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京西土地上的拾荒者

　　“京西三部曲”係北京知名作家凸凹立足京西之南，向福克納、諾裏斯、懷特、羅曼·羅蘭致敬的長篇書係，三部共計百餘萬字，並於2019年先後推出了《京西之南》《京西文脈》。長篇小説《京西逸民》為北京作協重點扶持原創項目，係“京西三部曲”收官之作，於2020年9月由北京日報出版社推出。

　　站在前兩部創作得失的基礎上，凸凹在第三部《京西逸民》中有了更清醒的借鑒和把握，試圖寫得更獨特、更準確，更能呈現真實的京西，折射出變遷中的鄉土中國。這也是一部向西山永定河文化帶建設的重磅獻禮之作。

　　小説將邊緣人——拾荒者繩子引入敘述中心，塑造了中國文學畫廊中前所未有的拾荒者形象，真實描摹了農村城市化的艱難歷程，深入展現出城市化進程的情感矯正。拾荒者與拆遷辦，兩次土地騰退背後的矛盾糾葛，鄉土與都市的復調咏嘆，作者以拆遷為切入點，講述着京西的大地道德、都市寓言。

　　近日，由北京作家協會、北京日報出版社主辦的長篇小説《京西逸民》研討會於北京市文聯舉行，主要從北京文學和邊緣人書寫的角度，對《京西逸民》進行了探討。

　　京西

　　以鄉土建立大北京文學地貌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楊慶祥認為，對北京這樣一個地域來説，凸凹的寫作是非常重要的。怎樣寫北京，塑造跟它能夠對稱的文學作品或者藝術形式，也就是“北京文學”，一直以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楊慶祥在“北京文學”這個話題裏梳理出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以青年作家如徐則臣、石一楓、文珍為代表，書寫外來者在北京的生活，而另外一條線索就是老舍先生開創的，實際上是寫祖祖輩輩跟北京都有關係的人，帶有鄉土性的線索，以葉廣芩為代表。葉廣芩寫的是旗人的子弟，有世家的感覺，而凸凹筆下的故事則發生在京西小山村——史家村。

　　楊慶祥認為，史家村這樣的地域非常有象徵性意義，凸凹錨定京西、房山，通過特定空間的敘述，實際上構成了對整個北京敘述，甚至是對當代文學敘述的互補性的空間。在這個互補性的空間裏，有很多非常有特點的、可能是不被現代性相容的人物和事情，比如拾荒者繩子這樣的人物，以及他所經歷的愛情，凸凹對這個是有自覺意識的，尤其是這種愛情、這種倫理，兩者之間的衝突和互補。

　　楊慶祥關於互補性空間的觀點，源自查爾斯·泰勒的理論。泰勒認為，現代性的展開，其實是對多重空間的祛魅。在前現代有多重的互補性的空間，而在這個互補性空間裏人可以更整全地安置自己的生命。而如今我們的現代性空間正在變得單一。互補性的空間，比如狂歡節，比如京西的神秘性，這種來自生命的神秘性，才能使得我們得以安置自己的生命。這種神秘，也只有通過小説，通過藝術的方式才能表現出來。

　　楊慶祥也認為，不僅是京西，京南、京北都可以為北京文學建構新的版圖。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寫作可以跟外來者的書寫，跟徐則臣他們的書寫形成一個立體的體系，從而建立真正的大北京的文學地貌。

　　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教授王德領認為，寫北京的作品現在有很多，量很大，但好作品還是少。而且，北京文學中更多書寫的是“老北京”，也就是像葉廣芩一樣，寫皇族的北京，強調與過去的連接，更加典雅。而現在寫北京怎麼寫？王德領認為，北京現在已經是一個“讓我們日益認不出來”的城市了。從明清古色古香的城市，到新中國快速發展的城市，北京的城市性格變得十分複雜，實際上比上海更難把握。王德領舉了上海文學最近的代表作《繁花》為例，這本書被認為是書寫了“上海人的上海”，與王安憶為代表的“普通話的上海”很不一樣。王德領回憶金宇澄曾對他説：“（《繁花》）選擇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因為我這個書是上海的。”在《繁花》中，金宇澄把上海的城市性格，以非常個性化的，非常史詩化的方式勾勒了出來。

　　那麼，對於北京這個城市，怎麼把握它？確實比上海有難度。王德領認為，徐則臣、邱華棟書寫的是“外來人的北京”，葉廣芩是“皇族的北京”，王朔是“大院的北京”，此外還有“衚同北京”。這些作品的共同之處，就在於集中在北京主城區這一塊，這一部分北京的城市性格，是從老舍開始的。但北京還有另一塊，就是北京周邊的鄉村——北京範圍不停外擴，把周邊的區縣都劃到北京來。“凸凹兄在京西鄉土一直在開拓，他把北京鄉土性這一點展現出來。上海基本沒有鄉土性，北京有鄉土性一面，凸凹兄把鄉土這一塊寫出來了。其實鄉土的北京在最近這些年非常欠缺，除了凸凹之外，我想不起哪個作家孜孜不倦地用大體量的書來寫它。”王德領説道。

　　作為“京西三部曲”之一，《京西逸民》正是以對京西的描繪，填補了北京文學的一塊空白。書裏出現的如“落枕”、“害口”等表達，都是京西特有的語言，另外還有京西獨有的喪葬禮儀等，都是取材於民間的真實素材，代表了京西獨有的風貌。

　　逸民

　　神秘的日常生活與獨一無二的小人物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敬文東則認為，相比於“北京”，《京西逸民》更吸引他的，是其中所描繪的日常生活的神秘性。“表面上看，凸凹寫小説是為京西立傳，也就是巴爾扎克説的‘長篇小説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但是我讀到這部小説的時候，反而不是這個看法。”敬文東説，“日常生活，包括像繩子這樣的人物的日常生活，我們常常認為它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我們日常生活是神秘的。什麼叫神秘性？有無數個可能世界，而且這無數個可能世界中，能夠成為現實世界的每個可能世界機會均等，但是，只有一個可能世界會成為現實世界。”換言之，每個人能成為自己，都是“命中註定”，都是“天意”。繩子這個拾荒者的生命形態中的神秘性，包括他與白德臣這樣一個領導的故事，都觸碰到了日常生活當中的神秘性。敬文東認為，“這才是這部小説吸引我的東西。”

　　繩子，是《京西逸民》的神秘所在。他雖身為拾荒者，精神卻極端自由，能夠閱讀費爾巴哈、黑格爾，並將其思想付諸實踐。為什麼要塑造這麼一個特殊的邊緣人形象？北京作協理事、北京評協副主席解璽璋提出了一個疑問：“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逸民”在古代話語中應是一個特定的稱謂，以此來命名繩子這樣的人物，是否合適？

　　如何理解“逸民”這一概念？中國藝術報文藝部主任邱振剛從中國古典審美話語體系出發，追溯了“逸民”的源頭。“中國古典審美的話語體系裏面，‘逸’常是高段位的概念，提到‘逸’字，肯定是想到古代那些高人隱士，比如像莊子、李白、陶淵明、袁枚。同時這個字還意味着非主流化、非體制化。但是繩子這個人物，跟我們傳統概念裏面的高人隱士不一樣，他沒有那種仙風道骨，也沒有某種人生成就。”邱振剛認為，像李白、袁枚、陶淵明、唐伯虎這樣的人物，在詩詞、書畫方面有着非常高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來説，是這種成就支撐他的人格或者支撐着“逸”的生活方式。但是，從繩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來説，他又的確是非主流化、非體制化的——繩子經常引用黑格爾、費爾巴哈的話。在《京西文脈》裏，引用了海德格爾“人詩意地棲居”這句話。如果從繩子的思維方式來看，人詩意地棲居，這裡的“詩意”不是説生活得多麼精緻，語言、行為多麼優雅，多麼高品質，而是他知道自己生而為人，知道自己是獨立於天地萬物、獨一無二的生命，是對自我的確認，對生命意識的張揚。“從這個角度來説，這個人物恰恰是構成三部曲裏非常重要的環節，因為這麼一個非主流化、非體制化的形象，恰恰跟《京西文脈》裏面的知識分子形象、《京西之南》中鄉村幹部形象，共同組成了凸凹老師的自我的人格、他的靈魂。這三個面相，也就是説他自己的心靈世界、他自己靈魂的三個切面。”

　　邱振剛表示，繩子這個形象，以前在文學史上幾乎沒怎麼出現過。“他靠撿垃圾為生，他有一個住處之後並不太感恩，他並不把幫助自己獲得住處的白德臣太當一回事，他還從道德上毫不掩飾對白德臣的藐視，他作為拾荒者，他喜歡看哲學書、看黑格爾、看費爾巴哈。而且他能學以致用，把從哲學書裏面體會的思維方式用來解讀現實世界裏的很多問題。這麼一個形象很難解釋，因為以前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某一個群體或者某一個階層的代言人，而繩子這個形象，我看不出他背後代表着什麼，他只是他自己。”

　　那麼，到底為什麼要塑造這麼一個特殊的、獨一無二的小人物，並以“逸民”命之？凸凹表達了自己的看法：“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就是要探討我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和人性廣度，我作為一個個體的人，我到底怎麼超越我自己。我發現，在寫作過程中，我已經跟現實身份脫離了，逃逸了。‘逸民’這個詞，我取它的一個含義就是藏在民間的、非主流人群裏面的高人和能人，甚至還有怪人。另外還有一種動作上的含義，就是從主流裏邊逐漸逃離、疏離。”

　　實際上，繩子這個人物的原型，就來源於凸凹的生活之中，就出現在他所居住的小區。“這個人依然在我們小區活躍着，每天意氣風發地撿廢品，身姿挺拔，步履矯健。”凸凹説道。（白杏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