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北京居民共用經濟發展成果，收入增長超百倍，生活水準節節攀升；中間收入組群體不斷擴大，低收入家庭分享改革紅利，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完善；增收渠道不斷拓寬，收入結構持續優化。首都居民生活總體從溫飽不足到闊步邁入小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北京堅定不移貫徹執行中央各項政策，不斷深化改革，銳意進取，全市GDP總量由新中國成立初期不足3億元[1]，增加到2018年的30320億元，在經濟總量不斷提升大背景下，居民收入實現跨越式增長，人民生活水準節節攀升。
一、從爬坡過坎到一路跨越：居民收入超百倍增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北京居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全市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用38年時間突破千元大關，1987年達到1078元；在此基礎上用14年時間首次跨越萬元臺階，2001年增加到10399元；之後僅用10年時間突破3萬元，用5年時間越過5萬元。2018年全市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躍升至62361元，邁入小康生活。其中，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較1956年增長309倍，年均增長9.5%[2]；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6490元，較1956年增長195倍，年均增長8.9%。
70年間，北京市居民收入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後低速增長期，改革開放初較快增長期，深化改革開放高速增長期及新時代高品質發展期。
(一)1949年-1978年新中國成立後低速增長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人民政治地位提高，生産積極性空前高漲。1953年-1957年，我國提前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為快速實現工業化，我國較長一段時間內實行以國家分配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仍處於解決溫飽階段。1956年北京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20元，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為136元，且增長較為緩慢，1956年-1978年北京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2.3%。
(二)1979年-1992年改革開放初迅速增長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北京堅定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把工作重點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社會經濟得到發展恢復，城市化建設不斷加快，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城鄉居民收入迅速增長。13年間，全市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近10倍，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年均增長15.0%、15.2%。
(三)1993年-2012年深化改革開放穩定高速發展
鄧小平南巡講話及黨的“十四大”召開，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期到來，北京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並鞏固成果，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以中關村自主創新建設為“試驗田”，增強科技創新支撐引領作用，加速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全市經濟持續高速增長，GDP年均增速達17.3%，勞動生産率大幅提升，10年間增長了約14倍，2012年達168582元/人。高速穩定的經濟發展帶動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別為13.6%和11.7%。2003年-2008年，全市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連續六年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到2012年達36817元，是1992年的近16倍。
(四)2013年至今進入新時代高品質發展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十八大為推動首都科學發展、建設首善之區指明瞭新的方向。北京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重提高發展品質，不斷提升精細化管理水準，以疏解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着力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準，居民收入增長更加穩健。全市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從2013年的40830元增加到2018年的62361元，年均增長8.8%。
圖1 1956年-2018年全市城鄉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 單位：元，%
二、從平均分配到多勞多得：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新中國成立初期，作為過渡性分配製度，供給制和工資制並存，1952年為迅速集中資源，實現工業化目標，實行以集體分配為主的“工分制”，平均分配色彩濃厚。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桎梏，明確指出“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此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不斷深化，明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並通過再分配着力提高社會保障水準，彰顯公平正義，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一)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勞動報酬佔比大幅提高
改革開放後，北京全面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製度，在農村推行“聯産承包責任制”改革，在城鎮推行以“增強企業活力”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以先富帶後富”，提高初次分配效率，廣大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大幅提高。1978年，北京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僅為673元[3]，2018年達149843元，增長了222倍。北京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呈現波動上升趨勢，由1978年的34.1%提高到2017年的52.7%，大幅提高了18.6個百分點。
圖2 1978年以來北京市勞動者報酬在收入法GDP中佔比情況 單位：%
(二)中間收入組群體不斷擴大，“橄欖型”結構初步顯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整體向“橄欖型”結構轉變趨勢愈加明顯。2011年，超過7成家庭的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仍集中在1-4萬元，2018年，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在4-10萬元的家庭佔49.6%，比2011年擴大26.9個百分點，各個收入分組的家庭佔比也更為優化。2017年，北京着眼技能人才、新興職業農民、小微創業者等七類增收潛力大、帶動能力強的重點人群，出臺《關於進一步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激發重點群體內在動力，以點帶面，帶動城鄉居民增收，收入結構更為優化。
(三)再次分配更重公平，低收入群體共用紅利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隨着經濟實力增強，北京不斷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充分發揮二次分配的調節作用，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社會保障體系逐漸恢復並不斷發展完善。1994年，北京市建立最低工資標準制度，將低收入群體的工資增長納入長效管理機制。從1995年開始，全市每年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至今已連續調整24次。進入新世紀，全市各項社會保障標準調整繼續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出臺了一系列扶貧幫困的政策措施，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北京全力提升社會保障水準，補齊民生短板，低收入群體共用發展紅利。2015年以來，全市20%低收入群體年均收入增長9.3%，高於全市居民收入增速0.5個百分點。此外，北京持續提高財政向農村地區轉移支付的比重，特別是加大了對農村地區重點貧困對象的幫扶力度，2018年，全市低收入農戶每人平均收入12524元，同比增長17.1%，高於全市居民收入增速8.1個百分點。
三、從單輪行走到四輪驅動：居民收入來源日益多元
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北京居民收入逐步打破工資性收入佔絕對主導的單一結構，轉移凈收入全面增長，經營凈收入結構優化，財産凈收入實現從無到有。
圖3 不同時期北京市居民收入結構對比
(一)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穩步增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北京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對居民收入增長起到強有力的支撐作用，成為居民增收的“壓艙石”。2018年，北京市城鄉居民每人平均工資性收入分別為40489元和19827元，分別比1956年增長約179倍和196倍，年均增長8.7%和8.9%。
從收入結構看，工資性收入一直以來都是居民增收的主力軍，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工資性收入佔全市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達89.3%。隨着居民增收途徑不斷拓寬，工資收入佔比逐漸下降，2018年全市居民工資性收入達37687元，佔比為60.4%，較1978年下降28.9個百分點。分城鄉來看，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佔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幅度較大，較1978年下降34.9%。伴隨城市化建設提速，農村居民進入城鎮的壁壘逐漸消除，加上轉移就業、返鄉創業等各項惠農措施的不斷完善，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佔比上升。2010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佔比首次超過城鎮，達到62.2%。2018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對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超過70%。
圖4 1978年-2018年北京市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佔比 單位：%
(二)轉移凈收入成為居民增收新動能
1956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轉移凈收入僅14元，2018年達到14445元，年均增長11.9%。農村居民每人平均轉移凈收入由1978年的14元，增長至2018年的2765元，年均增長14.1%。2018年，全市居民每人平均轉移凈收入為12861元，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20.6%，是第二大收入來源，成為拉動居民收入增長的新動能。
基本養老金連續增加27年，居民享受更多紅利。自1986年北京試行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以來，覆蓋範圍逐步擴大，保障水準逐年提高。1992年以來，北京市每年都對離退休人員增加基本養老金，至今已連續增加27年。近年來，全市又持續加大對離退休人員的補助力度，養老金增加的數額逐年加大。2018年全市每人平均養老金或離退休金較2015年增長29.5%，年均增速9.0%，高於同期全市居民收入增速。
醫療保險基本實現全覆蓋，報銷醫療費收入快速增長。2012年北京推動制度整合銜接，實現市級公費醫療制度與職工醫保制度並軌，2017年4月正式啟動醫藥分開、醫療服務項目價格調整以及藥品陽光采購三項改革，“以藥養醫”得到逐步破解。2018年，全市居民每人平均藥品支出同比增速下降1.7%，佔醫療保健支出的比重繼續下降，由16.6%下降到14.4%。同年實施的《北京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辦法》推進城鄉醫療並軌，提高農村醫療保障水準，本市居民醫療保險基本實現全覆蓋。全市每人平均醫療報銷費自2015年以來保持兩位數快速增長，2018年達到每人平均1268元，同比增長25.5%。
圖5 1978年-2018年北京市每人平均轉移凈收入及增速 單位：元，%
(三)市場經濟激發個體經營活力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所有制結構不斷優化。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數迅速增加，活力迸發，經營凈收入實現較快增長、內部結構逐漸優化。
私營經濟佔比擴大，收入來源增加。按從業人員登記註冊類型看，城鎮個體戶從1980年的0.3萬人增長至2017年的45.6萬人。城鎮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從2002年的4.8萬人增長至2017年的307.7萬人，增長了63倍，在全市從業人員中佔比由0.7%增長至24.7%。個體和私營勞動者的大量增加，帶動城鎮經營凈收入從無到有，迅速提升。進入新時代後，北京市持續改善營商環境，拓寬大眾創業渠道，激發群眾創新創業熱情，居民經營凈收入平穩增長。
農村多种經營帶來增收利好。改革開放前期，為保障城市工業化的順利推進，農産品價格被壓低，農民生産積極性受到抑制。1982年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的確立大大釋放了農村生産力，農産量大幅提高。與此同時，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開展多种經營，農村經營凈收入大幅提升。2018年農村每人平均經營凈收入絕對額達2021元，較1956年增長近88倍。
經營凈收入內部結構更加優化。隨着首都城市功能轉變，北京市第三産業的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産業，確立了“三二一”的産業格局，2017年三次産業從業人員佔比分別為3.9%、15.5和80.6%，由此帶來居民經營凈收入中第三産業佔比大幅提升，2018年全市每人平均經營凈收入中，第三産業凈收入佔比高達89.5%。
(四)資産增值分享多元收益
隨着北京城市化進程的穩步推進、住房建設的持續發展和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全市居民通過住房、土地流轉和資本投資等實現資産增值，財産凈收入從無到有，佔比顯著提升。
土地流轉規模化經營，農村居民增收開闢新渠道。進入新世紀後，北京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承包耕地被轉讓或用於規模化經營，為農村居民開闢了新的增收渠道，同時村級集體經濟股息分紅收入也逐年增長，農村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農村居民出租房屋收入的快速增長。北京市持續提高農村土地流轉的費用，加大集體資産分紅向農戶傾斜的力度，提高農村財産凈收入。2018年農村居民財産凈收入為1877元，較1979年增長了155倍，年均增速達13.8%，佔可支配收入比重達7.1%，其中，每人平均轉讓承包土地經營權租金凈收入224元。農村居民財産性收入已逐漸形成以出租房屋收入、土地流轉收入、集體資産股息分紅為主的多種收入來源結構。
房地産市場蓬勃發展，居民資産增值收益高。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城鄉居民財産性收入微乎其微，1998年7月3日，《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發佈，提出發展住房交易市場，住房建設步入市場化。大部分北京居民擁有了自有産權住房，二十年間，城鎮家庭每人平均住房建築面積由14.96平方米增加到33.08平方米，住房條件得到極大改善。1989年全市居民每人平均財産凈收入僅為17元，2018年達到10612元，佔可支配收入比重為17.0%。
資本市場不斷完善，投資選擇日趨多樣。隨着居民收入水準不斷提升，財富積累日益豐富，1949年，北京金融機構人民幣儲蓄存款不足百萬元[4]，2017年住戶人民幣存款增加至30377.2億元，居民投資理財意識也隨之不斷增強，加上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和完善，居民金融投資活動日趨活躍。居民通過購買債券、股票、基金等有價證券獲得的利息、股息和紅利等財産收入大為增加。1980年-2018年全市每人平均財産凈收入年均增長23.1%，增速遠超同期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4.1%)。
70年砥礪奮進，北京居民收入不斷實現新的歷史跨越。展望未來，北京將繼續打造首善之區，為實現更高水準的共同富裕不懈奮鬥，書寫首都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1]數據來源於《北京六十年》(1949-2009)。
[2]文內收入增速如未作特殊説明皆為名義增速。
[3]數據來源於《北京六十年》(1949-2009)。
[4]數據來源於《北京六十年》(1949-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