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一日》出版始末

2020年是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

　　64年前的1956年10月，一部名叫《志願軍一日》的圖書出版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一時間洛陽紙貴，一書難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學大師或親自作序或撰寫評論文章，在中國文壇傳為美談，成為軍事文學史上的佳話。

　　《志願軍一日》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驚心動魄的戰鬥故事，鮮活的戰場細節，70年來一直是我國小説、戲劇、影視等各類文藝創作借鑒的素材，影響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那麼，這部最早的抗美援朝戰爭回憶錄當年是如何出版的呢？

　　10萬來稿

　　如果把那些落選的稿件計算一下，應徵稿件最保守的估計也應該有10萬餘篇。

　　抗美援朝戰爭中，祖國人民先後三次派出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慰問在前線作戰的志願軍。時任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的陳沂三次擔任副總團長，主持慰問團的日常工作和具體事務。

　　就是在第三次赴朝慰問的過程中，陳沂在前線看到志願軍戰士自編自導自演的文藝節目後，萌發了發起“志願軍一日”群眾性創作運動的想法。陳沂在《一個成功的群眾性的創作運動》一文中寫道：

　　從他們口中，知道千千萬萬的志願軍戰士都有寫作的慾望，都願把他們的戰鬥和生活寫出來。他們説：“太豐富了，太感人了，不寫出來就不安，好像欠了債。”

　　陳沂在朝鮮前線發起的倡議，得到了志願軍政治部（以下簡稱“志政”）領導的贊同和總政治部領導的批准，隨即指示“志政”部署這項工作。1953年12月10日，“志政”作出了《為號召全軍撰寫〈志願軍一日〉的決定》，向參戰部隊的廣大指戰員發出了徵文的號召。

　　《志願軍一日》之所以採用“一日”做題目，是沿用早年茅盾先生主編《中國的一日》的先例，但當時《中國的一日》徵文取材限定於特定的某一天，通過全國各地的作者從各個側面反映當時中國社會面貌。這種要求顯然不適宜“志願軍一日”徵文，因為朝鮮戰場上的戰役、戰鬥往往持續多日。經過在朝鮮戰場前線的調查研究，《解放軍文藝》編輯部行政組長劉亮認為“編委會”應該明確解釋此次徵文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由志願軍廣大官兵現身説法地記述此次戰爭取勝的全過程，寫作取材不必拘泥於“一日”。

　　正像在以往的作戰日子裏一樣，《志願軍一日》徵稿工作在志願軍全軍都動員起來了，參加寫作的人眾多，從司令員到士兵，不論哪一級幹部，不論前方後方，從朝鮮到國內，從軍隊到地方，到處都有寫稿應徵的熱情的作者。可以説，是一個成功的群眾創作運動。從1953年12月開始到1954年12月截止，編輯部共收到稿件13615篇，合計約2040萬字。

　　其實，來稿13615篇這個數字，還只是志願軍各單位在經過編審、挑選之後上交到編輯部的稿件數量，大量的稿件在各部隊政治機關逐級審閱選拔時落選了，沒有送到編輯部來。如果把那些落選的稿件計算一下，應徵稿件最保守的估計也應該有10萬餘篇。

　　隱姓埋名蓮花池

　　按現今通行的“規則”，一部圖書出版時，編輯成員的名單都應該在書的扉頁或勒口上印出，可那時沒有這樣的先例，也沒有人計較這些，以致編輯的姓名並未刊載於《志願軍一日》這部紅色經典之中，隱姓埋名數十年。

　　1955年1月3日，總政文化部召開了《志願軍一日》編輯委員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總政文化部領導確定由劉亮負責主持將來編輯部的全面工作，副主編工作則由“志政”徵稿組的申述回國擔任。

　　1955年的春節是1月24日。春節剛過，各部隊派來參加編輯工作的幹部陸續抵京，到廣安門外六里橋北蓮花池畔的“營房”報到。蓮花池是傳説中北京市的發源地，它原為金中都外的湖泊和沼澤地帶。其實，所謂“營房”只是一座早已停産的名為“新華磚廠”的廠房，包括工廠大院的幾列平房和院外一座三合小院。當時，總政文化部新成立的文藝創作室已集中在小院裏。

　　《志願軍一日》編輯部人員在蓮花池駐地合影。

　　1955年2月1日，《志願軍一日》編輯部正式進駐蓮花池。編輯部初建時，各參戰部隊派來的幹部曾達35名之多，沒過多久有些人回了部隊。3月，在總政文化部主持下正式組成了臨時編輯部，參加編輯工作的幹部共27人，除主編劉亮和副主編申述外，還有25名編輯人員來自志願軍各部隊。他們分別是：甘耀稷(12軍)、曹鵬(15軍)、黃浚(16軍)、吳早文(20軍)、洪爐(23軍)、王沄(26軍)、王凱風(27軍)、劉朝榮(38軍)、李鍵羽(39軍)、渠川(40軍)、侯康莊(42軍)、張佔春（46軍)、朱德澤(47軍)、凌行正(54軍)、佘清超(60軍)、張伯炎(63軍)、孫衝(64軍)、楊善元(65軍)、韓潮(66軍)、紀雲(67軍)、黃興華(68軍)、張灼(志政)、周志勳（志後)、王欽(炮兵)、梁青（鐵道兵)。按現今通行的“規則”，一部圖書出版時，編輯成員的名單都應該在書的扉頁或勒口上印出，可那時沒有這樣的先例，也沒有人計較這些，以致編輯的姓名並未刊載於《志願軍一日》這部紅色經典之中，他們隱姓埋名數十年，付出的勞績至今仍然鮮為人知。

　　參與《志願軍一日》編輯工作的凌行正，在20世紀80年代曾擔任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社長。90高齡的他對這段編輯歲月依然記憶猶新，他告訴筆者：“我於1955年2月12日由朝鮮東海岸駐地蓮花洞扛着自己的行李卷和挎包出發，先坐汽車到屯田火車站，上志願軍專列回祖國。過鴨綠江後，於16日趕到北京。《志願軍一日》編輯部設在北京廣安門外六里橋蓮花池。真有意思，從朝鮮的蓮花洞到北京的蓮花池，難道我與蓮花有緣？這裡原是一個廢棄的制磚廠，被部隊用來作為花房苗圃。蓮花池邊有幾排平房，編輯部辦公、住宿都在這幾排平房裏。附近是八一電影製片廠。有一段時間，我們吃飯、洗澡都到八一廠裏面去。編輯部下設四個組，我被分在第四組工作。第一階段進行學習，首先學鄧華司令員的報告《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三年來的勝利》，使我們對抗美援朝戰爭有了個全面了解，從而提高思想水準和概括能力。接着，進行編輯業務學習，由主編劉亮講編輯方針、編輯方法、工作任務和流程。在選稿上，他強調三點：一是在題材內容上，必須是從志願軍入朝作戰開始，到停戰前後為止，在朝鮮戰場上發生的事情；二是作品的材料，必須是作者親身經歷和親身感受，是自己做的、看到的、聽到的；三是可不限於在一天中發生的事情。”

　　為了配合業務學習，編輯部給每個編輯發了一本蘇聯的《衝擊柏林》，學習領會其編輯方法。學習階段結束後，即進入第二階段，對稿件的選拔和編輯工作。那時，他們很年輕，大都二十多歲，年齡最大的也不超出三十。雖然編輯工作繁重，又是生手，但工作熱情很高，幹得紅紅火火，常常受到陳沂部長的表揚。

　　《志願軍一日》的編輯工作相當認真仔細，儘管當時並沒有“三審”制度，但每一篇稿件都經過三個編輯看過之後才決定它的取捨。編輯選稿時對每一點可用的題材都給予應有的珍視，儘量修改編用。全書初選編定稿件597篇，合計110萬字，佔全部來稿總數的4.5%。在編用的稿件作者中，戰士306人；營以下幹部213人；團以上幹部計64人（其中師以上12人）。另外，在編用稿的作者中，英雄、模範和功臣共計183人（其中功臣142人，佔24.9%；英模41人，佔0.69%），佔全書作者的26%。

　　應該説，這些作者所反映的鬥爭生活和思想情緒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實際上，《志願軍一日》最後出版時共計收入徵文作品426篇，比初選稿少了171篇。不過，書中有《跨過鴨綠江》《和平萬歲》等40篇文章是經過編輯的同題文章，實際共收入555人的作品。《志願軍一日》還收入美術、攝影等插圖20幅，其中有何孔德、董希文、羅工柳、高虹等畫家的油畫、水粉畫、素描作品9幅。

　　人間最美好的感情

　　因為有過兩次到朝鮮慰問的經歷，創作過《團圓》《我們會見了彭司令員》的巴金，對《志願軍一日》的評論就更有發言權，字裏行間對抗美援朝戰爭、戰場和戰鬥中的志願軍將士有着一份特別的敬意和別樣的感情。這種感情，在巴金看來，就是人間最美好的感情。

　　1956年10月25日，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6周年紀念日之際，《志願軍一日》正式出版。因為紙張供應限制，人民文學出版社原來計劃初版只印行6萬部，但總政文化部認為這個數字和讀者、首先是部隊讀者的需求量相距甚遠，後經向國家出版總署提出了加印申請後，又多撥了數千令紙張，出版社得以增加出版印數，即平裝本6萬部、紙面精裝本3萬部、布面精裝本1萬部，共計10萬部。

　　1956年6月22日，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和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主席的郭沫若，在審閱了編輯部送呈的《志願軍一日》初選稿後，深為感動，當即提筆為之作序。

　　1956年7月10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郭沫若的《序〈志願軍一日〉》。《解放軍文藝》在同年第8期也全文發表了這篇序言。與此同時，遵照胡喬木的建議，陳沂指示劉亮從《志願軍一日》中挑選若干篇精彩文章，供《人民日報》發表。1956年7月11日和12日，《人民日報》專門開闢了“志願軍一日”專欄，先後發表了副團長黃浩的《范弗利特的“壓軸戲”》、文化教員龍章樹的《尼龍避彈衣》和一級英雄、副排長楊育才的《直搗白虎團團部》三篇文章。

　　在邀請郭沫若作序的同時，陳沂還邀請茅盾、巴金兩位文學大師為《志願軍一日》撰寫了評論文章。

　　茅盾為《志願軍一日》撰寫的評論手稿。

　　茅盾在文中説：

　　正因為是“志願軍英雄自己的聲音——樸素而真實的聲音”，所以，這部書在“自述”這一散文形式的總的體裁相同之外，大多數文章依然有它獨自的風格。舉例來説：高級將領們所寫的鳥瞰一次戰役的全局文章，簡勁而生動，讀之有如身臨朝鮮高空，目睹大軍團如何分進合擊。這是一種風格。連長、排長、班長和戰士們所寫的那些攻堅肉搏，或者出奇突擊，或者深入敵區偵察等等文章，顯然又是一種風格，這把我們帶到了戰壕，帶到了坑道，似乎可以感覺到戰士們的呼吸。

　　巴金為《志願軍一日》撰寫的評論手稿。

　　巴金的評論是從上海寄來的，藍色鋼筆手書在綠色的方格子稿紙上，共四頁。這份手稿不是謄清稿，先生邊寫邊改的痕跡原封不動，圈圈點點一覽無余，但整個文章是一氣呵成，更見大師寫作此文時的思路變化，感受到他的脈動和心跳。因為有過兩次到朝鮮慰問的經歷，創作過《團圓》《我們會見了彭司令員》的巴金，對《志願軍一日》的評論就更有發言權，字裏行間對抗美援朝戰爭、戰場和戰鬥中的志願軍將士有着一份特別的敬意和別樣的感情。這種感情，在巴金看來，就是人間最美好的感情。或許正因為如此，巴金先生才把他的這篇評論的標題確定為“人間最美好的感情”。他説：

　　執筆的人都是參加實際鬥爭的指戰員，他們寫那些給他們印象最深的事情，從副司令員楊得志到戰士朱友恒，每個人都寫得那麼樸素，那麼誠懇，那麼真實，沒有絲毫的誇張，而且不帶一點文藝腔，卻又那麼動人。每個人的敘述都證明一件事實：他曾經為他寫的每一句話付出過很高的代價。就拿指揮部隊“突破臨津江”的楊得志同志來説，他為着組織這個戰鬥花費了多少心血，他當時是以全力從事的。他知道自己要是稍微有一點疏忽，就會引起不必要的傷亡，甚或不能完成任務。打仗不比寫文章，錯了就沒法改正。再拿萬福來連長來説，他的關於黃繼光烈士的報告不知道感動了多少人！他的文章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敘述。但是先有了通訊員黃繼光用身子堵槍眼的英雄事跡，才有萬福來連長的激動人心的文章，而且萬福來同志本人在戰鬥中也多多少少貢獻了自己的鮮血。“連中三元”的戰士朱友恒同志不管自己胸前一大片血跡，咬緊牙衝出工事，用火箭筒打壞了敵人的裝甲車。可以説，他的文章是用自己的血寫成的。他不是在敘述別人的故事。他是抱着必死必勝的決心在參加戰鬥，所以他的筆下的每個字都有很大的重量……

　　未能採用的題字

　　然而，年近八旬的老人苦苦盼望了四五十年，希望彌補的歷史遺憾，依然未能實現。從志願軍的副司令員到普通的戰士、炊事員，《志願軍一日》的作者共計500餘人，可就是缺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的文章。《志願軍一日》不能沒有彭老總的文章，這一點對主編劉亮來説，在徵文之初不是沒有想到。

　　彭德懷元帥為《志願軍一日》題寫的書名。

　　在朝鮮“志政”時，劉亮曾徑自找到志願軍司令部駐地一座銅礦的山洞裏面，請楊得志副司令員寫篇應徵文章。當時彭德懷已經回國，他就打算回國後直接向彭老總約稿。回到北京，劉亮以編委會的名義向彭老總發出了約稿的請示，果不其然，被回絕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彭老總答應題寫《志願軍一日》書名，而且一口氣寫了兩幅，任編輯部選用。一幅寫在普通的方格稿紙的背面，淡綠色格子的正面還有一行豎排的鋼筆字：“加強我們的文學戰線”，也是彭老總的墨寶。另一幅寫在厚一些的類似宣紙的白紙上。這兩幅字筆力遒勁飛揚，透出大軍統帥的氣度。兩幅字的大小、墨色相同，顯然是在同一時間內寫成的。

　　劉亮生前曾回憶説：“這兩幅題字，雖未落名款，但的的確確是曾經指揮部隊把用現代化裝備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軍打得丟盔棄甲連連潰敗、最後不得不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名揚寰宇的彭德懷元帥的真跡。現在已經記不清是在哪個環節上耽誤了，編輯部收到題字時，書已付印，沒能用上。這實在又是一大憾事。”

　　的確，1956年出版的《志願軍一日》並沒有刊用彭德懷題寫的書名，留下了極大的遺憾。1958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了《志願軍一日》，不知何故，彭德懷題寫的書名依然沒有刊用。劉亮説：“這兩幅題字以及茅盾、巴金評介文章的手稿等一直由我保存。在特殊年代裏，被打為‘右派’的我也曾幾次被搜查抄家，但我一直冒着風險苦苦地珍藏着這些珍貴的手跡，其間曲折不堪回首……”

　　2000年，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50周年之際，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再版了《志願軍一日》。遺憾的是，當時的編輯人員對《志願軍一日》當年組稿、編輯和出版的這些歷史往事並不知情，使得彭德懷題寫的書名仍未能刊用，再次留下了歷史的遺憾。當劉亮獲悉自己曾經工作的解放軍文藝社終於再版了《志願軍一日》，不禁感慨萬千，撰寫了《回望〈志願軍一日〉成書歷程》，向人們講述了《志願軍一日》編輯出版的歷史。然而，年近八旬的老人苦苦盼望了四五十年，希望彌補的歷史遺憾，依然未能實現。

　　2020年，《志願軍一日》即將由解放軍出版社再版。作為解放軍文藝社的後來人，作為新時代的軍事出版人，在紀念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之際，我們希望通過《志願軍一日》的再版，還原歷史，致敬英雄，彌補前輩歷經血與火、生與死、榮與辱的人生留下的遺憾，以寄託無盡的緬懷之情，向最可愛的人致敬！（丁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