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偉英在漂亮的新居中翻出老照片，展示新舊居住環境的變化。
2000年，高偉英抱着兒子在互助巷口玩耍，身後不遠處，停着自家的“天津大發”。
1997年，高偉英在大雜院家中的留影。方非/攝
寄語改革開放40年
改革開放這些年，發生在我家最大的變化，應該就是住房條件的改善了。大雜院裏住房條件緊張，我家算是好的，有的人家真是祖孫三代擠在一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裏，一住十幾年。搬出來了，自己住着舒服，周圍的環境也好了。像我現在住的小區，地上不停車，來人刷卡進出，還有小區花園，我覺得真是挺不錯的。——高偉英
在北京老城的衚同裏，大雜院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印記。幾戶甚至十幾戶人家，蝸居在一個原本規整的四合院裏，抬頭不見低頭見，共同生活幾十年。家長裏短，柴米油鹽，大雜院裏的人生百味，成了很多老北京人揮之不去的記憶。
43歲的高偉英，曾在西城區府右街互助巷的一個大雜院裏生活了14年。2010年府右街拆遷，連同互助巷在內的8條衚同從地圖上消失。她和2000多戶居民也從逼仄的大雜院搬進了現代化小區，開啟了新的生活。
“那條巷子我有時候夢裏還能夢到，很寬，能雙向走汽車。”高偉英説。她的家在互助巷2號院，是一個由5戶人家組成的大雜院。
最開始，這是一座很標準的四合院。“聽家裏老人説，這院子是上世紀30年代一個地主家蓋的，後來被一個做木材生意的商人買下來。”高偉英説，後來，房主陸續賣掉了院子裏的東西廂房。當時高偉英和愛人住的東廂房，就是愛人的父親上世紀70年代花800元買下來的。
兩間東廂房，總共40平方米。“那時候，在大雜院裏能有這麼兩間房子已經很不錯了。”高偉英回憶，1996年10月她和愛人結婚，正式從亞運村那邊的娘家嫁進這個院。她精心保存的老照片裏，有好幾張是當時結婚的場景。其中一張，她的父親喜氣洋洋走在前面，新郎一身挺括的西服，打着大紅領帶，胸前戴着紅花，滿面笑容緊隨其後。從照片上能清晰地看到當時院子裏的環境：紅磚房、石棉瓦棚架，還有很多堆積的雜物。
“大雜院大雜院，可不就是雜和亂嘛！”高偉英笑着説，當時房主家有位八九十歲的老太太，經常出外轉悠，撿着磚頭瓦塊、塑膠盆、鐵架子什麼的就帶回院裏囤起來。原本院子就不寬敞，被舊物一佔，就更逼仄了。各家要生火做飯，也各自搭了簡易廚房。一條小路曲裏拐彎兒，從這家延伸到那家，中間還隔着幾間擱東西的簡易棚，“真跟迷宮似的。”
對於高偉英來説，剛住進大雜院，最不習慣的還是上廁所，“無論春夏秋冬，都得到衚同裏的公共廁所去‘解決’。”
結婚兩年多，兒子出生了，日子更加有滋有味了。一張老照片上，高偉英抱着胖嘟嘟的兒子在巷子口的早點店前玩耍，背後不遠處停着一輛黃色面的。“那是我家的，那會兒我老公做汽車配件生意，有一輛車，跑來跑去比較方便。”
生意做得不錯，有了一點兒積蓄後就對老房子進行翻修，還是照着原先房子的樣式，青磚合瓦，起脊的屋頂。室內則按照當時流行的樣式精心佈置了一番，梳妝檯、五斗櫥、鑲着穿衣鏡的大衣櫃，一應俱全。
要論自家的小日子，高偉英是挺滿意的。但讓她覺得有點彆扭的是，幾戶人家門靠門，一探頭就能看見隔壁家，幾乎沒有隱私。由於生活作息不同，兒子要上學，每天晚上睡得早，但有的人家深夜還不休息，互相影響。
但也有讓高偉英覺得彌足珍貴的東西，那就是鄰里間的情誼。“我們這個院關係處得特別好，互相都特別關照。偶爾頭疼腦熱的起不來，熱乎乎的飯菜直接就送進家裏來了。”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姓楊的大媽，有時候高偉英和愛人下班晚沒時間接孩子放學，給楊大媽打電話，起身就去了，還給孩子做晚飯吃。
“最捨不得的就是這些老鄰居。”高偉英説，2010年，府右街啟動拆遷，院子裏的5戶人家選擇了不同的安置點。為了方便孩子上學，高偉英申請到一套距離老城區比較近的安置房，就是現在居住的白紙坊街道華龍美鈺小區。
這是套87平方米的兩居室，是原先在大雜院居住面積的兩倍多。另外還有一套安置房在大興團河，面積和這一處差不多。
高偉英現在居住的這套房位於12樓，視野很開闊，從客廳的飄窗往外看，南二環的車水馬龍和主路兩側的綠化景觀帶，盡收眼底。“天氣好的時候，能看到三環、四環那邊的大樓，晚上亮燈的時候更漂亮，也算是個景觀房呢。”
和大雜院比，生活居住條件大大改善了，更加讓她把心放在肚子裏的是，將來兒子結婚，也不用為房子的事發愁了。
一轉眼，離開大雜院已經8年了，曾經的平房院現在已經變成了中央機關的辦公區。現在在西長安街街道光明社區當社工的高偉英，有時候路過原先的住地，還會想起院子裏的那棵大楊樹，一起包過餃子的老鄰居。
令她欣慰的是，這幾年在社區工作，因為負責辦理社區事務，一度失去聯繫的老鄰居很多又被她“撿”回來了，“雖然不在一起生活了，但情還在延續，老鄰居沒散。” （王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