了以後，由低能量的水慢慢將它帶到洞裏，再慢慢沉積下來的。在洞外面是人燒的？還是自然燒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在洞裏面沒燒。而且還説，洞裏的大部分堆積都已經挖掉了，所以不能夠確定這個地點是不是曾經有人用過火。這篇論文把以前學者們對於周口店猿人用火的研究結果都否定掉了，在國際上産生很大的影響。
我們國內專家座談了，在《人類學學報》上登了一個匯總的報道，國際上影響很有限。我覺得在那些發表的文字中好多該説的沒説到點子上，所以後來我就寫了一篇英文的文章反駁了，也投到美國的Sciences雜誌。編輯部把我的稿子給了衛納，説人家來批評你的論文了，你怎麼説？他寫了個答復，但是編輯部認為不足以否定我的觀點，便將其答辯與我的文章在1999年一同登了出來。至今沒有人發表論文質疑北京猿人用火的事跡。其實我並沒有為此做任何實驗，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實際上都是用衛納等以及過去別人論文裏發表了的資料，以比衛納等人合理的辯證思維將那些資料重新綜合一下形成我的論據，有力地駁倒他們的觀點。
但是我自己知道有一個軟肋，他1998年的論文不是講沒有植硅體嗎？這個事情我沒有辦法解釋。但是很慶幸地，他在答辯裏面沒有把這個提出來(後來我從其他渠道知道，他們當時看到了植硅體，由於量少而將其忽略掉，我這才知道，為什麼他後來在答辯裏面不提出植硅體的事，才算解開了這個謎)。不過我總惦記着要找個機會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在新世紀之初，中國安全生産科學研究院有一位鐘茂華同志找到我。他是研究火災的，所以對周口店的燒火感興趣，問我值不值得做一些研究？我鼓勵他去做，因為這個事情在我心裏一直有一個結。正好這時周口店在搞搶救性發掘，又挖出很多火燒的灰燼。我就把他介紹給負責周口店發掘的高星教授，他很支援，給鐘茂華採了好些樣，大概有10個樣吧。鐘分析之後發現每個樣品都有植硅體。他還燒了不同種類的植物，有的植物燒出來的植硅體比較多，有的燒出來植硅體比較少，不一樣的。這樣我就想，可能衛納他們採的樣，碰巧燒的是産生不多植硅體的植物。鐘茂華希望在Science上發表他的結果，但是被拒登，2014年才在《科學通報》上發表了。
總結一下前面講的那些具體內容，可以得出經驗教訓：做科學工作，第一，必須要有科學精神，要實事求是，不迷信前人的東西，敢於創新，敢於懷疑。比如説Science這類雜誌固然很權威，但是我不迷信它，我覺得我的論點有道理，那我就蒐集證據寫文章。其次要講究科學方法，要全面地看問題，要綜合地看問題，不能只看片面。比如剛才講的衛納等的論文，吳新智：我與周口店遺址015他就很片面，只抓住他做實驗得出的幾點東西，就拿來做主觀的解釋，不顧其他學者過去觀察到而且發表了的資料，路就走歪了。而我不只是用他的一些實驗資料，還用郭士倫用“裂變徑跡”方法研究出的結果，加上我自己的分析，還有裴老他們以前的報告等等，比較全面地、綜合地來看問題，這樣就與片面地看問題的方法不一樣了。説得通俗一點，就像在一棟大樓裏面搜炸藥，搜到有一間房子裏面沒有炸藥，就説全大樓都沒有炸藥，不見得。他就取那麼一點點東西，以偏概全。對山頂洞人也是這樣，要不僅看到每個頭骨的個性特徵，還要看到那些共同的特點，對個性特徵的解釋，要聯繫更廣的面。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們所組織了17個有關單位對周口店與古人類有關的問題進行了綜合研究，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書貢獻了大量的新成果，特別是關於年代的問題給出了很多數據。在這以前，我們只能根據動物群對比籠統地説第1地點的時代為大約50萬年前，70年代和8 0年代在周口店大範圍地用多種技術開展同位素測年，得到了彼此之間基本上可以相容的一系列數據，形成了我們現在所了解的周口店遺址群的年代框架，就是從50多萬年前到20多萬年前，跨度相當大的這樣一個結果，這是一個很重大的進展。這本書記錄了所有作者的姓名，我覺得應該讓人們知道這項大工程的幕後包含當時我們所的副所長劉振聲的具體組織工作。
2009年英國《自然》雜誌報道用鋁鈹(Al/Be)法測定北京周口店第1地點的年代。該文提供了所測全部10個樣品的年代數據，由於其中4個數據過分離奇(如第6層為278±51萬年前；8-9層一件石器為16 6±21萬年前，年代早得離譜；第12層為62±74萬年前；第13層為31±74萬年前，標準差比平均值分別還大或大得多，第13層的平均年代比所有其他層都晚得多)而廢棄不用。該文根據其餘6個數據計算得出77±8萬年前，認為是為第7-10層提供了最好的年代數據，但是沒有對這四個層位年代為何沒有差異做出任何解釋。其實在其所採用的6個數據中還有一個採自第7層的數據(100±23萬年前)也早得離譜，但該文沒有解釋為何不予廢棄。而該文報道第10層為75±21萬年前，如此則在上的第7層反比在下的第10層早得多，也不合常理。該文承認古地磁測定第14層上界為78萬年前，但是卻沒有對第7，8-9，10，11，12，13層這七層如此巨厚堆積物的沉積為何只用了短短幾千年，其上方的六層堆積卻用了36萬年，甚至56萬年這麼長的時間，而且沒有任何地質現象顯示出堆積速度在此洞內能有如此大的反差，做出任何解釋或説明。如果75±21萬年前的數據可信，則這些層位應為冰期堆積，但第7層有鬣狗、水牛；第8 - 9層也有鬣狗、水牛，還有豪豬；第10層也有鬣狗，如果説這些習慣於溫暖甚至炎熱環境的動物能生活於冰期環境，似乎還需要有合理的解釋。最後，這種測年技術的基本要求是所測樣品必須保證在進入第1地點被深埋之前沒有被深埋而與宇宙射線隔絕的歷史。該文之所以出現被作者廢棄的4個離奇的數據和第7層的過早數據(100±23萬年前)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之前還有過被深埋的歷史。而該文對其所採用的所有數據都沒有能提供其符合上述前提條件的證明，怎麼能斷定他們都與各個層位的實際相符？總之，在周口店用過的測年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此法也非例外。
我記得的周口店老工人有柴鳳歧、喬琪、喬德瑞和其子(或侄?)喬金芳。金芳稱喬琪為二叔，因此有些同事也隨口叫喬琪“喬二叔”。還有一位老工人宋國珍，晚年常腰痛，老用手捂着，人們就開玩笑叫他“捂腰溜”(捂着腰溜達)，諧音“五幺六”(“文化大革命”中一個反革命組織的名稱)。這些老工人為人都很實誠，工作勤勉受人尊敬。
以上是我關於周口店遺址的記憶。應口述史採訪同志的要求我就以下問題做點補充。
周口店遺址對於人類學的貢獻
研究人類體質歷史的直接證據是化石。解剖學者杜布哇(E Dubois)1891年發現爪哇猿人化石使得他和有的科學家相信人類歷史可以向前延長達到50萬年。但是當時人類學界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只有人類能製造工具，沒有工具伴存的化石不能是人。沒有發現爪哇猿人化石與石器共存，導致其能否算人存在爭議，甚至杜布哇本人後來也改變觀點，認為這些化石屬於一種巨型長臂猿。30多年後在周口店第1地點發現了大約50萬年前的，形態介於現代人和猿之間的中國猿人頭蓋骨，而且與石器共存於一個山洞裏，科學界才達成共識，確定人類歷史可達到50萬年。爪哇猿人頭骨的形態與之很接近，其屬於人類的歷史定位也就被肯定了。
但是曾經被認為屬於他的大腿骨被後來的研究否定屬於同一種人類，因此不能為5 0萬年前古人類身體的形態提供任何資訊。反之，在周口店第1地點卻發現了不少四肢骨和更多的牙齒化石，科學家才能獲得關於此時古人類身體狀況的更多知識。
到了1959年東非坦尚尼亞奧杜威峽谷(Olduvai Gorge)發現了大約170萬年前的石器，這是人類存在的間接證據。也就是説，大家同意人類的歷史應該有大約170萬年，所以周口店古人類就不能繼續坐在人類祖先的第一把交椅上了。
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周口店還保留着兩個第一。一個就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古人類遺址當中，既保存豐富的人類化石，又保存豐富的人類工具，還保存古環境的豐富證據，並且研究歷史最長的遺址中，周口店是最早的。其他的遺址如西班牙的阿塔普埃爾卡山胡瑟裂谷(Atapuerca SH)遺址的年代與北京猿人相若，人類化石豐富但是其他材料單薄得多，喬治亞的Dmanisi遺址比周口店遺址早得多，但是人化石迄今發現的還比北京猿人的少，其他遺物也比較單薄。第二個呢，周口店有人工用火的證據，是東亞人類用火的最早證據。
周口店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在今天有什麼意義呢？從大的方面講是幫助人民大眾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觀，就是他是怎麼看這個世界的。世界包括一些什麼東西呢？一個是宇宙，一個是地球，一個是生命，再一個是人類。宇宙是怎麼變化發展的?從古到今是怎麼樣的？地球是怎麼起源的？從古到今是怎麼發展變化的？地球上的山川水體和大氣是怎麼變化的？生命是怎麼起源的？多種多樣的生命形式是如何産生和演變的？另一個很重大的謎，就是人，這麼一種生物，非常奇怪，他跟萬物都不一樣，他能夠創造和發展文明，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世界。人是怎麼來的？是怎麼發展的？也需要有一個解釋。相信辯證唯物主義的人認為，世界從其本質來説是物質的，物質按照本身固有的對立統一規律運動、發展，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於存在。相信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人，有另外一套的看法。
人們要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就要辨別哪一種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必須要有證據，人們對關於這幾個起源的科學知識了解得越多就會越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古人類學就提供了證據，幫助人們相信人是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發展變化來的，而周口店諸遺址的化石構成其中重要的一些環節。
剛解放的時候，百廢待興，中央就提出學習社會發展史，是為了幫助人民大眾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要使人民大眾知道最初的人類社會是原始社會，沒有剝削，後來生産發展了才出現剝削，而最後終歸要消滅剝削，走向共産主義社會。這樣來提高人民對革命的認識。我聽老同志們説，那個時候周口店遺址是車水馬龍，就為了到周口店來看這個原始社會的重要代表—北京猿人。當時北京郊區修建的第一條柏油路就是從廣安門通往周口店的，我聽我所繪圖室沈文龍説，路兩旁的樹種就是根據他的建議採用的。不過在70年代初擴建京周公路時改種了楊樹。
這是從大的方面，哲學的層面講。
從小的方面講，就是每個人對於自己的祖先都有好奇心，想知道他們的來龍去脈。像周口店這樣一個遺址群的資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這方面的好奇心。
周口店在研究人類起源的進化中，隨着國內外其他古人類遺址發現和研究得越來越多，相對的分量不可避免會越來越輕。不過到現在為止，第1地點還保留兩個第一嘛。這兩個第一會不會逐漸淡化甚至不復存在呢？科學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你不一定要保持那麼多第一，你有你本身的價值嘛。
周口店遺址群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科普基地，也是地質學實習基地。周口店對於了解中國人類早期的形象貢獻是很大的。元謀的猿人只發現兩顆牙，但是腦袋是什麼樣？不知道。藍田只有頭蓋和下頜骨，臉長成什麼樣？不大知道。鄖縣倒是有兩個比較完整的頭骨化石，但是形象被歪曲得很嚴重。中國中更新世的人臉長什麼樣？20世紀中期只能依賴周口店的化石來推測了。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唯一的根據了，因為後來在陜西大荔、遼寧營口、江蘇南京和近年在安徽東至發現的標本都有臉的化石，所以周口店不是唯一的啦。現在已經知道那個時期中國各地區的人類有着不小的差異。當初光有周口店人類化石的時候，我們只能假設中國人的祖先是從周口店來的。但是後來有了別的化石，那就要進行比較研究了。比較了以後才可能推測和判斷，哪個是主要的來源，哪個不是，北京猿人可能在哪些特徵上對我們祖先的形成有比較大的貢獻，在哪些方面可能貢獻很小甚至沒有貢獻。研究科學都得要根據具體的證據和合理的推理才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看法。
為了讓遺址遙遠的將來能為我們獲取更豐富資訊做出更大的貢獻，我不主張在短期內再進行發掘。為什麼呢？因為科學技術是不斷發展的。現在周口店所剩餘的堆積物已經不多了，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把它挖掉的話，靠目前和近期的科學技術條件有好多資訊我們採集不到。比方説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在堆積物的表層取樣，使用好多種新的技術，就可以把年代框架做得更精確。而在當初30年代和50年代發掘的時候就不可能採集到這些資訊做出這些成果，那時沒有這些測年技術嘛。如果那時將堆積物挖空了就不可能做出現在知道的年代框架了。在20年、50 年、100年以後，科學技術能夠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很難想像。不過我堅信那個時候憑藉新的技術肯定能從堆積物中研究出靠現在的技術得不到的新資訊，但是如果堆積物已經被挖空，也就無能為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