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紙上復活四十年前的北京

《受命》 止庵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 綠茶繪

　　《受命》是止庵的第一部長篇小説，據他本人説也是最後一部。它以伍子胥復仇的現代化演繹，回到了那個天真而感傷的20世紀八十年代，通過知識青年、醫生、勞工等不同身份人物的在場、言説，對那一時期北京風物事無巨細的描寫，形成了一種眾聲喧嘩的語調，令哪怕是沒有經歷過20世紀八十年代的讀者，也能具體地感受到那個年代人們的樸實、朝氣、理想主義。

　　《受命》的主人公冰鋒是一位牙醫，他的生活單調平常，波瀾不驚，直到母親對於一段封存往事中仇人的指認，冰鋒從此踏上復仇之路。與其説是復仇，毋寧説是解惑，在解惑的過程中，冰鋒遇到志趣相投的女主人公葉生，他們參加興趣小組、逛書店、走衚同、談文學，他們的交往是20世紀八十年代“文藝熱”對普通人生活影響的一個縮影。但伴隨着交往的深入，冰鋒逐漸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秘密的攜帶者和豢養人。

　　止庵在小説中設置了兩組反差關係。一組是男主角和女主角，他們一個沉浸舊歲月、到過去找答案，一個渴望新生，向未來揮手呼喚，偏偏兩個人的命運又發生勾連，結成親密關係。另一組反差，就是緊張情節與日常敘事間的反差。止庵一改懸疑小説緊湊的寫法，採用不疾不徐的語調，在主人公對真相的追尋中，將舊京風物娓娓道來，筆記小説式的寫法令《受命》充滿日常感，昔日舊事，在他筆下如同正在發生。

　　《受命》對生活的描寫十分細緻，比如小説寫到冰鋒去百萬莊糧店買米，沒有經驗的作者，該是一筆帶過，但止庵在這一段給出了工筆式的描繪，他寫道:“（冰鋒）把糧本、米票、面票和錢遞進窗口，各買了十五斤。他來到櫃檯前，裏面的營業員用一個上大下小的木鬥從大木箱裏了米，放到磅秤上稱重。他將帶來的口袋兜住與櫃檯相連的漏斗，營業員從那裏將米倒進口袋，敲了敲漏斗。然後又去稱麵粉。冰鋒從墻上取了兩根小麻繩，分別係好袋口，提回家來。”

　　止庵曾説，“在不超出人物關係與情節的前提下，希望為我生於斯長於斯亦將終老於斯的城市，為已經改變的往昔的生活，記錄下一點什麼。”正是精準的生活細節，讓這部小説變得可靠。在歲月的淘洗與沉澱下，流年似水般的語調令小説的質地舒服、熨帖。

　　借用伍子胥、哈姆雷特與冰鋒這組對照關係，在冰鋒對伍子胥、哈姆雷特行為的思索，對是否復仇的猶豫中，止庵加入了他對復仇的思考。借助冰鋒對莎士比亞的重讀，小説也對比了哈姆雷特和伍子胥這兩個文學史上著名的復仇人物。哈姆雷特“未免想得太多，也説得太多了”，而伍子胥則“信念看似簡單，然而結實有力”。哈姆雷特更像是一位哲學家，他最大的對手是他自己，而伍子胥在復仇時從不高談闊論，他只需戰勝際遇和命運即可，而冰鋒為此感慨道：“伍子胥復仇的難度要比哈姆雷特大得多”。

　　《受命》在寫法上與張北海的《俠隱》不謀而合。《俠隱》明寫民國奇事，實寫北平風物。《受命》借傳奇故事，復活20世紀八十年代北京的氣質。《受命》對生活細節、尋常巷陌的描寫事無巨細，幾乎到了考據的地步。為了盡可能不出錯，止庵還收集了多張不同年代的北京地圖作為對照。

　　《受命》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主人公冰鋒與葉生的際會。他們因詩歌小組結緣，但葉生是仇人的女兒。如果我們看這個設定，這其實是一個俗套、獵奇的手法，為了復仇接近仇人女兒，卻與仇人女兒産生感情。在小説第二部裏，賦予小説家止庵最大的考驗，就是怎麼讓這段俗套的關係，寫得妥帖、自然，而止庵的辦法，就是從日常入手，以盡可能克制的筆觸，描寫冰鋒和葉生小心翼翼的對話。那些大膽的情慾、流動的喜歡，被壓抑在一段段曖昧朦朧的對話中。閃爍其詞的話語、無以名狀的情緒，生活中一個個發生了什麼，卻好像什麼都沒發生的時刻，在《受命》中躍然紙上。

　　以至於，當我沉浸於這個文本，其實已經不太關心具體的故事，而是被那種真實的情感、真切的人所打動。止庵的立意不僅僅是寫一部復仇故事，或者一個1984年的北京愛情故事，他是用更迂迴的方式，對20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啟蒙進行了一次總的回顧。冰鋒和葉生，就是兩個被啟蒙的人，知識的啟蒙、情感的啟蒙，更是對追尋自我意志的思想上的啟蒙。在這部小説裏，男女之間的關係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也不是男性對女性的簡單凝視，而是兩個互相尊重的人，對自我意志的捍衛與選擇。

　　以前覺得止庵是學者，讀完《受命》，確信他是一位極其了得的小説家。細膩、隱忍，強大的文本控制力，對人事的把握近於通透，難得的是寫活了20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

　　學者寫小説，容易掉書袋，但《受命》是一部彰顯知識卻不讓人厭煩的小説，對知識的運用並沒有蓋過人物，相反，作者筆下的人物細膩、柔情，又有俠隱式的意趣。小説中對男女心理的把握、對舊北京風物的熟識，宛如一部舊京風物志，令我猜測：故事、情節皆為外皮，重要的是留住那個時代的余溫。（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