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年恭親王府阿哥溥儒編寫的《白帶山誌》中，就記錄了“隋石經,開皇中釋靜琬鑿石刻經,僅成大涅槃而卒”，隋朝的時候，靜琬大師就在白帶山上刻經，這座山也因此改名叫“石經山”，修建雲居寺。而在靜琬之後，刻經人前赴後繼，為雲居寺留下了近兩萬塊石經。然而後人僅僅在石板上日復一日的鑿刻經文嗎？
近年來有不少的學者都在研究雲居寺的石經，而正在編寫中的《雲居寺志》中，修志者就把最新的研究成果都一一記錄了，其中有一條對史學界很有價值：“房山石經的特點之一是在經文後刻大量題記”。
給您舉個例子，這是唐幽州節度使劉濟，就是2013年在房山被考古發現的那位，他在雲居寺刻經篇尾的題記，上面筆墨詳盡的記錄着“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劉濟。”按照史書上的記載，劉濟只是幽州節度使，而顯然題記裏記錄了他更加複雜的身份。
其實在唐代的時候，靜琬鑿刻的石經中，是沒有題記的，而從唐代開始，越來越多的人熱衷於寫題記。
《雲居寺志》中記錄了：“捐刻者把自己的籍貫和所在地鐫人題記，而且大都比較詳細，甚至包括州郡府縣城鎮鄉村街道等......石經題記中還刻有不少歷代中央和地方文武官吏的職稱和官銜。”
這些題記在當年，是捐刻石經的人彰顯自我身份的“到此一游”，而如今看來，這些題記和史書一對照，把不少千古謎題都給揭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