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北京的學林碎影

“碎金文叢”第二輯

　　那是一個狂風呼號的下午，我冒着寒冷到他的住所去，與我工作家所形成對角的一個地方。他的住所是一個很寬闊的院宇，一所中西合式的房屋，配着許多小房，是很好的住處。我進門後，好像入了圖書館的書庫，全屋充滿了書櫥，使我想起了他説“我是書堆裏的人”的話。

　　85年前，也是一個冬天，一個25歲的年輕記者，敲開了一位學者的家門。此行的目的，是作為《世界日報》“學人訪問記”的專欄記者，採訪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先生。他對眼前這位歷史學家的印像是：“他説話的態度總是很謙恭的，有時是關於學術方面問題，更是自謙地談論着，而且有的問題，他也很憤慨，他的熱血並沒有因為年歲的關係而有所消退。”

　　這是“學人訪問記”系列中的一篇。這一系列訪問記，最早刊發於1935年的《世界日報》，抗戰勝利後接續出版，前後連載了400余天。這是對中國現代學術的一次深入訪談，也是對當時北京學人群體一次廣泛的社會調查。其可貴之處，是透過一位民國報人之眼，借助其生動而不避瑣細的記錄，為我們還原了那個時代頂尖學人的鮮活身影。

　　這一系列訪問記刊登之後，雖在當時頗受歡迎，但也終歸湮沒在浩瀚的舊報刊之中，靜默於館藏深處，鮮有人提及。直到85年之後的今天，經由一位名叫張雷的研究者整理錄入，以《北平學人訪問記》之名出版，才重新引起讀書人的關注。

《北平學人訪問記》位列2020年商務印書館所評“十 大 好書”之首。

　　入宅採訪

　　走近那片璀璨星空

“學人訪問記”之《文字學專家錢玄同》

　　在現代學術逐漸經典化的今天，民國學人被尊奉為“大師”的同時，也日漸隱身於各自留下的名著之後。他們天分極高，又得風氣之先，仿佛天時地利人和具備，一切皆得之自然。不過，這在某種意義上,或許是後來者的一種“成見”。我們習見了對他們的高山仰止，也耳熟於那一代人的學林傳奇，然若想深入探究他們的學問所由，可能需要借助更多資料，對他們的履跡與所處的情境做更多了解。從這個視角來看，《北平學人訪問記》提供了許多豐富而珍貴的細節。

　　“訪問記”的主體部分，是由一位名為賀逸文的記者完成的，他是《世界日報》的掌舵人成舍我的一員得力幹將。“訪問記”一共採訪了69位學者，文理兼顧，既有如顧頡剛、沈從文、馮友蘭、陳垣、錢玄同等人文學者，也有如曾昭掄、秉志、胡先骕等科學家，皆為一時之選。

　　訪談由採訪者登門拜訪，與諸位先生詳細面談。一般先從學者的身世背景、求學經歷談起，然後再切入學者的研究興趣與關注問題，最後談及未來的工作和研究計劃。由一篇訪談，呈現一位學者的林林總總與方方面面，又由這一系列訪談，勾畫出一個欣欣向榮而各美其美的學術生態。

　　關於現代學人的人生敘述，無論是其本人的自述，還是後人的評傳，其實已有不少，但這部訪問記仍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本。它由採訪者和被採訪者共同完成，因而天然帶着採訪者的視角，記錄下了許多對於學人的觀察、描述甚至是揣摩。

　　賀逸文是一位很自信的採訪者，他從不隱身於採訪之中，在訪問記的起首，往往附有一長段類似採訪手記的陳述，記錄下他為找到學人府宅在街巷中的輾轉尋覓，敲門而入後所見的院落景致，登堂入室時所見的傢具陳設，乃至墻上的照片和書架上的書籍等等細節。他常常以第一視角鋪展敘述，將所見所感仔細記錄下來，令讀者讀來如同親臨其境。譬如他筆下的“苦雨齋”是這般情致：

　　西邊屋裏挂着充滿了雨氣的“苦雨齋”橫幅，便是馳名文壇的苦雨齋。齋房共是三間，藏滿了中文、日文及西文書籍。這裡也有西式沙發桌椅，所以我想許是周氏的書房兼客廳，不過這裡的清靜幽閒，同幾凈窗明的境地，很可以使人留戀的。

　　這段帶着“原景復現”意味的文字，仿佛引領今日的讀者穿越而往，敲開塵封於時光的大門，去採訪我們欽慕已久卻未得謀面的大師。

　　賀逸文喜歡回味他對學人的第一印象，譬如，他對植物學家胡先骕的第一印像是：“他説話總是很剛強的”。胡先骕在説起自己出生那一年的情形時顯得尤其沉痛，他説自己“是在甲午年中日戰爭時生的，那年在我國歷史上是國難發端的一年”，他“隨着國家許多的滄桑到現在”。類似的描寫，雖着墨並不算多，卻在寥寥數語中，將學人性格中的複雜與鮮明，以點睛之筆道出。

　　他還很留意學者日常生活方面的細節。在後來的回憶中，他提到當時學者的月薪頗高，生活上卻多十分樸實，很少見他們的客廳裏有什麼華麗的陳設。歷史學家王桐齡家中甚至沒有安裝電燈。賀逸文問他為何不安裝電燈，他的回答是：“我和家人都是農村來的，早睡早起慣了，用不着燈。”後來才得知，他的特點正是在城市裏過着農村生活。

　　得益於這些細節與細膩感受，訪談者將這些被我們後來者奉為大師的學人，還原到一處處具體的情景中，還原為一個個性情迥異、頭角崢嶸的個體之人。我們不僅僅能在訪談的問答間領受到學者們的博識與睿智，也能感受到他們平日間的風姿、性格與生活，他們所處的環境以及他們所感受到的時代。

　　人與情景的還原為何重要呢？我想，因為這是孕育經典的前提，是激發思想的觸媒，是今日後人得以探究現代學術史的憑藉。面對璀璨星空，除了仰望與讚嘆，我們難免另懷好奇之心，希望能走近那片星海，去窺探那一束束光亮究竟何來。也正是在這種探詢的視角之下，那些原先零星細碎卻也更具個人化色彩的日記、書信、筆記、隨筆，呈現了其他書寫方式所未曾展現的獨特價值。

　　在“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基礎上，商務印書館從2013年起，陸續出版了一套五輯共30種的“碎金文叢”，正是着意於展現中國現代學術生長的語境。叢書所錄為諸名家的治學隨筆、學林散記、日記書信與口述自傳，希望借由這些靈性而深邃、言簡而雋永的吉光片羽，探尋經典的“序曲”。叢書封面上金色LOGO中的“碎金”二字取自錢鍾書先生的手稿。眾所周知，筆記是錢先生問學的一個重要載體，以窺一斑而求全豹，“碎金”即借用此意。

林紓夫婦與林璐、林璿（攝於1904年）

　　體味時代

　　大師們的隱微心曲

　　閱讀這些大師們的各種文字，常能讓人感慨於他們的學術生命與時代之間的緊密關聯。他們生逢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時代的易感者，甚至是先知者，卻也常為大時代所裹挾。時代命題的急速轉換，使得他們必須在各種文化碰撞之下，獨立尋求屬於自己的解答。這些在不同文化縫隙中的細微感受，往往深藏在他們的各種“側面”之中。

　　今日學人皆知林紓是為人稱道的古文殿軍，在“新文化運動”中，更是因為一齣錢玄同與劉半農的雙簧戲，而被群嘲為舊禮教的守衛者。然而人們又常常忘記其實他還是一位西方文學的翻譯大師，大量文學經典經由他的譯介才進入中文世界。這種看似矛盾的文化身份，也讓他的內心世界始終處於糾結纏繞之中。

　　在“碎金文叢”裏收錄了一本《林紓家書》，其中載有林紓寫給孩子們的104封家書。他在信中自白道：“吾老矣，一切看破，惟教子之心甚熱如火。”家書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載體，嵇康個性狂放，卻在《家誡》裏反覆告誡10歲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魯迅慨嘆道：“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可知有些境況下，家書或許是一把特殊的心門密鑰。

　　林紓對孩子們的教導，可謂用心頗深，尤其是對於三子林璐和四子林琮的不同教育，體現出他本人身處於中西文化之間、身處於現實理想之間的糾結。在分別寫給兩個孩子的家書中，林紓對於三子林璐的教導，更偏於現實的生計，直言要他用七成功夫學習洋文，用三成功夫學習漢文即可，這樣“將來始有啖飯之地”。而對林琮這個小兒子，他是寄予厚望的。在林紓臨終前一日，生命已近垂危之時，他用食指在林琮手上寫下：“古文萬無滅亡之理，其勿怠爾修。”——無疑，他試圖將延續古文一脈的重任託付給這個小兒子。也正因此，在林紓寫給林琮的家書中，叮囑更殷切。他為林琮寫了許多短箋，細細密密地吩咐着各種為人為文之道，還讓他裝裱成冊，以便於時時觀覽。

　　正是在這些絮絮叨叨的家書中，林紓無所掩飾地向孩子們傳授着處世之道，也時時透露出內心的憂思。他一方面秉持着傳統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卻也必須面對西潮之下洋文、電影院等諸多新事物對於孩子們的衝擊。他一方面懷抱着延續古文一脈的心願，另一方面卻也必須為孩子們未來謀生作出更現實的安排。家書中的“林琴南”，遠比被新文化人塑造成的食古不化的保守派要豐富和複雜。

　　大時代的風雲際會，饋贈給學人以極為難得與豐富的生命體驗，也賦予了他們以多維的學術視角。他們中的不少人，因身處浪潮之中，而具備了一種雙重的身份。——他們既是時代的親歷者，也是新變的觀察者，他們一面感性地體驗，一面理性地思索。他們擁有的那些充滿着新鮮氣味的現場體驗，以及由此生發出的即時思考，都是後來者所尤為珍視的。

　　在“碎金文叢”中有一部非常特別的“講義”。這本名為《林庚〈中國新文學史略〉》的小書，是林庚先生於1936年至1937年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講授新文學課程的授課講義。其特殊之處，在於它是對當時剛剛過去的新文學的“現場”總結，它簡約而完整地梳理了中國現代文學自《新青年》發端後至20世紀30年代的發展情況，討論了文學啟蒙運動、新文學獨立、文學與革命等現代文學重要議題。

　　林庚先生本身在現代文學史上便有着非常特殊的身份，他一方面是著名的現代詩人，另一方面又是古典文學的研究專家，他的“詩”與“學”可謂是一體的兩面，所以他的創作和研究裏都充滿了一種詩性的“天真氣”與“洞察力”。他在講義中的這段文字，最能體現那種情感與省察相交融的獨特文學史風格：

　　這些雖然在今日已被我們忘記，在當時卻是使新文學的風氣瀰漫於全國的每個細胞。在這樣漸漸的滋長中，混沌的呼聲變為具體的，幼稚的作品變為成熟的……那時一片文壇上的朝氣，使得每個人都感覺到新鮮的氣息，生命的活躍，如春天的河水，知其必將奔流於海了。

　　也正因此，他這份對其所親歷的文學大變革時代的記錄，為後人提供了一系列原生態的文學圖景，洋溢着彌足珍貴的新鮮氣息和元氣淋漓的現場感。

　　這部講義的出版也頗為曲折。這是林庚先生生前從未主動提及，也未出版的作品。講義的發現，得緣於十多年前潘酉堂先生在南京大學圖書館偶見《中國新文學史略》鉛印線裝本一冊。從扉頁林庚先生的墨筆題識可知，這本小冊子是林庚先生贈送給羅根澤先生的。孫玉石先生通讀這份珍貴的講義後，大為讚嘆，稱其為一部極具價值的“新文學當代史”，並鼓勵潘酉堂先生將其整理出來。於是，這本隱身於學人舊藏中的新文學見證實錄，才終於重新回到讀者的視野之中。

　　今日我們已很難揣摩林庚先生是如何看待這部講義稿的了，也難以知道他在編輯自己的詩文集時又為何沒有將其收入。或許是那些即時的感受未必成熟，或許是經歷時代更疊之後很多看法發生了轉變，皆有可能。在林先生其他傳世名篇名著的比照下，這或許只是一部簡略記錄下他對文學變革的切身感受和思考的課堂講義，可也正是這種在後世看來未必那麼深思熟慮的講述，透露出了一個青年詩人兼學者在雙重身份中的複雜體驗。

　　回應變革

　　學者們的濟世情懷

潘光旦（1937年在清華大學）

社會學家吳景超

　　面對時代激流的起伏與交鋒，學者們不甘於僅僅成為一個親歷者、記錄者，他們更願將自己的學問與抱負，主動地投注於時代。這一代學人生長於國事危急之際，也多有過海外求學的經歷，因此常懷有強烈的家國心懷。他們中的不少人，熱切地希望以一己之學改良社會、報效國家。他們是思考者，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行動者，這種對現實社會的熱切關注，反過來又為他們的學問思考另開生面。

　　在《北平學人訪問記》中有一篇關於社會學家潘光旦的訪談。訪談裏，潘先生談起他因運動不注意，而將膝骨跳壞，以致感染結核菌，最終被迫捨棄壞腿的經歷。他的朋友們覺得這必定影響他的前途，可他自己卻頗為達觀。他甚至對着採訪者開玩笑説，他在美國唸書的時候，因為被誤以為是當時歐戰受傷的戰士而受到特別的優待，普通人對他很是恭敬，在芝加哥路上行走的時候，電車也常常為他中途停駛。身體的創痛經歷，顯然並沒有影響他的問學心志，反倒更促使他自我奮發。

　　在“碎金文叢”中收錄了潘光旦先生的一本文章集，名為《逆流而上的魚》。書裏輯錄的文章大多是潘先生刊發於當時報紙刊物上的長短評，其中談到了許多今日依然困擾人們的社會問題，如青年戀愛、幼兒教育、老人贍養等。可以説，這是一位身處時代變革之際的社會學家，以實際的一個個案例，針對具體社會問題，探討着承續與新變的命題。

　　雖然這些文章發表於近百年前，討論的也是當時的社會時政，但很多文字今日讀來依然富於洞察力和穿透力，這或許就是一流學者的思想魅力。譬如，他在一篇文章裏談及當時國民政府強行廢除陰曆，不同於其他一些知識精英們高呼歡迎的支援態度，他卻對普通民眾的心理懷有一種同情與理解。他呼籲那些所謂“移風易俗”的創設與革新，要在尊重習俗與傳統的基礎上推行：“高高在上的是一班切心於改革的政治領袖，以為改革的結果一定是進步。在下的卻是一班習與性成的平民，他們的生活和生活的意義始終寄託在歷代相傳的習慣裏。”

　　報紙和雜誌對於當時學人而言，多少也算是一種“新媒體”，是他們介入社會的一種重要方式。潘光旦便熱衷於通過撰寫時評來觀察社會、參與討論，同時也砥礪其觀點。他曾在《學問與潮流》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假如我們真在一種潮流之內，我們在學問界討生活的人——應當如何對付？”尤其對於研究社會科學的學人來説，學問不可能憑空滋長，而須植根於對現實的觀察與思考。

　　同為中國社會學先驅的吳景超，也非常喜歡在報刊上發表他對於社會問題的看法與建議。如在“碎金文叢”中收錄的《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一書裏，吳景超暢談他對於農村與都市的看法。他一反前人將都市視為農村仇敵的言論，倡導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他認為在都市中興辦工業，可以解決農業人口太多的問題；發展都市交通，可以幫助農村貨物的流通；拓展都市的金融機構以至於農村，使其成為農民資金的蓄水池，存取便利合時等。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潘光旦、吳景超，還是費孝通等諸多學人，都接受過歐美名師指點，接受過系統、完整的西方學科訓練，並且在國外生活多年。潘光旦學成於哥倫比亞大學，吳景超可謂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中國傳人，費先生曾就讀於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然而也正是借助於西方學術體系的參照，他們發現了中國本土的特殊性，體味到其中複雜豐富的社會形態和自成一體的民間秩序，並不是套用西方理論便能解釋的。在此基礎之上，他們開啟了認知中國的本土化研究，為我們留下了豐碩的成果。時代給了他們開拓眼界的機遇，而他們也以所學來回饋時代的厚贈。

　　百餘年前的北京，可以説是一個群星閃耀的文化之都。這裡大學林立，名家雲集，經典薈萃，古、今，中、西的時間與空間交疊於此，元氣淋漓又風起雲湧，孕育了中國現代學術最富學養也最具個性的一代學人。

　　王汎森曾在一篇文章中嘗試回答“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的問題。他提到了營造學術環境的重要性：學問的養成，並不只是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同樣不可或缺。“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着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

　　確實，或許的確存在着天賦異稟的孤獨天才，但真正的群星璀璨還是相互輝映的結果。正是在百年前這個特殊的時間點上，他們從天南海北匯聚於北京，將外部的世事風雲融匯為內在的精神體驗，最終成為吸引我們不斷回溯的中國現代人文原點。（倪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