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燾晚年在京交游
- 夏承燾晚年在京交游
1975年夏承燾與友人在北京西山。左起：周篤文、張伯駒、夏承燾、任二北、潘素、蕭鐘美、蕭夫人、吳無聞、黃君坦、徐邦達、周汝昌（ 吳常雲 攝影）
詞學大家夏承燾先生（1900-1986）畢生都致力於詞學研究和詩詞創作，是現代詞學的奠基人。因其成就，夏承燾也被人稱為“一代詞宗”“詞學宗師”。近期，新星出版社修訂再版了學者沈迦編撰的《夏承燾致謝玉岑手札箋釋》，展示了青年時期的夏承燾與當時已經揚名的詩人、書畫家謝玉岑的一段交誼。
筆者在閱讀這本書籍以及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注意到，夏承燾青年時期進行了大量的文史知識積累，之後又趕上學術界轉型的重要時期。成名之後，遭遇歷史風波。其人生最後十多年，卻有大部分時間是在遠離家鄉的北京度過。而在北京的日子又成就了耄耋瞿翁的又一創作高峰期。這其中有何緣由？筆者採訪到了夏承燾夫人吳無聞之子吳常雲，結合採訪與資料，以期管窺“一代詞宗”的精神世界。
晚年進京
《夏承燾致謝玉岑手札箋釋》
1975年抵達北京的時候，夏承燾也許百感交集。畢竟此時他已75歲，耄耋之年還要背井離鄉，來到氣候與杭州迥異的北京生活，對任何人來説，都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北上，也是夏承燾和吳無聞夫婦的無奈之舉：雖然那時“文革”的“狂熱”已逐漸消散，但是夏承燾教授所在的杭州大學仍遲遲不能使他得以“解放”，好友同仁已鮮少登門探望。心情陰鬱之下，夏承燾的身體狀況日漸堪憂。為此，夫婦二人決定請假進京看病。
那一天的天氣資料現在已經不太好尋找了，但是想來悶熱的夏季應該正在京城搖蕩着，不過抵京當天下午，夏承燾的心情就好了起來，好友張伯駒的學生周篤文奉了師命前來。一方面，為夏承燾帶來了詞友張伯駒的問候；一方面，作為北京中醫藥學院教師的周篤文也為夏承燾的就醫住院事宜盡心安排，前後奔走。
在周篤文的記述之外，夏承燾夫人吳無聞之子吳常雲還補充道，當時夏承燾夫婦在杭州的老友周採泉是為數不多的常去探望夏承燾的人，他在得知了夫婦二人進京的具體日期後就告訴了周篤文，這才有了瞿翁夫婦甫一進京當天，即有人登門探望的故事。
吳常雲回憶，當時北京的文化軟環境比杭州好很多。社會生活特別是學術界的交游基本上恢復了正常，夏承燾在北京有許多詞友、故交聞訊都紛紛前來探望，一時間賓客絡繹不絕，家中氣氛頓時熱鬧起來，這與在杭州家中的氣氛形成巨大的反差。同時，作為《文匯報》北京辦事處的文藝口記者，吳無聞在北京文藝界、學術界中也建有廣泛的人脈。到京後，夏承燾夫婦二人與啟功、俞平伯、周汝昌、葉淺予、尹瘦石、劉海粟、鄧廣銘、陳貽焮、錢鍾書等文化界、學術界名人亦頻有交往。吳常雲記得，當時自己也曾隨夏吳二老赴茅以升、葉聖陶等人家拜訪。這凸顯了夏承燾在抵京之後“大受敬重與關照，也開啟了與京中詞友賡唱不息的盛況，更促成了其‘暮年詩賦動江關’的人生又一高峰”。
吳無聞女士在《夏承燾教授紀念集》中整理的《夏承燾教授學術活動年表》顯示，夏承燾從十五歲開始自作詩，至於年末便將當年詩作匯集一處，稱為“某（天干）某（地支）詩章”。縱向比照不難發現，夏承燾在1975年抵達北京之後，開始了大量的詩詞創作，其創作總數幾能佔到一生創作總數的近三分之一。
吳常雲感慨道：“父親年輕時博覽群書，在文史知識方面所積澱的功力深厚，一旦遇到什麼事件，馬上就能從自己的積累中激發出創作靈感來，因此，在京期間的廣泛會友和游歷，加上心情的豁然開朗，他的創作熱情得到了極大激發。”可以發現，在這一時期的詞作中，夏承燾發揮非常自如，典故引用堪稱信手拈來，稱得上迎來了“其人生創作的一個高峰期”。
交游及詞作
從《學術活動年表》來看，夏承燾僅在1975年的8月份，就寫作了詩詞作品十四首，核算下來，兩三日便有一首作品産出。這其中既有贈給友人的作品，如七絕詩《贈顧頡剛》《贈夏作銘》；也有與友人暢談之後，有感而寫的作品，如詩《作銘導游故宮看漢墓金縷玉衣》等；還有是受友人之托所作之作，如詞作《好事近·作銘囑題王獻唐畫幅》。在周篤文選注的《天風閣詞選》中可以看到這首《好事近·作銘囑題王獻唐畫幅》，根據注解的內容可知，夏作銘即考古學家夏鼐，此詞是受其之托，為山東日照畫家王獻唐之畫題詞所作。同時，王獻唐也長於金石考古，想來應是夏鼐的好友。而從上述的幾首作品來看，也不難看出二位夏老在當年8月的交往頗多——兩位夏姓學者其實還是老鄉。夏承燾還在夏鼐的陪伴下游覽故宮，考察文物，可謂風雅。在《好事近》一詞中有“照眼幾張紅葉，夢紫宵秋色”的説法。“紫霄”指的是浙江雁蕩山的紫霞峰，詞人在此顯然是目睹畫作和秋色，在與老友的詩酒重逢中回想起了故鄉之雁蕩山風景。
1975年9月，夏承燾作《臨江仙》（七十六年彈指揮）以此感謝諸友的照顧。在詞前小序中夏承燾寫道：“乙卯秋臥病北京，承諸友好關注殷拳，調護周至，乃得轉危為安。無聞囑寫‘五車’‘百輩’舊句為謝。”詞作這樣寫道：“七十六年彈指，三千里外吟身，高秋攜杖叩京門。山河朝絢日，燈火夜連雲。到處天風海雨，相逢鶴侶鷗群。藥煙能説意殷勤。五車身後事，百輩眼前恩。”
與此對應的是，在夏承燾抵京之後，京中詞老如張伯駒、黃君坦、吳則虞、蕭鐘美、周汝昌、徐邦達等先生，以及其他故交如鄧廣銘、陳貽焮、啟元白、鐘敬文等教授陸續前來探望。詩酒相與之樂使得夏公心情頗為愉悅，身體漸趨康復。詞成之後，張伯駒、黃君坦和周篤文等多每人平均有和詞。
這一年9月，夏承燾與友人同游東城區府學衚同西口的柴市文山祠堂，拜謁民族英雄文天祥，作《滿江紅·柴市謁文文山祠》一首。吳常雲在夏承燾先生的日記中找到了有關這首詞作的記載，這一天與夏承燾同游柴市文山祠的應該是文物鑒定專家史樹青。吳常雲記得他與夏翁有諸多交往。而夏承燾的日記中也有記載，當時在祠堂中見“一石上有數語”，經過研讀分析，夏承燾告訴史樹青，這裡可能就是文天祥寫《正氣歌》的地方。
夏承燾自己也十分看重這首詞，吳常雲説，經過整理髮現，“之後有一個多月的日記裏，都多處提到這首詞”，夏承燾還將這首詞作寄給諸多好友，大家因為這首詞而生發出的來往唱和也很多，應該説，“這是父親晚年在北京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首詞作”，詞雲：“鐵石肝腸，湯鑊畔、無降有死。怎忍見，神州故宇，縱橫敵騎。頭上昭昭星與日，歸前袞袞金和紫。表丹心一寸幾行詩，垂青史。生死際，艱難事。聽揮手，成宮徵。念陰房鬼火，曾歌正氣。欲借梅邊生祭筆，槐根重寫祠堂記。犯北風、如虎放高吟，過柴市。”詞中“念陰房鬼火，曾歌正氣”一句正呼應了夏承燾分享給史樹青的發現。
當年10月（陽曆10月5日，農曆八月三十），夏承燾同諸位老友前往西山共同舉辦雅集。根據周篤文的記載，此次秋游由張伯駒發起，參加者有張伯駒潘素夫婦、夏承燾吳無聞夫婦、鐘敬文與陳秋帆伉儷，以及蕭勞、徐邦達、周汝昌等。這些學界大咖一起游覽參觀了香山寺廟與曹雪芹故居。諸位詞人心情大好，且皆有佳作。夏承燾作《減字花木蘭·乙卯秋日北京諸詞友遨游西山》一詞：“西山爽氣，今日京華圖畫裏。喚起辛陳，倘識尊前我輩人。酒痕休浣，夢路江南天樣遠。如此溪山，容易重來別卻難。”其中“西山爽氣”“京華圖畫”的説法顯示出了作者當時的心境，而“倘識尊前我輩人”則顯出了此次雅集參與者的學養、地位之高。最後，詞人用“容易重來別卻難”收束，顯出了對於此次雅集的懷想。另外，夏承燾還為游覽曹雪芹故居作一詞，名為《浣溪沙·西山尋曹雪芹故居》。吳常雲對這兩首詞作均有印象，他説“父親的詩興一打開，就能跟古人的典故馬上結合起來”，而且“與西方哲人的話也屢有聯結，從而運用到自己的詞裏面”。
夏承燾在北京寓中，1982年 吳常雲 攝
夏承燾與吳無聞在天壇公園，1976年4月吳常雲 攝
1975年11月，夏承燾在北京見鄧恭三（歷史學家鄧廣銘，字恭三），作《玉樓春·奉懷鄧恭三教授》。夏承燾與鄧廣銘自20世紀40年代即有交情，相交幾十年。兩位老友相逢，既回憶友情，亦談學術。同樣是這一年，老友陳從周（中國著名古建築園林藝術學家、同濟大學教授）送夏承燾泰山松枝杖，勾起其遠游之興，夏承燾遂作《臨江仙·七寶樓臺彈指現》。這能説明夏承燾此時的精神狀態有了很大好轉。吳常雲説，夏承燾與陳從周一直有書信往來，陳從周還曾經多次寄來其畫作。至於拐杖一事，吳常雲則解釋説，因為在“文革”時期，夏承燾曾經兩次腦梗，所以走路不太穩，遂有好幾位好友相贈拐杖。
同樣在這一年的北京，夏承燾與氣象學泰斗竺可楨重逢，竺可楨以新著《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相贈，夏承燾作《浣溪沙·憶竺藕舫翁》回憶二人交誼，並特別用“梅花消息五千年”一句，代指竺可楨以新作相贈之誼。
1975年11月，夏承燾出行途中路過北京政協禮堂，想起十餘年前，陳毅元帥邀請自己和馬一孚、熊十力、沈尹默褚保權夫婦以及傅抱石來此赴宴。此時只有自己和褚保權還在，不免感懷，遂作《減字花木蘭·過北京政協禮堂憶十年前六客宴》詞。詞中夏承燾寫道：“東華歌吹，出手當筵千百字。”回憶起當年沈尹默席間誦贈陳毅元帥長詩的情景。更是回想起當初陳毅元帥曾經和眾人有約，“歲歲高樓，相見崑崙最上頭”。本是一派祥和氣象，孰料風雲突變，國家遭受劫難，當年的友人亦紛紛謝世，想起這段文壇傳奇，夏承燾更兼懷念友人。
時間來到了1976年，這一年算是多事之秋。1月8日，時任總理周恩來去世，夏承燾作《水龍吟·總理周公悼詞》，狀總理的崇高品德，同時描繪了百萬人民齊縞素、同悲慼的場面，正所謂：“大地江河，送公歸去，神游八表。但雲端一哂，祁連高冢，任長風掃。”周篤文評此詞“筆力千鈞，氣壯山河”。
在這一年，夏承燾的身體仍保持了較為健康的狀態，與眾位詞友有頗多交游，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幾次，包括泛舟頤和園昆明湖、與諸位友人再游柴市文天祥祠堂、與友人同游袁崇煥祠堂等，皆有詞作記錄。早春三月，夏承燾游昆明湖，引發了關於歷史的感慨，從批判高高在上的前清太后慈禧，再到想到王國維自沉之事，思接千載，悄焉動容，也令人讀來無限感懷。
1976年5月，夏承燾游龍潭湖附近的袁崇煥祠堂，作《平韻滿江紅·龍潭湖謁袁督師祠》，感懷古人。1976年，夏承燾與諸友再赴文山祠堂，再受啟迪，又作《平韻滿江紅·烈日長虹》。同年，夏承燾在北京見黃君坦，作《平韻滿江紅·贈甡翁》，從相逢的情景寫到年輕時的交誼，讓人頗有意氣風發之感。
1976年4月，清明後7日，張伯駒邀請夏承燾游大覺寺，夏翁因病未赴，故作《減字花木蘭》以報。至於5月前後，張伯駒又邀請夏承燾賞牡丹，遺憾的是夏公同樣因病未能成行，作《西江月》以酬。從這些小事確能看出夏承燾與張伯駒交誼頗深，兩人也着實有頗多唱和，堪稱佳話。
夏承燾曾與友人游校場頭條衚同，回想起朱孝臧和王鵬運（朱、王二人皆為晚清詞壇泰斗），王鵬運還曾在此處寫《庚子秋詞》。夏承燾還想到，自己生於庚子年，恰逢亂世，而如今眼下舉國氣象為之一新。又想起自己年二十之時初到北京，借住溫州會館，大歷史、小情懷交織之下，作《玉樓春·攀天夢斷諸詞老》，有豪邁之氣。需要在本文中特別指出的是，在1984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夏承燾著、吳無聞注的《天風閣詞集》以及遼海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夏承燾著、周篤文選注的《天風閣詞選》中，都提到《玉樓春·攀天夢斷諸詞老》一首為1976年所作，但是根據《夏承燾教授學術活動年表》的記載（根據《年表》後的注解可知，年表的來源是夏承燾的日記），以及《年表》中皆以夏承燾先生的虛歲記錄時間的情況，再結合《玉樓春》詞前小序中“予生於庚子……距今七十六年矣”的説法，加之吳常雲先生的確認，此作當作於1975年11月。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這首詞的主旨是懷念前輩詞人朱孝臧（號彊村）和王鵬運（號半塘），而在1975年同年，夏承燾還曾作《自度曲·過北京校場頭條衚同，懷朱彊村先生》。朱王二人算得上是作為詞人的夏承燾的前輩，感懷的主題都也與庚子年之大變化相關。歌咏的起因也都是因為路過了校場頭條衚同，可見此二首應該是左近時間所作。
避震出行
1976年7月底，國難發生，唐山大地震震感極強，波及北京。8月，夏承燾往洛陽避震，途中驚聞摯友梅冷生離世，悲情苦感涌出，作《減字花木蘭》。此前，夏承燾初到北京之時，曾夢見過兩位摯友梅冷生和吳鷺山，專門作詞《水調歌頭·雙客闖然到》記錄此夢。而今，適逢國難，又在旅途顛沛之中，在老友離世的噩耗催動之下，使得此詞深邃哀婉。
1976年8月，夏承燾來到洛陽，游龍門石窟，拜謁白居易墓，感懷杜甫、白居易，作《洞仙歌·游龍門謁白香山墓》。之後過潼關，作《虞美人·潼關道中》。過西安時，夏承燾作《浣溪沙·過大慈恩寺登大雁塔二首》，回想起自己曾於57年前在西安任教。之後，夏承燾曾在長沙居住過一段時間，期間為陳鼎忠著作《尊聞室遺集》題《西江月·題天倪翁〈尊聞室遺集〉》，回想起二人曾在無錫國專的歲月。之後見陳鼎忠長公子陳雲章。此次避震南行，即是陳雲章教授安排前後。南行途中，夏承燾居長沙三月，對以後中國韻文學會在湘潭成立大有關係。
次年，夏承燾經天津回到北京。黃君坦自邢臺歸，與周篤文同來訪，夏承燾作《臨江仙·拋卻長筇登疊閣》以記。之後的1978年，夏承燾回想起已經離世多年的同門學兄鄭振鐸，作《減字花木蘭·崢嶸頭角》一詞。這一年，京中詞友仍然與夏承燾往來不斷，夏承燾看到高客盈門的景象心生喜悅，想到自己已經年近八十，卻又迎來又一創作高峰，遂寄信摯友吳鷺山《鵲橋仙·八十自壽寄鷺山》。值得一提的是，夏承燾的夫人吳無聞正是吳鷺山的妹妹。
1978年元宵，張伯駒八十壽辰，黃君坦作《金縷曲》，夏承燾亦作步韻之詞。在這一年的2月，劉海粟以硃砂筆繪成松竹梅歲寒三友圖，往夏承燾處索題，夏承燾欣然應允，題《好事近·題海粟翁硃筆歲寒三友圖》一首。1979年4月，夏承燾與諸位詞友的大覺寺一游終於成行，友人張伯駒、任中敏、黃藥眠、鐘敬文、徐邦達、周汝昌等人皆同前往。在游覽時，引起思鄉之情：“吟人盡道江南好，江南人卻天涯老。客路看青峰，千峰曉靄中。 綠楊芳草地，伴作尋春記。同唱醉花陰，花深杯更深。”
結合夏承燾之前的很多詞作不難發現，即便在北京時心情大好，其詞作中仍然經常出現家鄉“雁蕩山 ”等相關意象。雁蕩山堪稱江浙第一峰，由此不難推斷出，夏承燾是借此意象抒發自己的思鄉之情。實際上，這確實是人之常情。
“這是肯定的。父親以前的詩詞中多有涉及雁蕩山、杭州景色的佳句。”吳常雲這樣解釋，因為夏承燾先生一生，在溫州雁蕩山、杭州西湖待的時間最長，家鄉的綺麗景色在詞人的腦海中是難以忘懷的。
結合夏承燾的詞作和吳常雲的敘述不難看出，夏承燾實際上還是希望最終能回到南方（杭州或者溫州老家）。吳常雲記得，來京的前幾年當時還要定時為夏承燾開病假條，寄回杭州大學。杭州大學仍多次來函催夏承燾返杭，但是因為北京的醫療條件等原因，家人友人一直把夏先生留在北京。
1979年夏，夏承燾與任中敏、張伯駒、黃君坦、徐邦達、周篤文赴北海觀荷花，作《玉樓春·吟人聯袂凌空下》。此次雅集還有一名為培蒂的英國留學生參與。同年，夏承燾參觀畫家劉海粟畫展，有感而發作《西江月·參觀劉海粟畫展》。1980年，夏承燾、黃君坦聯名上書中央，呼籲成立中國韻文學會，迅獲批准。
詩家非必不幸
清人趙翼有雲：“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乍看之下，這句話在夏承燾身上似乎不太應驗。實際上，用這句話概括夏承燾的晚年創作生涯也並非不可：經過了年輕時候的積累，再加上十年浩劫的壓抑與磨礪，夏承燾實際上積攢了極大的創作能量。抵達北京之後，這種能量在心情向好的驅使下得到了釋放。
同時，在京這段時期還成為了夏承燾著述出版的一個高峰，因為吳無聞在年輕時就曾師從夏承燾，且夏吳兩家早有交往淵源。在夏承燾的指導下，吳無聞為這些著述作了大量編撰和註釋的工作。所以夏承燾在這一時期，在吳無聞的助力下，陸續出版了《天風閣詩集》《天風閣詞集》《瞿髯論詞絕句》《域外詞選》《金元明清詞集》等多部著作。
“父親作為一位詞人，寫詩寫詞，靈感來了，隨手拿起一個小本子或者哪怕身邊的一張紙片，馬上就記下來。待成稿後再騰到日記上，有時一天兩首三首都常遇到。”吳常雲這樣回憶道。由此可見，對於一位有成的創作者來説，積累與激發就像是創作活動的正負兩極，二者缺一不可。（袁新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