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jpg.jpg
原標題:南新倉:全國僅存的9座皇家倉厫
在現代街區包夾下的南新倉
南新倉屹立着郭守敬塑像
已變身休閒娛樂場所的倉厫
不讀懂倉廒,就讀不懂中國的古代社會——封建王朝。
那一棟棟表情木訥、沉默寡語的高脊瓦房,折射着一種制度、一個時代以致一個帝國的輝煌與黯淡。它們與紫禁城同齡,京杭大運河的嫡親,元、明、清三朝600年皇族的生命所繫。如今,儘管已經廢棄百年,人們仍然像護衛故宮一樣護衛着它的尊嚴,在無數座玻璃摩天大廈中守護歷史記憶。
這就是北京市東城區東四十條22號南新倉,全國僅存的9座皇家倉厫。
南新倉是大運河的驕子
倉廒之廒,古代儲糧庫房之謂也。從元代起,南新倉就貴為皇家秫米儲藏之地。在全國密如星宿的倉廒中,它神聖不可觸動。其實,皇帝比百姓更為脆弱,沒有秫米支撐,權力和威嚴就會變得不堪一擊。
數百年來,南新倉周邊簇擁着一大片糧倉群落:北側有海運倉、北新倉;中部有舊太倉、興平倉和富新倉;南側有祿米倉。它們為什麼統統聚集在朝陽門下呢?不僅因為這裡地勢居高,通風良好,倉儲的糧食不易霉變,也不僅因為它們緊依護城河,有着舟楫之便,更重要的是東行40里,就是京杭大運河通州碼頭。南來的漕糧登陸後可以直抵南新倉,而紫禁城與南新倉也不過是一箭之遙。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令朝陽門成為京城唯一的“運糧門”。
西元1293年,元代著名水利專家郭守敬,主持開鑿了從元大都到通州的運河——通惠河,使南來的漕糧經駁船能夠直達積水潭碼頭。需要入倉的糧食則可從東便門的大通橋轉入東護城河,或是陸路運至朝陽門各倉廒。
以前供應京師的糧倉多建在通州,通惠河開浚後,城裏陸續建起了一批以南新倉為代表的大型糧倉。上個世紀50年代,雍和宮西側意外出土了元代“京畿都漕運使王德常去思碑”,令考古界興奮不已。這位漕運史官的碑上刻有如下文字:“至正十五年京師有54倉,儲糧達百萬石。”這無疑是那個時代漕糧運儲狀況最可靠的佐證。
漕糧多寡是朝代興衰最敏銳的水銀柱。明永樂時期,北運的漕糧每年達到400萬石,是元代的數倍。朱棣一方面大肆修船建倉,一方面在今東城區裱褙衚同設立總督倉場公署,統籌漕運倉儲大業。南新倉就是於永樂七年(1409年),在元代北太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之後朱棣還在北京設立軍衛,專司守衛倉儲皇糧。南新倉升帳為中心倉,管轄8個衛倉。
清代,通惠河在康熙時期最為興盛。康熙帝曾把三藩、河務、漕運當作統攝天下的三件大事,“書而懸之宮柱之上”。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疏浚通惠河,航運能力大增。千古名畫《潞河督運圖》,真實再現了當時通州段的繁榮景況,形如《清明上河圖》轉世。次年,為了使漕糧自大通橋水運至東直門、朝陽門一帶京師諸倉,又復浚護城河。諸位皇帝大人為了京城血脈暢達,也算是沒少燒腦啊。
身為皇家御用,南新倉更是頻頻變臉。史載:南新倉在清朝初期有廒46座;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添建5座,五十五年(1716年)添建5座;雍正元年(1723年)添建9座;乾隆元年(1736年)添建1座,到宣統年間又增建到76廒。南新倉的迅速膨脹,既彰顯了大運河造福社會的偉業豐功,也無情地拉黑了封建專制帝國的奢靡和卑污。
建築寶庫中的一朵奇葩
南新倉讓人們驚訝不已的不僅是規模龐大,更有獨樹一幟的建築造詣。人們以為那些秫米,要比人類好伺候多了。其實不然,秫米的保鮮常在毫釐之間,溫度、濕度、密實度,以致周邊的氣味和噪音,都可能成為秒殺的黑手,而“朕”的舌尖則是最冷酷的判官。
明代時期,南新倉在構造上以廒為貯藏單位,每5間為一廒。每廒面闊約23.8米,進深為17.6米,高約7.5米,前後出檐。南新倉的一切都是頂級標配,院墻全部用城墻的大城磚砌成,堅如磐石。倉房亦為磚砌,五花山墻,圍墻厚達1.3米至1.5米。廒架結構基本採用獨棵圓木,巨大而珍貴的木料伐自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圓木直徑必須在30釐米-60釐米之間。
廒磚産自山東臨清縣,大城磚每塊長約45.5釐米,寬約22.5釐米,高約11.5釐米,重達25公斤,即使壯碩的小夥子扛在肩上也不輕鬆。倉房的墻磚雖然較小,那也足有12公斤重。瓦則産自山西。所有這些都是經過嚴格檢驗和測量的,在皇上眼皮底下沒人敢搞“豆腐渣”工程。
清代倉廒建築技術較之元、明又上層樓。為防止水淹,地下修有排水管道;為了防潮,每座倉廒的地基都是三合土夯築的,然後鋪撒一層白灰,再用磚鋪地面,上加楞木,最後鋪滿松板;為通風以透瀉鬱熱之氣,每座倉廒設有氣樓和閘板;廒的墻體底部厚達1.5米,頂部約為1米,足以確保糧倉內部溫度的恒定——何為“匠心”,在南新倉你會找到最權威的詮釋。
對空間的構想和利用,先人們在南新倉也達到登峰境界,七八十廒竟可以存放近1億斤糧谷,這實在是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數字。
南糧到京的時間,一般集中在夏、秋季。有時數量來得過猛,倉廒滿額,只好露天存放。因此,廒外還有穴位。新到的漕糧往往較濕,要先晾曬,常年存放的廩糧還要翻倒、除糠,所以,還需設有露天晾曬場。
漕糧中江浙一帶徵收的糯米、粳米稱“白糧”,專供皇室及朝廷高級官員廩祿之需。一般漕糧則屬軍兵食用及養馬飼料。而那些久儲霉變的“廒底成色米”、“掃收零撒土米”或是有剩餘時,才拿出售與市民。在封建帝國的生存鏈條中,百姓算是最後一環,甚至尾隨着犬馬。
倉廒絕對不是一個靜謐世界,倉中除官員、官役外,還有糧工、馭手、車輛、馬匹、工具等。除專司貯糧的倉廒外,另有許多附屬建築,包括官廳、科房、大堂等都是各級人員辦公用房;警鐘樓、更房為報警巡更人員所用;倉神廟、土地祠、關帝廟,則為祭祀之用;倉院中還鑿有多眼水井,為救火水源。乾隆時,南新倉一次就增開8眼井,或許那時的火災形勢嚴峻。
在倉廒的周邊街巷,也是喧嘩一片。眾多相關行業寄生並繁殖着,如大車店、飯館、酒店等等。年年月月晝夜不分,演繹着凡世的歡喜與悲苦。
“民以食為天”這句俗語,只有來到倉廒之地,才能真正品味到它的內涵和分量。
倉廒演繹過駭人的反腐大戲
不要以為倉廒的神情只是木訥,其實它是個喜怒哀樂一應俱全的百變表情包,支配它的神經來自深藏在紫禁城太和殿裏的那把龍椅。
歷朝歷代對倉糧的管理都十分嚴格,特別是對盜竊行為處罰尤為苛酷。以清代為例,盜糧少量的處刑三至五年或流放不等;盜糧百石以上者處死,折錢“得財數至百兩者絞”。明代則規定:官、軍、民串通作案的,首犯處斬,追回糧食,全家充軍。通州有個學官,倉麥已盡,他掃了掃倉底,得麥五斗。本應歸公,他私用了,以盜糧論處,判了死刑,全家充軍。用刑之苛讓人不寒而慄。
這是人禍,還有天災。乾隆年間的大政治家、大文學家紀曉嵐撰有一文《南新倉鼠》,記述了他父親在南新倉任總監時的親歷:一糧囤(廒)的後墻壁突然倒塌了,令人挖掘,竟挖出死老鼠將近一石(等於十斗),其中較大的幾乎和貓一樣大小。如此嚇人一幕,皆因老鼠挖洞,及至墻壁最終倒塌。看來,這些老鼠們紳士般胡吃海塞,已經很有些時日了。
此天災歸根結底還是人禍,可以想見,南新倉的那些官吏是難逃割頭之罪了。
發生在倉廒之間的“明空印案”,則是一起驚心的貪腐大案,即使再簡約的中國史冊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頁。
京城的糧倉,歷來由地方政府上繳“國稅”即皇糧來補充。明代立國之初,也照例由地方解糧進京,清點稱量後入倉。因為江南至北京路途遙遠,免不了人吃馬嚼、蟲咬鼠竊等損耗發生,人們稱為“火耗”。為此就要比預定數量多徵一些,以確保入京後稱量時不會短缺。由於火耗不可避免,貪官就有了可乘之機——多報火耗,成為各級官吏通行的潛規則。這個公開的秘密一時風行天下,唯有皇帝被蒙在鼓裏。
碩鼠們完全跌入癲狂模式,智商變得奇高,火耗數量甚至達到了每百斤四成以上。他們索性手持蓋有官府印信的空白憑證進京,屆時任意填寫火耗之數。進京漕船依然長如蛇陣,而國庫皇倉卻時常空虛。因繳納的官糧年年疊加,民怨日盛。明洪武帝朱元璋終於得知真相,勃然大怒,一次就處死近十萬名貪污官吏,這就是名傳千古的“空印案”。
清代,康熙皇帝儘管治國功績斐然,卻因心慈手軟而難敵“碩鼠”,最終含恨離世。享國日短的雍正皇帝同樣面對“碩鼠”無計可施。只有年輕的乾隆皇帝即位後,深知“碩鼠”不除,國無寧日。他最先痛下殺手的對象就是京師糧倉,因為所有的官倉中,幾乎毫無例外地潛藏着觸目的貪腐大案。有些糧倉的糧囤谷廒,竟然只是一個在頂端架棚後,再撒上一層糧谷的空殼!乾隆皇帝對貪官統統嚴懲不貸,哪怕是自己身邊的心腹。“康乾盛世”就是在清倉反腐的節節勝利中,走向峰頂。
還有一個倉廒故事,帶給人們的是另一種驚心。同樣發生在清康熙年間,有“小包公”美譽的於成龍,時任山東縣令。那年黃河突然決口,幾十萬災民流離失所、食不果腹,危在旦夕。於成龍迭奏朝廷請求救濟,但遠水救不了近渴。他毅然私開官倉,賑濟百姓,最終被判死刑。臨刑前,幸虧康熙帝明察秋毫,將其赦免,並賜號“一代廉吏”。碩鼠遍地的年代,還有正能量,國運就不會衰竭。
清光緒三十一年,漕運制度廢止,由徵糧改為徵銀,京城的官倉紛紛解甲,各奔前程。民國時期南新倉曾改為軍火庫,如今成為時尚休閒街區。然而,那青磚飛檐、沉穩大氣的廒屋仍然散發着難以抵禦的氣韻。人們聚攏而來的真實目的,不是飆歌狂舞,而是品讀這座王朝地標的每一個表情細節。(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