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然字銓侯，號陶庵，是明末清初造園家張漣的次子，暢春園的疊石就是出自其手。張然在北京供奉內廷28年的江南造園家，在暢春園修建之前，康熙帝曾任命張然為西苑瀛臺、玉泉山靜明園堆疊假山。
張然生在明代，具體生在哪一年尚無考。經考證，張然卒於康熙二十八年(1699)，供奉內廷三十餘年。他的造園疊山活動很可能是全在入清以後，至少絕大部分是在入清以後，張然算是清初的著名造園疊山藝術家。
張然少時學畫，他的繪畫作品“四方爭以金幣來購”。他的造型藝術才能在成年之後主要用於造園，他不只是會經營石作，園林中的花木配置、池沼梳理和廳堂建築都經他指畫，即成奇趣。
陸燕喆《張陶庵傳》説，張漣父子早年修建一座宅園時，“南垣治其高而大者，陶庵治其卑而小者”，密切配合，分工協作。張漣後來更賴張然侍奉杖履，阮葵生《茶余客話》引某人嘲張漣父子詩，有“荷杖有兒扶薄醉”之語。
張漣去世之後，張然仍繼續服務於內務府，並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辭職南歸，人稱“山石張”、“山子張”。顧圖河在《雄雉齋選集》中寫道：“雲間張銓侯工於疊石，暢春園假山皆出其手”，講出了歷史的真相。
曹汛先生《張南垣生卒年考》中所引用王士禎《居易錄》、《茶余客説》、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吳長元《宸垣識略》、戴名世《張翁家傳》等文獻都有關於張然佈置暢春園的記述。戴名世所撰《張翁家傳》全文引錄如下：“張翁諱某，字某，江南華亭人，遷嘉興。君性好佳山水，每遇名勝，輒徘徊不忍去。少時學畫，為倪雲林、黃子久筆法，四方爭以金幣來購。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樹，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即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岩谷。諸公貴人皆延翁為上客，東南各園大抵多翁所構也。常熟錢尚書，太倉吳司業，與翁為布衣交。易翁好詼諧，常嘲笑兩人，兩人弗為怪。益都馮相國構萬柳堂於京師，遣使迎翁至為經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臺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歸，欲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
曹汛先生認為，上文“張翁”指的就是張然，且為馮溥經畫萬柳堂及參予瀛臺、暢春苑之役者，均為張然。康熙長時間依靠張然在京掇山疊石，而暢春園是張然一生當中最後一個園林之作：“(暢春園)事竣，(張然)復告歸，卒於家。”
“山子張”造園疊山的藝術手法和特點
山子張是清初京城對江南松江園林師張漣(南垣)，子張然、張熊，以及孫張淑三代人的稱呼。康熙初年，張漣、張然父子入京供奉內廷修造園林，“北都則南海之瀛臺、玉泉之靜明園、西郊之暢春園、王學士之怡園，馮益都之萬柳堂，皆出南垣父子之手”。張漣去世以後，張然又襲職達數十年之久。“世業百餘年未替”。
第一，張然正與乃父一樣，也是一個畫家。許多地方誌和畫史材料都記載張 然“工詩畫”，和乃父一樣，張然也是工山水兼善寫人象。一個山水畫家兼造園疊山匠師，每當建造一座山水園和其中的假山時，雖然“經營粉本”，“高下濃淡”，自有丘壑在胸，雲煙滿袖，可也常常要畫出圖稿。張南垣為嘉興朱茂時疊放鶴洲山石，曾畫有《墨石圖》，張然為馮溥營構萬柳堂，畫有《亦園山水圖》，都是很好的例證。
第二，康熙二十四年《嘉興縣誌》卷七《張南垣傳》謂：“舊以高架疊綴為工，不喜見土，漣一變舊模，穿深復上，因形佈置，土石相間，頗得真趣。”張然疊山也正是繼承了這一特點，前引馮溥有一首詩題日：“萬柳堂前新築一土山，下開池數畝，曲徑透迄，小橋橫帶……”，又一首詩題曰：“山巔安放小石數塊，歷落可觀……”，這就是張然為馮溥新構的萬柳堂假山的形象寫照。土石相間，土中戴石，曲徑透逸，頗得真趣，這是張氏父子疊假山的最重要特徵之一。
第三，張南垣曾經深有感觸地説：“今之為假山，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峰，據盆盎之智以籠岳讀，使入之者如入鼠穴、蟻蛙，氣象愛促，此 皆不通於畫之故也。”張南垣疊假山，不主張那種縮小比例、喪失了真實的尺度感，如盆景式的所謂“小中見大”，而主張堆疊出一些山林小景，“平岡小阪”、“陵阜破陀”，好像把真山大壑的一個山腳角落，截取到園中，使自己的園林“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為吾有也”。張然疊山也是這個路數。
萬柳堂的山水風景給人的感受原來是這樣。這種“穿霞小徑”、“十丈朱欄”，這種“崖懸木抄”、“松倚雲根”，正仿佛是截取來的真山大壑之一角,不必面面俱到，所謂“莫到最深限”，正是説如此反覺意境無窮也。
第四，吳偉業撰《張南垣傳》，記南垣堆疊假山的又一特點日，“而漣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尺之內，尋丈之何，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荊關老筆，對峙平城，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巔將數石，盤亙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群。所謂他人為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用這一段記載，來對照一下馮溥那首《山巔安放小石數塊，歷落可觀，並紀以詩》，是饒有興味的。
張漣、張然與暢春園
張漣以垂老之年，參與了暢春園的修建工程。戴名世寫道：“暢春園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事竣復告歸，卒於家。”這則記載説明，張漣參加了暢春園修建的全過程，一直到事竣完工才告老還鄉。但建園時他已九十多歲，年老體衰，行動不便，皇帝特賜肩輿，准許他乘轎出入禦園。這也足見玄燁對張漣的重視，對他疊石造園的高超藝術的賞識和推崇。
其實，張漣只是出些主意，遇事點撥，施工建設全由他的次子、著名造園藝術家張然親自動手。
暢春園修建時，張然也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在社會上很有名望和地位，康熙皇帝也十分敬佩他，特“賜肩輿出入”暢春園工地。葉洮雖為暢春園修建工程的掌案，但他應該尊重張然的意見。張然素以掇山疊石著稱，可是按他的造園修養、才幹和地位，不可能只是對疊石感興趣，暢春園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應該有他的經營理念。也許由於他的年歲過大，體力有限，每次來暢春園都乘車出入，康熙沒有聘他為暢春園修建工程的掌案。所以簡單以其疊石之事就斷定張然只是個石匠，顯然沒有看到張然是一名傑出的造園家的事實。其實，張然每每“以年老賜肩輿出入”暢春園工地時，“人皆榮之”。葉洮儘管身為暢春園工程之掌案，繪製了暢春園的設計圖紙，但他更多的應該是一名職業山水畫家。在造園領域，當時的葉洮恐怕尚不能與張然相提並論。
可以相信，康熙在暢春園的造園思想得以充分實現，有賴於張然的參與，他在領會康熙造園原則方面應該高於掌案葉洮。張然絕不是明代記成《園冶》裏所定義的疊石“匠人”，康熙當然明瞭此人，所以“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把張然當作僅次於自己的暢春園的“能主之人”。
根據《居易錄》和《南山集》的記載，可知張然在北京曾主持了南海瀛臺、玉泉山靜明園和暢春園等皇家苑囿的建造，並曾為馮溥建造了萬柳堂，為王熙建造了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