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時間最長的書院：金臺書院

　　原標題：金臺書院

　　書院是與官學並行的教育機構。所異者，官學是衙門，首長和教員皆是“公務員”。書院有民辦、民辦官助、官辦、民助官辦之分，而且自五代始興之時就有官學化的趨勢，但直至清末，仍然只是一種趨勢。原因是民間抵制書院官學化，最高統治者也不希望書院辦成官學。書院變成官學，書院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了。雙軌並行，方能游刃有餘。

　　北京地區規模最大、存在時間最長的書院是金臺書院，其前身係首善義學。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京兆尹錢晉錫在大興、宛平兩縣分設義學，收孤寒生童入學。大興縣義學設於崇文門外洪莊，後宛平義學與大興義學合併為首善義學，學址仍在洪莊。洪莊係明降臣洪承疇的賜園，大興義學租賃洪莊之地辦學。兩義學合併後欲擴大校舍，但洪承疇之孫奕沔執意不肯。京兆尹施世倫決意叫洪家“捐地辦學”，其方法是上奏康熙皇帝，聲稱洪氏後人欲獻地辦學，康熙對此舉甚為嘉許，御書“廣育群才”匾額給洪家，奕沔有苦難言，只得認頭捐地辦學，首善義學得以進行擴建，初具規模。乾隆十五年（1750年），首善義學改為金臺書院。

　　金臺書院隸屬順天府，是典型的官學化書院。學生係來京準備參加會試、殿試的舉人，順天府的秀才、童生可選優入學，實可謂科舉考試的培訓班。書院設院長、學長、學副、上舍等教職，所教係帖括之學。因其地處京師，所以時常請一些大儒、名臣來講學。逢朔、望之日進行命題考試，京兆尹常臨書院監考，對於成績優異者給予獎勵，如從中發現出眾的人才，即上疏推薦，以成“金臺招士”之名。

　　金臺書院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和光緒五年（1879年）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修建，主體建築三進四合院，佈局井然有序，為書院建築的傳統格局與規制。有朱子堂七間、大堂三間、垂花廳一座、客廳六間、大廳一座、南罩房五間、東門一座、東西文場各十間、東西廂房十間、廚房馬棚共七間。陸潤庠特書“狀元”匾，懸於垂花門，故此，金臺書院又有“狀元府”之稱。金臺書院的主要建築為朱子堂，係祀朱熹之所，由此可知，在金臺書院的講臺之上除了帖括之學外還講授程朱理學，宣揚“存天理去人欲”之説。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正式宣佈廢科舉，金臺書院停辦，其舊址改為順直學堂，民國期間改為公立第十六小學。後雖幾次易名，校舍總體格局變化不大。現為東城區金臺小學，1985年公佈為市文物保護單位，並按照文物保護法則進行了全面的維修。現存文物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金臺書院記》石刻一方，鑲嵌於大門東壁，院內尚存石碑兩座。金臺書院的歷史可上溯到大興縣義學，至今有三百年之久，在這段時間內始終為讀書育人之所，弦歌不絕，實可謂“斯文在茲”了。

　　書院重學統，是真正的高等學府，亦是社會的輿論中心，在現代圖書館、出版社未形成之前，書院填補了二者的空白。以清代藏書而言，台灣鹿港的文開書院執全國之牛耳，藏書2萬餘部，30余萬冊，若以每冊5卷來計算，藏書量可達150萬卷。書院的藏書在不同程度上均有開放性，特別是對“本籍士子”。以刻書（出版）而言，張之洞創辦的廣雅書院共刻印書籍178種，2096冊，總計8157卷。

　　金臺書院不但從無刻書之舉，而且“夙無藏書”，直至光緒年間重修金臺書院時，順天府尹周家楣奏請咨行南方各省督撫，各省書局刊印之書均揀備一部送金臺書院。周家楣希冀“聚天下之書”，又知道各省大吏不會慷慨“贊助”，想請一道上諭來敲竹杠。以清末政治形勢而言，欲以此道聚天下之書，亦恐難行。金臺書院不但“夙無藏書”，“大儒講學”也只是一紙空文，京中“大儒”可以説是高官的同義語，“大儒”來書院講學也就是高官來書院宣講聖道，水準低的是“訓話”，水準高的是“訓導”。不論訓話還是訓導，均是“大儒”一時“興之所至”，實難形成學統。

　　金臺書院辦學的宗旨是會試培訓班，所教是帖括之學，所重者八股時藝也。師生所希冀、企盼的均是金榜題名、金印入懷、金殿論道、金屋藏嬌……“黃金臺”上實難發出時代之強音，亦不可能成為社會輿論中心。

　　北京地區的書院不但品質上難領風騷，在數量上亦難榜列前名。查遍志書，北京地區有元一代建有書院三所，即太極書院（院址大約在原宣武區）、文靖書院（院址在房山區）、諫議書院（院址在昌平區）。有明一代亦建有三所書院，即首善書院（院址在西城區）、通惠書院（院址在通州區）、白檀書院（院址在密雲區）。有清一代建有九所書院，即金臺書院（院址在原崇文區）、潞河書院（院址在通州區）、燕平書院（院址在昌平區）、近光書院（院址在平谷區）、雲峰書院（院址在房山區）、蒙泉書院（院址在順義區）、卓秀書院（院址在房山區）、溫陽書院（院址在懷柔區）、八旗書院（院址在東城區）。元、明、清三朝，北京地區總計建有15所書院，與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相衡，實可謂“第三世界”。

　　書院之興均由地方人士倡導，其發展依託於地方經濟、地方文化、地方政治。北京地區一切均“中央化”，在京師經濟、京師政治、京師文化的制約下，一切地方色彩均很淡化。於有能力興辦書院者而言，京師乃是非之地，非建書院之所，故北京地區的書院基本上是由地方官興辦，地方官興辦書院的目的是“算一項政績”，其勢必成為官學之附庸，甚至成為官學之附牌。雖有書院之名，難在書院之林展現風采。

　　湖南省規模最大的書院是岳麓書院，該院創辦於西元976年，1901年清廷再度下令改書院為學堂，1903年岳麓書院改為高等學堂，1926年更名為湖南大學。湖南大學是名副其實的千年學府，實可謂幾經滄桑學統猶在，道統猶在。北京地區規模最大的金臺書院在“改書院為學堂”的過程中，只能改成一所小學，雖至今猶存，其讚語只能是“斯文在茲”了。(方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