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物説運河 雲端憶江南
(清)徐揚《姑蘇繁華圖卷》
(南宋)金霞帔墜
(良渚文化)鳥紋玉璧
千里姻緣一線牽。大運河北京段流經昌平、海淀、西城、東城、朝陽、通州六區，既是明清北京城連接西北部園林的紐帶，也是古代中國連接南北方的大動脈。自隋唐以來，這一條文化血脈，逐漸聯結起南北經濟，成為串聯起南北文化的金線。這條線上的一顆顆“明珠”，由於千年戰亂與朝代更疊，有的已遺失在大運河的古河道之中。
好在一場藝術展讓它們走出泥塵，重回世間。上海博物館歷時兩年籌備、線上線下同步推出的“春風千里——江南文化藝術展”，以本館藏品為主，並從安徽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等15家文博單位借出重要文物，涵蓋青銅器、陶瓷、書畫等諸多門類的197件(組)文物，共同述説歷史深處迤邐江南。
江南與北京，曾經彼此那麼陌生，不僅在空間上相隔千里，更是在文化層面千差萬別。然而，勤勞的中國人，歷經滄桑，通過漢字，把時空相聯；通過大運河，把南北生活相接、文化相融。
運河兩岸“江南故事”多
江南地區因其物産富庶、詩畫般風景，及至名人輩出，在中華大地諸多地域文化中獨樹一幟。
其源頭至少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整個長江下游的環太湖區域都處於江南文化的先聲地帶。早在先秦時期，“江南”這一名稱便已産生。而屢被提及的“江南文化”亦非無本之木。此次展出文物中，年代最早者來自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其他絕大多數為東晉之後，尤其側重南宋及以後。
展廳裏，春秋時期的吳王夫差鑒、越王者旨於睗劍泛著光澤，吳越爭霸的兵戈之聲猶在耳畔。歷史的腳步繼續向前，西元317年，隨著晉室南渡，江南優雅轉身。南朝時，這裡更是成為文學中心，書法、繪畫、雕刻等皆負盛名。唐宋之後，這裡的文學、藝術更走向高峰。漫步雲端展廳，稍抬頭便已立於宋拓《淳化閣帖》中王羲之《秋月帖》的飄逸之中，元代王冕《墨梅圖軸》的繁花密枝讓人難移視線，而明代徐渭的《竹石牡丹圖軸》充溢天然野趣。
不得不説，隋朝雖兩代而亡，卻對江南的發展産生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隋煬帝時期修建的大運河。江南地區因運河而得以不斷融合北方文化，成為經濟發達與文化繁盛之地域。
出土於安徽淮北市柳孜運河遺址的三彩抱柱獅子，見證了隋唐時期大運河連通南北各地的史實。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在《晚唐五代的貿易陶瓷》中談到鞏縣窯的白瓷和唐三彩曾大量出口海外，備受當地人青睞。依賴運河提供便利的水路交通，保障漕運的發展和商品貿易的興盛，有力地帶動了運河沿線城市的繁榮。江南地區生産的陶瓷、漆器、茶葉等由運河運抵全國各地，甚至行銷海外。由此可見，在唐帝國的經濟運作中，江南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江南泛化為一種中國意象
隋代修建的大運河雖極大促進江南地區的開發，卻一直沒有與廣大的北方地區直接貫通。
打通南北經濟通道的重任落在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肩上。1271年，他接受光祿大夫劉秉忠的建議，將蒙古更名為“大元”，把燕京改名為大都(今北京)，定為元朝的都城。雄踞北方的忽必烈，心裏始終清楚：江山要想穩固，控制住江南地區是重中之重。作為剛剛躍升為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大都，也存有不足——“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為了縮短從大都至杭州繞道洛陽的航程，元政府先後挖通了山東東平至濟寧的三段河道，將隋代大運河裁彎取直，使江南的糧食及其他物資直抵通州。
運河修通後不久，遠在浙江龍泉窯燒制的青釉瓷器便成為了元大都蒙古王公貴族爭相擁有的廳堂擺件。展覽中這件出土于上海南匯縣的龍泉窯蓋罐，通體施青綠釉，釉面肥厚瑩潤。它有直直的口沿，鼓脹的腹部，一副大腹便便的姿態，及至底部，卻內斂起來，既有端莊敦厚之感，又不失江南的靈動，充分體現了元代人厚重開闊的審美眼光。龍泉青瓷主要産地以浙江龍泉縣為中心，創燒于北宋，從南宋到元代，達到極盛。由此可見，南宋雖然滅亡，元朝建都北方，但中國南北經濟、文化格局並沒有改變。
江南，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隱喻。就像元代畫家倪瓚遊歷江南山水後曾作《江南春》詞三首，在明清畫家文人裏收穫擁躉無數一樣。從某種意義上看，“江南”早已不再局限其最初的地域，而是被放大、被生産成為靈秀、雋永的中國意象。在展覽雲端，觀者能一睹五代董源《夏山圖卷》中的幽思懷遠、元代倪瓚《汀樹遙岑圖軸》裏的遼闊閒散，及至明代董其昌《棲霞寺詩意圖軸》的溫潤多情，它們無不浸透出江南的雅致意趣。
康乾下江南帶回的風物景觀
比起明朝，來自山海關外的清朝皇帝對江南的重視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康熙與乾隆多達十數次下江南便是明證。
西元1691年，王翚和幾位內廷畫家著手繪製一組共12巨卷的清宮繪畫，詳細描繪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全過程。這就是著名的《康熙南巡圖》，也是本次展覽開篇的第一件文物。據記載，康熙曾六次南巡，解決水患，肅清吏治，從而開啟康乾盛世。
在乾隆皇帝遍及全國的歷次巡遊視察之中，耗時最長、耗資最多且最為人熟知的無疑是“六下江南”了。展場一件多達十二卷《乾隆南巡圖》可見一斑。蘇州籍宮廷畫家徐揚不但以紀實的手法描繪了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的情景，還另外花費了24年的時間創作了一卷更為精彩的作品——《盛世滋生圖》(又名《姑蘇繁華圖卷》)進獻皇帝，以讚乾隆盛世。在全長12.41米的畫中，當時江南商品經濟的繁盛突出體現在蘇州城市民生活的各個場景之中。據專家統計，圖中人物多達12000余人，各類房屋建築2140余棟。河中各式舟船應有盡有，約400條。街道上店舖林立，市招高揚，可辨認的各類招牌竟達260余家，涵蓋50多個手工行業。這裡的商鋪不僅售賣江南本地的土産，還出售外地的一些名産，不乏海外珍奇。
這是乾隆時期社會發展繁盛面貌的一次具體實錄，具有圖像證史的重要意義。乾隆皇帝對江南的喜愛源自他對江南文化的癡迷。他不僅“六下江南”，還將江南的風物景觀“帶回”北京城。小至東晉永和九年蘭亭雅集上的“曲水流觴”，被乾隆在皇家園林裏以微縮版的形式複製了三處，大至江南各處園林名勝，如蘇州的獅子林、無錫的寄暢園，被巧妙地嵌入皇家園林的修造之中。其實，這種“挪移”江南文化名勝的方式，從乾隆的爺爺康熙時期就開始了。只可惜圓明園已成遺跡，我們只能從斷壁殘垣中追憶彼時盛景。（王建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