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歷史悠久，不過建為公園卻是在1952年。胡鐵湘/攝
近年來，為方便市民休閒，擴大綠化面積，改善生活環境，北京各區在居民聚集的街頭巷尾、閒置空地見縫插針，建了許多小巧玲瓏、佔地不大的“口袋公園”、袖珍公園。俗話説，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口袋公園”雖小，也是公共的園林。再加上那些歷史悠久的公園，北京城內公園的數量、規模在全國稱得上首屈一指。不過，北京的公園歷史並不長，具有現代意義的公園出現較晚，距今只有一百多年。
余園是北京最早的“公園”
歷史上，北京有許多私家園林，如勺園、可園、鑒園、一畝園、樂家花園、那家花園等等，不勝枚舉。但這些私園並不對外開放，不能稱為公園。辛亥革命以前，除余園外，四九城內沒有一座公園。而最早出現的現代意義的公園——余園，也是在私家園林基礎上建造的。余園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遠，但作為公園則是從光緒三十年（1904年）開始的，距今只有百餘年的歷史。
余園的位置在如今王府井大街北端的東廠衚同東口，歷史上，這裡是明代東廠錦衣衛衙門所在地。東廠在明代是個談虎色變的地方，幹了不少打擊忠良、濫殺無辜之事。據史料記載，明滅亡後，東廠衙門不存在了，東廠舊址則“房屋頹圮，雜草叢出”，原來“古槐森鬱，廨宇肅然”的衙門，變成了鬼氣森森的廢墟。
清初，東廠廢墟之地成了康熙朝大學士、吏部尚書阿蘭泰的私産。大概因東廠遺址不是“吉地”，阿蘭泰的後人以低價賣給了慶麟。慶麟在道光、咸豐年間曾任兩廣總督，作為封疆大吏，家資頗豐。購得這塊地後，他大興土木，除建了富麗堂皇的宅邸外，還在宅院中廣植樹木花草，並點綴乙太湖石、池塘和亭臺樓閣，命名為漪園。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緒扔下北京城望風而逃，漪園被八國聯軍佔用，在這裡建了德國兵的野戰醫院。八國聯軍撤走後，漪園回到慶麟四世孫佛尼音布手中，佛尼音布思想開明，他將漪園略加修葺，更名為“余園”，並對公眾開放。據説，“余園”乃“劫後余生”之意。
余園雖小，但具備了現代公園的許多元素，如園內設有飯莊、茶館，還有照相館等。不過鋻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習慣，人們趨於保守，且余園門票較貴，游客不多，沒有幾年就經營不下去了。而後，余園成了大學士榮祿家的私産，1913年時，榮祿後人將余園及其附屬建築售給了袁世凱。1914年，袁世凱將余園“賜”給了副總統黎元洪。黎元洪不支援帝制，不承認自己是袁世凱封的“遵義親王”。袁世凱死後，這裡一度成為黎元洪的總統府。
上世紀30年代，胡適曾在此處居住過。日偽時期，這裡成為日本的文化特務機關，修了日式圖書館，並在余園內大拆大建，搞得面目皆非。1949年之後，在余園舊址上建起了社科院圖書館和歷史、考古研究所。現今，舊的余園建築所剩無幾，黎元洪總統府只留下了一小段圍墻，余園徹底湮滅在歷史塵埃中。
和余園一樣，陶然亭也有悠久的歷史。陶然亭最早不過是南城的一片荒野之地，曾有燒制磚瓦的窯廠及大片墳地。園內的慈悲庵建於元代，陶然亭則建於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當時任窯廠監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內創建此亭，並取唐代詩人白居易“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詩意，為亭題額曰“陶然”，為此地增添一景。歷史上，北京城裏有許多皇家園林和私家園林，但這些是不許平民百姓進入的，而陶然亭一帶則是平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地方。
在北京眾多公園中，陶然亭是文人墨客關注的地方，故而留下了無數的詩詞歌賦和碑刻，由於騷客們的吟咏，一些舊墳古冢居然有了詩意和傳奇色彩。陶然亭的馳名也引起外國人的關注，在上世紀20年代，日本人中野江漢所著《北京繁昌記》中，就有陶然亭的記述，而且篇幅很大，他認為陶然亭是“可恣意俯瞰江南風光，取一瓢飲的理想勝地”，他還認為“‘綠蔭幽草花時勝’，絕非是詩人的溢美之詞”，足見他對陶然亭的印象深刻。中野江漢的同鄉丸山昏迷也對陶然亭情有獨鍾，他在《北京》一書中寫到陶然亭時雲：“亭下數頃沼澤地種植蘆葦，清水淺綠的夏季感覺格外清涼，垂衣張網在消磨半日也甚有趣。”
陶然亭舊貌變新顏始於上世紀50年代初，在政府的組織下，人們疏浚了池塘、窯坑，遷走了墳頭，綠化了荒山，種植了大批花木，修了兒童游樂園，並從中南海裏移來了雲繪樓及城區一些被拆牌樓，於1952年正式挂出了“公園”的牌子。
古為今用，壇廟變公園
北京的公園在幾十年前很少有事先設計再建造的，大多數是“古為今用”，像北京動物園，原來是萬牲園（清代農事實驗場），是在樂善園、繼園、廣善寺、惠安寺基礎上建的，而且還有“三貝子花園”之稱。
北京有“前門西單鼓樓前，九壇八廟頤和園”的説法，説明這些地方是京城游玩的佳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將“九壇”變為公園蔚然成風。歷史上，北京的各個壇都是皇家祭祀場所，民國政府和市政當局從1914年開始，有計劃地將一些壇廟改建為公園。社稷壇最早被改為中央公園，後又改為中山公園。為使社稷壇現代化，還成立了中央公園董事會。園中開了上林春、來今雨軒、春明館等餐廳茶社，還建有照相館、檯球房及音樂堂。並根據社稷壇的特殊地理環境，建了唐花塢、水榭，並將辱華的克林德牌坊改為“公理戰勝”牌坊遷入。
中央公園經營有方，頗得市民歡心，起到了示範作用。1915年6月北京“市政公所”又將先農壇改為城南公園，並在公園北面籌劃“新市區”，建城南新世界游樂場及開闢萬明路等。不過，城南公園與“新市區”曇花一現，最終先農壇以北的公園遺址成了民國時的刑場。
據史料記載，1918年，民國內務部設天壇辦事處籌建天壇公園。此次壇廟改公園吸取了先農壇的經驗，不“招商引資”，也不大興土木，以原汁原味來吸引游客，人們可以站在回音壁、圜丘壇及祈年殿前聆聽遠古的呼喚，抒發幽古之情。據《老北京公園開放記》記載，清室善後委員會見壇廟改公園是名利雙收的事，也想加入其中，1924年將太廟改為“和平公園”，並在園中養了幾隻灰鶴來吸引游客。不過，沒有多久，馮玉祥派兵驅逐了溥儀，“清室善後委員會”也作鳥獸散，和平公園名存實亡，北京人仍稱其為太廟。但壇廟改公園的工作沒有停頓，1925年8月將地壇改為京兆公園（也稱市民公園）對外開放。
1935年版的《北京旅行指南》對京兆公園有所記述：“民國十四年（1925年）京兆尹薛篤弼將全部辟作京兆公園，費時三月，用款一萬六千元，始具規模”，“園中墻壁，滿繪古人嘉言懿行”。在園南建體育場，體育場曾有“提倡尚武精神發揚民主，輔助通俗教育陶鑄國魂”的門聯。在園內還建有圖書館，藉以教化民眾、開化民智。民國十八年（1929年），京兆公園改稱市民公園。
京兆公園比中山公園、北海公園更加平民化，市民免費出入。畢竟其産生於軍閥混戰的年月，因“經費無着，以致荒廢，游客日漸稀少”，國內一些建築“均行傾毀”，後來成為“河北第四農林試驗場”的種子交換站和苗圃，不再是公園了。
在民國之初，建公園被認為是“改良”的舉措，故而連廠甸也在1918年建了海公村公園，這個公園可謂徒有其名，既無亭臺樓閣，又無花草樹木，不過有幾個買賣古玩、文具、圖書的小攤而已。1925年北海公園、1928年頤和園與景山公園、1929年中南海公園等公園的出現，一度使北京城公園之多成為全國之最，這還沒包括自然形成的日壇、月壇公園。
新公園也各有來歷
1949年後，北京城人口劇增，隨着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北京舊有的公園已經難以滿足民眾的要求，各種新公園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如東單東大地曾是外國兵練兵場，在1948年圍城時甚至還擬建飛機場，到1955年就改成了東單公園。而城郊區一些荒地、樹林、池塘、窯坑等改建為公園的更不勝枚舉，如紫竹院公園、紅領巾公園、團結湖公園、龍潭公園、萬壽西宮公園、宣武藝園、朝陽公園、南館公園、柳蔭公園、人定湖公園、青年湖公園等。
以青年湖公園為例，它最早是一片荒地，有許多個窯坑及基督教的墳場，從1958年開建直到1981年，最終形成了一個很美的小公園。東城的南館公園也頗有來歷，歷史上此地曾關押過康熙年間入侵中國的俄國哥薩克戰俘，為體現“天朝”威望和寬宏，允許戰俘在此建了東正教教堂即南館，十月革命後，居京的戰俘後代流亡而去，此地的教堂荒廢，1949年後建成了公園。
西城的雙秀公園1984年才建成，它産生於中日關係最好的時期，是與日本新潟一家建築株式會社合建，園名取日本園林“水秀山青”和中國園林“秀麗多姿”的含義，命名為雙秀公園。豐臺的蓮花池公園是北京眾多公園中歷史最悠久的，它居然與古薊城有關，但成為公園正式開放則是1990年。豐臺的另一個公園萬芳亭公園面積不大，但它與元代一個官員的別墅有關，正如《明一統志》所雲：“玩芳亭在府南，元栗院使別墅。”“玩芳亭”因有歧義，1991年改稱萬芳亭。
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不少公園均有歷史典故，以朝陽區為例，諸如王四營古塔公園、常營公園、元大都城垣公園、將府公園、八里橋公園、白鹿郊野公園、慶豐公園等，都與歷史典故有關，公園名稱並非徒有其名。像慶豐公園就與歷史上的二閘有關；而王四營古塔公園與十方諸寶塔有關。（張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