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彩虹和風雨共生，機遇和挑戰並存，這是亙古不變的辯證法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困難挑戰年年有，但我們從來都是在風雨洗禮中發展、在歷經考驗中壯大的”“我們要既正視困難又堅定信心，發揚歷史主動精神，迎難而上，敢於鬥爭，砥礪前行，奮發有為”。困難既是壓力和挑戰，往往也蘊藏着機遇，克服困難也就意味着抓住了機遇、贏得了先機。以辯證思維把握困難和機遇，迎難而上，積極擔當作為，對黨員幹部推進事業發展、歷練能力本領十分重要。
困難是一道坎，也是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從唯物辯證法看，困難客觀存在，不重視困難，不是唯物論觀點；而囿於困難，否認困難和機遇可以轉化，則背離了辯證法要義。困難之處，常蘊藏着解決問題的機遇。比如，本世紀初，因面臨資源、環境等因素制約，浙江一度出現“成長的煩惱”。是緊緊圍繞化解這些困難來解決保生存有飯吃的問題，還是把這次遇到的困難作為一次機遇，推動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2004年6月14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的文章中指出：“要視困難為考驗，把挑戰當機遇，變被動為主動。”浙江通過推進科技進步、加快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堅持“走出去”戰略等多措並舉，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發展邁上新臺階。發展受制於資源和環境嚴重約束的難點，反而成為浙江走內涵式發展道路的突破點。
事不避難者進。困難不會自動轉變為機遇，要化危為機，必須具備主客觀條件，客觀條件包括物質基礎、社會環境等，而主觀條件主要體現在黨員幹部是否具有事不避難、擔當作為的精氣神。面對困難，那種“大勢如此”的宿命論傾向要不得，“一個人努力沒用”的思維方式同樣不可取。古人説：“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比如，2018年以來，美國在科技領域對我國進行遏制打壓，華為等高科技企業遭遇全方位“圍堵”。我們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把“卡脖子”清單作為攻關清單，持續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在晶片、5G、人工智慧等關鍵技術、關鍵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反而打開了事業發展新天地。保持迎難而上的勁頭，在困難和挑戰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來，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久久為功，就能將困難轉化為機遇。
坐而論道、閉門造車，是找不到困難變機遇的好辦法的，必須走出去、沉下去，到一線去、到群眾中去。基層提出的一條條具體細緻的意見和需求，體現着黨員幹部工作中最需發力攻堅的方向；群眾探索出來的一條條新路子，蘊含着黨員幹部可以提煉總結並推廣到面上的好做法。深入而具體的調查研究多了，就可以將“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困境變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機遇，把發展的“絆腳石”變為進一步發展的“墊腳石”。
創新才能贏得機遇、贏得主動。比如，首鋼老廠區在2010年全面停止了鋼鐵冶煉業務，針對工業遺産進行綠色改造，依託北京舉辦冬奧會的歷史機遇進行了功能性改造和空間更新。如今，這一昔日的“工業銹帶”已經成功轉型為消費新地標和科幻新樂園，成為工業遺産再利用的典範。如果固守老思路、老辦法，困難和機遇之間的轉化就無從實現。只有用“跳出廬山看廬山”的全局視野和長遠眼光看待眼前的困難，以“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精神突破條條框框，拿出全新的思路尋找化解困難的辦法，才能從“危”中看到“機”的曙光，從而轉危為安、化危為機。
小到一個企業、一座城市，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左右其發展前景的，從來不是困難的有無和大小，而是是否具有壓倒一切困難而不為困難壓倒的決心、勇氣和辦法。當前，我國正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越在這個時候，黨員幹部越要迎難而上、敢於擔當，勇於創新、善作善成，化壓力為動力、化困難為機遇，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實現更大發展。（孫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