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姆雷特”的北京故事

作家止庵

　　“伍姆雷特”之名的由來

　　本文題目之所以叫“伍姆雷特”的北京故事，主要是着眼於止庵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説《受命》裏，冰鋒這個人物形象的設計理念。

　　止庵是一位學者型作家，曾發誓“讀盡天下書”。棄醫從文之後，致力於張愛玲作品和周作人作品的研究推介，撰寫《周作人傳》；其閱讀領域汪洋恣肆，於古今中外的文學、歷史、藝術經典多所涉獵，並以寫書的方式記錄心得——比如記述讀書歷程的《插花地冊子》，研讀古代經典的《樗下讀莊》，研修歷史學的《神拳考》，基於美術館看畫經歷闡發審美體驗的《畫見》等。僅從涉獵範圍，已經足以令我們一窺其雄心與淹博。至於懷念母親的長篇散文《惜別》，則以平易筆調，敘寫沉痛心境，行文頗得周作人的沖淡神韻。上述種種，一旦被這位學者型作家以醫生的冷靜與縝密、詩人的熱腸與超拔，一統於小説創作，那麼，這種創作所誕生的果實，其滋味很可能是相當獨特的。

　　《受命》通篇的架構，堪稱一個“伍子胥與哈姆雷特合體”的當代北京故事——主人公是陸冰鋒，一位執着於替父報仇的孤獨英雄。在非常年代，冰鋒的父親由於同事祝國英的告密和此後種種陰差陽錯，從一個不幸落入另一個不幸，最終導致自殺。小説開篇，就是主人公從即將患上阿爾茲海默症的母親口中，聽到了仇人之名，從此開始了曲折的尋仇、報仇之路。這條路，與冰鋒在1980年代作為口腔科醫生的謀生之路、作為文學愛好者（一直構思為伍子胥寫一部詩劇）的求索之路並行交錯。他於此間結識了業餘寫作者平果、葉生，醫院護士蕓蕓等人，從而展開了一連串情、愛、性的瓜葛，而在這一系列的瓜葛之中，冰鋒、葉生、蕓蕓、平果等人的形象，也就越來越豐滿。

　　冰鋒的形象設計，既有伍子胥式的對於報父仇的執着，又有哈姆雷特式的對於報仇的猶疑——源於其精神追求（善）和生命欲求（美）的矛盾衝突。那種執着，使得主人公具有可敬的英雄氣息；那種猶疑，又使他具有可親的君子魅力。比如，冰鋒的執着源於一種執念：“歷史不能總是一筆糊塗賬，個人也要負責”；而冰鋒的猶疑，則表現在例如明知仇人之女葉生暗戀自己，卻一再壓抑衝動，提醒自己“不能佔她的便宜”，否則，復仇這件事就會變得“不乾淨”了。其實，無論是執着還是猶疑，都體現了冰鋒那種於今已經罕見的“義士”特徵——對於“義”的追尋。

　　我們知道，“義”這個字的繁體寫作“義”，從羊從我，是個會意字，《説文解字·我部》解釋為“己之威義也”，也就是“儀”（今天的“儀”字）；後來所説“仁義”的意思，本字是“宜”或者“誼”，表示合於宜，合於情誼（情之所宜）。威義（或説威儀）之“義”，從羊，羊表善美之意，可知美、善、義，都從羊，意思也相類。所以，一個“義”字，包含兩個詞，一個是後來的威儀的“儀”，一個是合宜的“義”。

　　“義”字包含的兩個意思“合宜”和“威儀”，幾乎可以説是冰鋒這個人物形象設計的濃縮詮釋——他對父親之死抱有的不平之氣，體現了對於“合宜”的追求，所謂的報仇，也就是為了伸張這個“合宜”；在那個冰鋒自以為一切安排就緒的晚上，他帶着準備好的一應工具前往祝家，無論成敗與否，我以為都是完成了那種“威儀”，是對死去的父母實現了一種承諾，也是對“平民的尊嚴”的一種強調。而“義”字從羊，羊表善美，與“利”絲毫無關，尤其是在古代，“義”和“利”，是截然對立的概念，這一點，也在冰鋒形象上體現得相當鮮明。故事發生的1984至1986年，正值改革開放之初，人心波動，票證供應行將結束，市場經濟緩緩開啟，平民百姓經過多年的精神和物質匱乏，開始排隊購買冰箱、電視，開始追求物質享受，消費主義漸漸抬頭，而冰鋒則是逆潮流而動，不停地回望過去，思索過去，一心惦記為父輩的恩仇做一個了結，此間，無論葉生的戀情多麼純潔熱烈，蕓蕓的做伴多麼溫暖體貼，甚至蕓蕓和弟弟鐵鋒以同去深圳為邀約，葉生以同去美國為表白，都不能最終動搖冰鋒的決心。

　　然而，冰鋒的決心越是堅定不移，或許越是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與哈姆雷特不同、與伍子胥相似，他的悲劇性的一個特點，是要與時間賽跑 —— 祝 國英一齣場，就是個垂垂老矣、茍延殘喘的病人，這也就註定了，冰鋒必須分秒必爭。冰鋒形象悲劇性的另一個特點，也就是使他成為無可替代的“這一個”的特質，是他與時間賽跑的同時，也與空間的劇烈變動相牴牾——這一點，在那個夜晚，冰鋒於衝動之中帶着葉生去和平裏，想要在父親辭世的破敗地下室向她傾訴一切原委的時候，卻見到了那所樓房被夷為平地之後留下的深廣黑洞。這象徵了記憶的缺失，以物理空間的變幻揭示了記憶的脆弱，進而凸顯了冰鋒要與之抗爭的那個龐然大物，有如天文概念中的黑洞一樣，既難以戰勝，又難以逾越。

　　如果説這個人物形象的設計，最初是源於某種概念或理念，運用了經典的骨架和隱約的背景，那麼，由於作者調動了自己的青春記憶和大量的研習功課，填入了日常生活的豐盈血肉，就使之變得親切、結實、飽滿；同時，又借助與兩位女主人公的互動，使人物塑造變得可信可感。

　　飄搖的離弦之箭

　　有過一定寫作經驗的讀者都知道，一部作品的好壞，往往在題目落實的瞬間，就已經註定了大半，比如《尤利西斯》，比如《狂人日記》。《受命》題目一齣，這個雙聲詞的兩個去聲，似叩門，似心跳，似重拳，以其沉重低回的音韻，給整個故事預先籠罩了某種悲劇氛圍，讓主人公背負了沉重的使命，讓故事從第一章得知仇家名字的一刻，就開啟了敘述的離弦之箭。

　　然而，這支離弦箭，在《受命》故事中，其路徑註定是飄搖的——因為兩位女主葉生和蕓蕓的出現，從兩人各自的方向發出引力，使得冰鋒的復仇，多次偏離了既定的方向，與此同時，卻也使得故事的推進峰迴路轉，並借由種種回轉，展現了1980年代北京獨特的人文與地理景觀，揭示了時代變換中的世道人情，使得小説容量更趨厚重。

　　葉生的形象設計裏面，可能埋藏着邏輯上的雙重悖論——由於身為祝國英的女兒，所以她是冰鋒所知唯一的可以近距離接觸仇人的途徑，而與此同時，與葉生之間的日久生情，又導致了冰鋒對報仇一事的遲疑徘徊；而葉生性格的極其單純和強烈征服欲，又讓冰鋒於兩性關係中表現出的遲疑，在她眼中平添了致命的自尊與自持的魅力。基於這樣的雙重悖論，葉生越是可愛，冰鋒對復仇也就越是遲疑；而他的遲疑，又進一步增加了他的魅力。寫到這裡，想起一個細節，就是小説裏不止一次通過冰鋒的視角，描寫葉生幾乎是站立在腳蹬上躍動的騎車姿勢，似乎暗示了兩人關係所可能展露的那種野性與狂飆。

　　如果説，葉生是白富美式的女神般的文藝青年，那麼蕓蕓的形象則幾乎處處與之相反，滿了市井煙火氣與務實精神；如果説，葉生對冰鋒是崇拜和順從，那麼，蕓蕓則是想要一味地控制和利用。不過，假若跳出故事情節來看這個人物的設計初衷，我覺得蕓蕓形象或許有這樣幾種作用：其一，她在冰鋒的徘徊期出現，使得“報仇”這個離弦之箭幾乎隱而不顯（實則隱匿於暗處），使得敘述的主線一下子蕩了開去，讓小説出現轉折，同時也寫出了醫院的改革層面和由此引出的蕓蕓、鐵鋒等人辭職去深圳發展，從而呈現了1980年代下海大潮的冰山一角；其二，冰鋒與葉生頻繁往來，思想交流到了相當的深度，葉生又是那樣可愛、主動，兩人之間卻幾乎沒有身體接觸，這一點，可能會使身心成熟的讀者對冰鋒産生某種誤解，那麼蕓蕓的出現，兩人之間正常的雲雨生活，使得這樣的誤解得以冰釋，從而也就對冰鋒此前此後在與葉生共處時的自我壓抑，印象更加深刻；其三，蕓蕓是蕓蕓眾生裏的弄潮兒，是一種成功型人格，他們天生就有着敏銳的嗅覺，知道自己怎樣做才能得到成功，他們是“喻於利”的，是與冰鋒恰好相反的人格類型，從反面烘托了主人公義無反顧的選擇。

　　蕓蕓走後，葉生再次出現在冰鋒的生活中，兩人以更快的速度相互靠近，甜蜜而又危險——這時候，産生了一個巨大的懸念，那就是冰鋒這個仇，究竟報了沒有？冰鋒和葉生，最後是否走到了一起？雖説是開弓沒有回頭箭，然而到了第四部的結尾，敘述在冰鋒的角度戛然而止，於是那個一直飄飛在空中的箭鏃，它就懸置在那個時間節點，好像是從文學的角度，應和了哲學家芝諾“飛矢不動”的那個命題。

　　眼睛與腦筋的體操

　　我們説，閱讀好的小説，是腦筋的體操；而閱讀學者型作家的小説，則同時也可能是眼睛的體操，因為你看到的每一個充滿畫面感的細節，都可能經過了反覆的考證掂量（比如1980年代飯館點餐的價格表，比如葉生和蕓蕓的衣着），都可能經過了精心的篩選、提煉（比如與仇人之女一起看的電影《罪行始末》，一定是當年北京影院公映的影片），或者可能還是審慎的用典——這是我在翻閱止庵《畫見》一書，看到他對巴爾蒂斯畫作《房間》《客廳》的評論時候忽然領悟到的——因為那兩幅畫中女性的姿勢，幾乎與葉生在冰鋒的科室看牙、在冰鋒的平房小屋床上看書的姿勢一模一樣，是一種準備“慷慨獻身”的姿態——充分説明作家是動用了自己幾乎全部的人生儲備，從理性到感性，從形而上到形而下，來創作小説的。

　　談到作家的人生儲備，或許就不能不提《受命》扉頁上的引言：“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莊子·人間世》”，這裡，十幾個字的引言，可以延伸的關鍵詞至少有三個：受命，飲冰，內熱。“受命”，已選作題目，前文已經詳述；“內熱”，暗示了主人公貫穿於小説中的內心焦灼；“飲冰”，則讓人猜想：究竟誰是他所“飲”的“冰”呢？葉生？蕓蕓？……同時，對於讀過《樗下讀莊》的朋友，或許還會想起止庵在書中不止一次提及的“吾喪我”，這個概念如果再與作者創作的冰鋒這個人物結合起來，其中的層層意思，值得我們回味與探究。

　　説過引言，或許還需要提一下尾聲。重讀這部小説才發現，手不釋卷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作品具有一定的推理小説色彩。這一點在尾聲部分，讀者通過鐵鋒之口，對書中主要人物於那個命運攸關的晚上之後的人生軌跡，有了一種發動眼力與腦力、完成拼圖般的一一落實的感覺，唯有那個“飛矢不動”的時間節點，是一個空白。不過，在尾聲部分，隨着鐵鋒描述三十年後冰鋒的頹唐，萬里之外葉生對於異性的恐懼，我們或多或少可以用想像的畫筆來填充，當然，這對讀者是一種考驗，也是一種挑戰。

　　説到“考驗”與“挑戰”，對於作家而言，一部小説的創作，又何嘗不是如此？閱讀《受命》之後，我在讀書筆記裏，套用《庖丁解牛》的一句寫道：“止庵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這裡，小説家止庵所面對的“牛”，應該是如何創作一部好看而又深刻的小説的玄機。面對這個玄機，作家是否達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這就是需要廣大讀者來回答的問題了。我的回答，則是一部電影之名：“自己去看”。（韓曉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