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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新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走向日內瓦萬國宮，參加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
1954年5月，東方陣營4代表，左起：南日、莫洛托夫、周恩來、範文同。
195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十年，但戰爭的陰霾並未走遠。東北亞朝鮮戰爭已經打了3年多，交戰各方雖然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了字，但並未宣告戰爭結束；東南亞印度支那戰爭已經打了8年，仍沒有停戰的跡象。一南一北兩個戰場雖然都是局部衝突，但是如果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演變為更為激烈的國際衝突。
此時，為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站上了國際政治舞臺。周恩來等老一輩中國共産黨人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運用超高的政治智慧，力挽狂瀾，幾次將幾乎談崩的各方重新拉回到談判桌旁。經過兩個月的不懈努力，終於促成了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新中國也完成了以五大國身份在國際政治舞臺的首次亮相。
“五大國”
1954年1月下旬，正在杭州帶領憲法起草小組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毛澤東，接到一封北京發來的電報。電報中，蘇聯政府通告中方，正在柏林召開的“四大國外長會議”擬舉行一次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討論如何緩和緊張的國際局勢問題。蘇方希望中國能派遣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
彼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結束將近10年，但是世界局勢依然動蕩不安。
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已經打了3年多。雖然1953年7月27日交戰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了字，但在許多問題上雙方存在很大分歧，戰火隨時都有可能重燃。
在東南亞，隨着二戰結束，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發起了反抗法國恢復殖民統治的“印度支那戰爭”。新中國雖然沒有像“抗美援朝”那樣直接向越南派出“志願軍”，但是中共中央派出的軍事顧問團，一直在幫助越南人民軍調兵遣將，協助戰場指揮。據《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一書記載，自1950年至1954年，“越南軍隊的全部武器、彈藥和軍需用品，都是由中國按照常年的儲備量和越南各個戰役的需求直接供給的。”至1954年，“第一次印支戰爭”已經打了8年，而且並沒有結束的跡象。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中國亟須一個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發展國內的經濟建設，但此時一南一北兩個戰場，嚴重拖累了新中國的經濟。據戰史學家統計，志願軍在朝鮮戰爭中的傷亡達36.6萬人，消耗物資560萬噸，其中消耗彈藥達25萬噸。中共中央一直在尋求着和平解決“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的路徑。
此時，一直劍拔弩張的國際形勢，忽然發生了峰迴路轉的變化。1953年3月，史達林逝世了。蘇聯新一屆領導人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開始對蘇聯的內政外交政策進行大幅調整。史達林逝世後的短短幾個月，馬林科夫就發表講話，主張兩個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
蘇聯外交政策調整後的第一個行動便是促成了朝鮮停戰。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後來回憶，當他被重新啟用回到外交部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起草結束朝鮮戰爭的建議。
1953年7月，朝鮮戰爭雖然經多方努力停下來了，但是仍有許多遺留問題沒有解決。兩個月後，蘇聯向美、英、法三國提出，舉行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討論緩和朝鮮和印度支那緊張局勢的問題。
早已被印度支那戰爭拖得疲憊不堪的法國，第一個舉雙手錶示贊同。眾所周知，法國在二戰中受到重創。戰後，法國國力尚未恢復就又捲入到印度支那戰爭中，法國國內早已民怨沸騰。不過，考慮到法國在非洲尚有許多殖民地，如果印度支那三國鬧獨立成功，恐怕非洲的“多米諾骨牌”也要倒下。為了能維繫殖民統治，法國只能硬着頭皮把戰爭堅持下去。可是到了1954年，戰爭已經打了8年，而且法國毫無優勢可言，法國政府急於尋求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路徑。
收到蘇聯的建議後，法國外長皮杜爾立即表示：“法國政府希望盡一切可能在一切地方恢復和平，因此法國毫不猶豫地宣佈，從現在起，法國政府每時每刻都準備抓住每一個機會和聯邦共和國（即越、老、柬）一道通過協商在印度支那實現和平。”
二戰後，英國的國際地位急劇衰落，因此英國希望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重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雄風。另一方面，英國認為將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放到五大國會議上來談判，比直接拿到聯合國討論要方便得多。不過，英國外相艾登認為，“五大國會議”能不能順利開成，關鍵還是要看美國的態度。
可是，當時的美國強烈反對將中國視為五大國之一，也不願意參加“五大國會議”。美國認為，一旦出席會議，就意味着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當然是美國最不願意看到的。
不過，在英法兩個盟國的共同施壓下，美國的態度有所松動。2月6日，杜勒斯發表聲明説，只要中國願意解決亞洲問題，美國也願意出席“五大國會議”，不過這不意味着美國在外交上承認中國。不管心裏多麼不情願，美國還是無法否認，新生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收到蘇聯發出的參會邀請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一致認為，日內瓦會議將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出席的第一次國際會議，這對於提高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很有幫助。如果會上談得好可以解決許多實際問題，即便沒有談成，也在國際舞臺上宣傳了新中國的主張。
3月初，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同意派出全權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
會前風雲
由於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參加重大國際會議，因此中央非常重視。周恩來特意囑咐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一定要選派各方面的專家加入代表團。從後來出席日內瓦會議的陣容看，中國代表團的確雲集了當時國內最頂尖的人才。
上世紀90年代，《人民日報》記者錢江為撰寫《周恩來與日內瓦會議》一書，採訪了許多曾經參加日內瓦會議的當事人。錢江説，那時許多前輩還健在，他們不但講述許多生動的細節，而且提供了不少珍貴的檔案資料。隨着歲月的流逝，如今大部分老人都已作古，錢江保存下來的第一手資料，更顯珍貴。
錢江記得，談到代表團成員時，曾擔任過代表團越南語翻譯的張翼感慨地説：“這個代表團真是人才濟濟，我一看翻譯人員就知道。”
出任代表團英語翻譯的是日後在新中國外交史上大放異彩的冀朝鑄。當時，他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冀朝鑄在美國讀完中小學，並考入哈佛大學。他在哈佛讀了兩年後，朝鮮戰爭一爆發便回了國。回國後，冀朝鑄因精湛的英語水準被任命為“板門店談判”的英語速記員。1954年，他被吸納進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
代表團的俄語翻譯是一直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俄語翻譯的師哲。
越南語翻譯張翼，是一位老資格中共黨員，他出生在越南，且有“越南通”之稱。從1950年起，他就擔任中央領導與胡志明的翻譯。在研究越南問題時，周恩來總是願意聽聽張翼的意見。
代表團出發前夕，周恩來看到這個精英薈萃的代表團名單非常滿意，他自豪地説：“這好比是梅蘭芳的大戲，各個角色都得齊備，要成龍配套。”
除了選配高品質的代表團成員，更重要的是在會議之前統一思想，共同進退。4月1日，周恩來、胡志明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磋商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方案。
據師哲回憶，在碰頭會上，赫魯曉夫直言不諱地説：“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國際會議，但不要抱過高希望。結局很難預料，但我們仍然重視這次會議，因為中國、朝鮮、越南一齊出席這樣的國際會議，這件事本身的意義就不尋常，就是一種勝利……”
與赫魯曉夫的悲觀態度相比，中越兩國領導人顯然要積極許多。周恩來認為，假如我們能利用這次機會，闡明立場原則，並對一些問題做出解釋澄清，很可能取得更大收穫。
出席日內瓦會議前，越南代表團也制定了幾個具體的方案。
其一，“就地停火”。這個辦法雖然簡單易行，但是越法雙方力量犬牙交錯，而且越方控制區一沒大城市，二沒港口，三沒有完整的工業設施，只能希望通過全民選舉來彌補這些不利因素。
第二個方案是採取朝鮮停戰的方式南北劃界而治，難點在於這條線劃在哪為宜？當時越南方面傾向於以北緯15度線為界，即“15度線方案”。不過，這樣一來越南三分之二領土都掌握在“越盟”手裏，對方能善罷甘休嗎？果然，日內瓦會議上，雙方爭論最大的問題就是“劃界”問題，不過這是後話。
經過幾天磋商，中、蘇、越三國的意見基本一致——爭取一個有利的南北停火線，力爭和平解決印支問題。
與中、蘇、越一方步調一致相比，英、法、美一方卻各有一套“小九九”。美國從一開始就對和平解決印支問題不抱誠意。國務卿杜勒斯認為，召開日內瓦會議其實是為了給法國人調兵遣將爭取時間。美國鷹派人物甚至主張，一旦法國失敗，美軍就調動空中力量轟炸越南。
法國雖然希望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但不希望美國直接參戰。因為美國一旦染指印度支那，這裡便再也沒有法國的一席之地了。法國人希望通過日內瓦會議和平解決印支問題，最好能夠“光榮停戰”，保全法蘭西的顏面。
英國也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印支問題。二戰結束不久，創傷尚未癒合，英國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捲入到另外一場戰爭中，而且一旦戰事擴大，英國在亞洲的既得利益必然會受到損害。
鋻於英法兩個盟友都強烈反對武力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美國也不得不重新坐到談判桌前。不過，在整個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始終對和平缺乏誠意。
敵對情緒
1954年4月24日下午3點，一架“伊爾14”專機降落在日內瓦機場。周恩來第一個走出機艙。他身穿黑色西服，向前來迎接的人們舉手致意，引起在場的各國記者一陣騷動。來自美國的攝影記者更大聲呼叫：“周先生，走近點，朝我這裡看！”
黑色風衣、黑色禮帽、黑色皮鞋，單手插兜，瀟灑地走在眾目睽睽之下……周恩來在日內瓦留下了一生中最經典的一組照片，同時也為世人留下了新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第一次精彩亮相。
由於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重要的國際會議，因此出發前外交部做了周密的準備。他們給代表團成員做了樣式統一的黑色西服、黑色風衣，甚至連皮箱也是一模一樣的黑色。
200多中國代表團成員身着統一的黑色西服，浩浩蕩蕩地走在日內瓦街頭。沒想到，許多日內瓦市民對他們脫帽行禮。一打聽才知道，原來在瑞士只有牧師才穿一身黑。
幾十年後，代表團成員、曾任張聞天秘書的李匯川對來訪的錢江説：“回想起來，那時有些事做得不算高明……到了旅店，按説外交官的行李箱應該由飯店侍應生提上樓，可是我們就不，一定要堅持自己拿箱子，就是不放手，生怕有人給箱子裏放進什麼東西，結果自己提着箱子上了樓，惹得飯店裏的人們看了很奇怪。”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當侍者將早餐送到年輕的代表團成員劉家傑房間時，滿腦子“無産者天下一家”的劉家傑熱情地招呼侍者坐下來跟他一起吃。侍者不明就裏，嚇得雙手亂擺，落荒而逃。
為了保障代表團成員的安全，隨行人員甚至還有一名“化驗員”，他從國內帶來許多小白鼠，用以檢驗食品安全。
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很不滿意。他批評説，怎麼把這些東西帶到日內瓦來了？我就不信，你到街上買吃的，就有人在裏面下毒要毒死你。後來，化驗了幾頓飯菜後，這種檢驗漸漸停止了。
對於第一次出席重大國際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而言，過度謹慎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當時冷戰雙方劍拔弩張，國際局勢波詭雲譎，多留點心還是必要的。
周恩來等人剛剛住進駐地“萬花嶺別墅”，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便前來拜訪。莫洛托夫囑咐周恩來，要當心別墅裏被人安裝竊聽裝置，最好不要在室內談論機密話題。後來，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人總是在別墅前的草坪上商量要事。
4月26日早上，日內瓦會議如期開幕。窗外雖然陽光燦爛，但會場卻陰雲密布，兩個陣營的人敵對情緒十分嚴重。
會議開始前，杜勒斯便明確表示，自己的席位不能和周恩來挨着。其實，按照國際慣例，各國席位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美國和中國也不會挨着，但杜勒斯仍然不滿意，他要求自己的席位不與任何東方陣營國家相鄰，最好讓南朝鮮代表排在美國旁邊。
會議在萬國宮“西班牙廳”開幕，座位被排列成圓環狀。從當時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出，每個代表一個桌子，誰跟誰也不挨着。
日內瓦會議的第一階段討論朝鮮問題，可是雙方對這一問題所持的立場相差太遠，基本上沒有對話的可能，會場很快陷入到無休止的爭論和拖延中。
對抗情緒甚至從會場蔓延至場外，坊間流傳甚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橋段，就發生在此時。
據美國代表團成員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回憶：“那天（1954年4月27日）杜勒斯走進萬國宮的休息室，正巧周恩來也在裏面，看到杜勒斯進來，周恩來從屋子那邊走來，像往常那樣溫文爾雅地帶着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瞥了一眼旁邊那些正等着拍攝這個帶有和解象徵意義照片的攝影記者們，很快背過身去，不理會周恩來伸出的手。”
這一説法不但在中國流傳甚廣，甚至在美國也廣為人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時決心一邊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情節，雖然極具戲劇性，但是經過深入研究後錢江認為，這個“拒絕握手”的故事很可能是子虛烏有。
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在回憶錄中寫道：“國聯大廈會議大廳有好幾個入口，我們同美國代表團不是從同一個門進入會場，不可能碰到一起。會議中間有15分鐘的休息，代表團成員可以到餐廳、酒吧間去吃點心、喝咖啡、茶和酒，我們代表團從不和美國代表團聚在一起。而且，當時總理非常審慎和嚴謹，杜勒斯是反共頭子，總理從來就沒想去和他握手，因此從客觀到主觀都不存在總理主動去握手而遭到拒絕的可能。”
後來，錢江又就“握手”問題採訪了代表團成員李慎之。李慎之也表示，沒有在現場看到傳説中的“握手”。
錢江對記者説：“參觀過萬國宮的人都知道，會議廳是圓形的，有很多出口，與會代表各走各的門，各有各的休息區，基本上不會碰到一起。這種設計就是為了避免出現外交上的尷尬場面。”
“握手被拒”雖然是個訛傳，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日內瓦會議剛開始時，雙方劍拔弩張的氣氛。
奠邊府大捷
由於雙方分歧太大，朝鮮問題很快便被擱置了，印度支那問題成為日內瓦會議的主題。就在大會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前一天，越南人民軍攻克了奠邊府，殲滅法軍1.6萬人。
奠邊府是位於越南西北叢林地區的一個開闊的盆地，長約18公里，寬約6公里至8公里。這裡接近越老邊界，地處交通要衝。它東北與萊州相連，東面與巡教、山歲等地相接，西面與寮國相鄰，因此法軍把這裡視為分隔越北根據地、中國西南和寮國上寮的戰略要地。
1953年11月20日，法軍空降部隊佔領了奠邊府，並在這裡駐紮了20多個營、1.6萬人的兵力。由此，奠邊府也變成法軍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區。
法軍在奠邊府構築了兩個機場、49個據點，形成了印度支那戰場上最強大的集團據點。法軍認為，具有堅固防禦體系、強大地面火力和空中優勢的奠邊府，是誘殲越軍主力的理想戰場。
另一方面，越軍能不能打掉奠邊府的法軍據點，成為能否取得最終勝利的關鍵。
在中國顧問團的幫助下，越軍發現，奠邊府法軍雖然火力強大，但這裡孤懸於越西北崇山峻嶺之中，一切補給都要依賴空中運輸，一旦切斷這條空中運輸線，奠邊府便會岌岌可危。
於是，越軍決定抽調主力部隊，在奠邊府與法軍展開大決戰。1954年3月，集結於奠邊府的越軍已有4萬餘人。
正在此時，中共中央正在籌備出席日內瓦會議。3月3日，周恩來總理命令中國軍事顧問團首長韋國清，為了爭取外交上的主動，在日內瓦會議之前打幾個漂亮仗，最好能夠拿下奠邊府。
1954年3月13日，越軍發起了對奠邊府的進攻。5月7日下午5點半，越軍戰士衝進了法軍統帥德卡斯特裏將軍的地下指揮室，越軍連長謝國律用法語喊道：“誰是德卡斯特裏將軍？” 法軍德卡斯特裏將軍回應：“我就是，我是否還應再下令，要我的部隊停止抵抗。”謝國律説：“不用了，你的士兵們不用你的命令就投降了！”
經過兩個多月的奮戰，越軍拿下了奠邊府，印度支那戰局産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5月8日，日內瓦會議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正式開始。中國代表團成員師哲記得：當天“法國代表團戴着黑紗，打着黑色領帶，哭喪着臉，一掃過去趾高氣揚的勁頭走進會場，低頭就座，一言不發。越南代表團中有人見此情景，不由笑了一聲。皮杜爾聽到笑聲，氣急敗壞地説:‘這麼嚴肅沉重的場合，笑什麼？我們死了那麼多人，你們還幸災樂禍。同你們這些幽靈打交道，真沒有什麼可講的。’ ” 越南政府副總理範文同法文很好，直接用法語回答：“噢，難道你們是跟幽靈打仗？”一句話噎得法國人無言以對。
一直對和談沒什麼誠意的美國，又看到了染指印度支那的希望。美國政府提出，如果法國正式向美國提出軍事干預，美國會積極響應。是接受美國全面介入印度支那，還是在日內瓦會議上達成妥協，和平解決印支問題？法國人猶豫不決。
寮國、柬埔寨問題
5月8日，日內瓦會議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正式開始。出席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的國家除了中、蘇、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國之外，還包括南越保大代表、寮國、柬埔寨，共九方代表。
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也出席了日內瓦會議，他回憶道：“日內瓦會議本身叫大會，這是政策性、公開性的，有記者列席；限制性的小型會議，發言稿不公開，不讓記者到會。大會進行政策性問題的辯論，限制性會議則就實質問題進行討論。還有以印支談判的主角——法國和越南為對手的雙邊軍事會議（包括南越保大代表），主要是商談停戰協定、撤軍等。這三個會交叉進行，緊張時幾乎是天天開。每個會都有自己的主題，互相關聯。”
會議雖然天天開，但各國代表各持己見，談判進展得異常緩慢。錢江告訴記者，雙方的分歧主要是東方陣營主張從軍事和政治上全面解決印度支那問題，法方主張先解決停火問題，再談政治問題。
最令越南方面難以接受的是法國提出把柬埔寨、寮國問題與越南問題分開談，並且要求越南人民軍先撤出柬埔寨和寮國。
19世紀中期，柬埔寨、寮國、越南三國先後淪為法國殖民者的殖民地。法國人將越、老、柬三國統稱為法屬印度支那，並建立了“印度支那聯邦”。太平洋戰爭之後，印度支那三國淪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後，法國為了恢復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發動了印度支那戰爭。
受到奠邊府的勝利鼓舞，範文同對談判方針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認為，上選方案是“就地停火、稍加調整、等待普選”。考慮到胡志明在越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越方認為如果在全越南舉行普選，他們贏得大選的勝算很大。這樣一來，越南全境就統一了。如果對方不接受，再考慮南北劃界分治的方案。現在，越方已經不滿足於之前以北緯15度線為分界線的方案，他們希望能夠把分界線儘量向南移，最好定在北緯14度線。
一向務實的周恩來，並不看好越方的方案。他認為，凡事應該從實際出發。以當時雙方的力量對比而言，分界線設在北緯16度線比較現實。“15度線”甚至“14度線”方案，恐怕法方不會接受。
然而，剛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範文同心氣兒很高，堅持自己的主張，並且認為寮國、柬埔寨問題應作為印度支那問題的一部分，不能分開談。
為了能與越南保持一致，中蘇兩國決定尊重越南的意見。在5月17日至19日舉行的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限制性會議上，周恩來表示，反對把高棉（柬埔寨）、寮國問題與越南問題分開處理。他指出，高棉、寮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武裝鬥爭是法國武裝干涉引起的。恢復印度支那的和平，不是僅僅在越南恢復和平，印度支那三國問題不能分割開來討論。
兩個陣營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一時間會場上形成僵局。
實事求是地説，會前中國對印度支那的情況並不太了解。中國共産黨人只是出於共産主義的共同事業考慮，幫助胡志明領導的“越盟”。代表團成員何方曾直言不諱地表示，戰爭時期我們對外面的事情沒怎麼太關注，專門研究印度支那問題的人可以説沒有，據周總理自己講，他也不太清楚。
會前，中國只與“越盟”有來往，跟寮國、柬埔寨沒有接觸。中國認為，印支三國都遭受法國殖民者的侵略，理應同仇敵愾，可是寮國代表馮·薩納尼空和柬埔寨代表泰普潘在日內瓦會議上第一次亮相，就罵中國代表是“帝國主義”。他們認為，中國只支援越盟，而越盟是代替中國侵略他們。這不但令中國代表感到吃驚，而且感到十分冤枉。
師哲回憶，周總理説，他們是受了法國人的蒙蔽，必須扭轉這種局面，於是派他和王炳南去做老、柬兩國代表的工作。師哲和王炳南請老、柬代表到中心花園觀賞花木，喝咖啡、聊天。他們見中國代表彬彬有禮，不是青面獠牙的“帝國主義”，態度才有所緩和。
在與老、柬代表談話中，中國代表也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實際情況。印支三國的民族和國家界限，早在法國實行殖民統治之前就存在。寮國、柬埔寨兩個王國政府，在多數國民心目中仍是合法政府，並且得到世界上三十多個國家的承認。此時，周總理調整了之前的政策。他認為，越南問題與老、柬問題可以分開解決，越盟軍隊應該撤出寮國和柬埔寨。
5月27日，在與蘇聯和越南充分溝通，並達成共識後，周恩來提出折中方案：印度支那三個國家——越南、柬埔寨、寮國的情況不完全相同，因而解決辦法也會有所不同。
周恩來的新提案給僵持多日的會場，帶來了一股新風。關於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終於有了一個小突破。
柳州會議
老、柬問題雖然解決了，但是劃分軍事分界線問題，又成為雙方難以逾越的障礙。法國提出以北緯18度為分界線；越南方面要價也不低——以北緯13度至14度之間為分界線。雙方提出的方案相差太遠，幾乎沒有對話的基礎。
談判再一次陷入僵局。會議期間居間斡旋的英國代表團團長艾登也對前景表示悲觀。他在給英國內閣的報告中寫道：“日內瓦會議取得好結果的機會不大，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法國的猶豫和不確定。拉尼埃政府若不惜任何代價去實現和平就不能使政權持續下去。而美國不想日內瓦會議取得成功，它只對軍事干涉感興趣。”
事態的發展果然如艾登所料，面對日內瓦會議的僵局，法國國內輿論非常不滿。6月12日法國國民議會以306票對293票否決了對拉尼埃內閣的信任案，拉尼埃政府倒臺了。
拉尼埃政府倒臺使得日內瓦會議的前景一片渺茫。本就無心和談的美國，更想利用法國政局動蕩，中斷日內瓦會議。就連一向支援和平解決印支問題的英國也認為，“日內瓦游戲結束了”。
眼看日內瓦會議就要無疾而終，周恩來又一次力挽狂瀾，將馬上就要分崩離析的談判各方，拉回到談判桌前。
6月16日，在第14次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限制性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敵對行動停止後即不許從境外向老、柬運入新的陸、海、空軍的部隊和人員，以及各種武器。”這句話雖然説得比較隱晦，但與會代表都能聽懂，中國主張，停火後包括越南在內的外國軍隊全部撤出老、柬。
由於會前中、蘇、越三國開過碰頭會，當周恩來講完後，越南代表範文同站起來表示支援周恩來的提案。
範文同的表態讓法國喜出望外，他表示，只要越南軍隊從寮國、柬埔寨撤走，法國軍隊也沒有必要繼續留在那裏。在所有外國軍隊都撤出老、柬的問題上，法國願意接受國際監督。
聽完各方發言後，美國代表團團長史密斯也破天荒地表示，中國的提案是“克制和理智的”。這是日內瓦會議開始以來，美國代表第一次對中國提案表示贊同。
6月下旬，開了兩個月的日內瓦會議休會，各國外交家們都回國休整去了。雖然是休會期間，但周恩來的工作一刻也沒有停，從瑞士歸國途中，他訪問了印度、緬甸兩國，直到6月30日才風塵僕僕地回到廣州。
回到廣州後，周恩來立即着手召集胡志明等越盟領導人開會。雖然休會前，越盟代表在會場上做了讓步，但周恩來知道範文同對從老、柬撤出越南軍隊的事情還沒有想通；對於會上通過的先在老、柬停火的決議，也有所保留。為了能使下一步談判順利進行下去，真正實現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周恩來認為將越南領導人請來統一一下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7月2日，包括胡志明和越南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在內的越南領導人與周恩來、韋國清等中方代表，在柳州相聚。
會談甫一開始，武元甲就拿出了一張印度支那交戰雙方態勢圖表示，奠邊府戰役後形勢非常有利。只要乘勝追擊，三五年內越南人民軍便有可能拿下全越南。
越南代表面對大好局勢的樂觀心態，周恩來十分理解，但他提醒越南的同志，如果美國武力干涉，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就不可能是三五年的事兒。到那時，越南人民軍控制的地區也可能丟掉——紅區變白區，這樣的經驗中國太多了。從當時的國際形勢看，採取朝鮮模式，劃出一條南北分界線是比較務實的做法。同時，周恩來指出將分界線劃在北緯16度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越南北緯16度以北的地區有1300萬人口，且有港口，便於修鐵路，可以建設起來。
以北緯16度為界，與範文同以北緯14度甚至13度線為界的設想，有較大差距。包括胡志明在內的越南領導人，陷入了沉思。周恩來不放棄任何爭取和平的可能性，他不厭其煩地對越南同志講事實、擺道理，三天之內就開了8次會。
第5次會談中，一直髮言不多的胡志明終於表態了，他表示應該在日內瓦會議上盡力爭取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胡志明話雖不多，但很有分量，一語把握住越南在後面談判中的主基調。
柳州會議結束後，胡志明親自給範文同起草了一封電報，請他根據柳州會議確定的方針進行談判，這份談判案底被稱為“七五指示”。
日內瓦協議
柳州會議取得重大突破，中越領導人統一了思想。中共中央非常滿意，和平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可是，當7月中旬周恩來風塵僕僕地回到日內瓦繼續開會時，卻發現事態遠沒有想像的那樣簡單。
李克農和張聞天告訴周恩來，越南代表團中有些負責人對“七五指示”沒有完全領會，不願意放棄北緯16度以南的越盟控制區域。奠邊府勝利後，有些領導人過高估計自己的實力，認為越盟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法軍很難再打下去了。
聽完彙報後，周恩來表示理解，越方代表對“七五指示”想不通、怕吃虧，是很自然的事兒。不過，從當時各方的態度看，還是比較有利於爭取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首先來説，新任法國總理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就曾經向法國國內承諾，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他就下臺。既然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與印支和平問題捆綁在一起，想必會不遺餘力地爭取和談成功的。英國也希望和平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從地理上看，印度支那毗鄰印度，如果印支戰爭擴大，很有可能影響到印度等國。如果美國武力干涉印支問題，難保英國不會被裹挾其中，這是英國絕對不願意看到的。美國雖然一直想染指印支問題，但目前看孤掌難鳴，如果我們抓住有利時機推動談判，很可能爭取到和平。
周恩來的分析得到中國代表團成員一致認可。大家意識到，當務之急是做通越南代表團的思想工作，説得更加具體一點就是做通範文同的思想工作。
7月12日晚上9點半，周恩來在張聞天、李克農、師哲等人的陪同下，來到越南代表團下榻的飯店，與範文同等越南代表團核心人物會談。
周恩來説，如果印度支那戰爭繼續打下去，美國必然會進行武裝干涉。以朝鮮戰爭為例，中國派出了100萬志願軍，也只做到將美軍驅逐到北緯38線，而且越南人民軍還沒有做到當年朝鮮人民軍直逼釜山的那種態勢。一旦美國干涉，越南沒有勝利把握，原本控制在手中的地區，也可能喪失。如果將分界線劃在北緯16度，北方有1200多萬人口，南方只有900萬人口；北方有首都、港口，可以發展經濟。
當然要和平就要有撤軍問題，把軍隊從長期活動的地區撤出來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為了長遠利益考慮，有時也不得不犧牲眼前利益。周恩來拿中國共産黨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親身經歷舉例。抗日戰爭時期，皖南新四軍前有日軍，後有國民黨軍隊，毛澤東曾經主張撤過江北，可是新四軍的領導人項英認為江北群眾基礎差，猶豫了4個月，結果陷入被動。新四軍在1941年的“皖南事變”遭到重創。
周恩來的現身説法，給範文同很大震動，態度有明顯轉變。周恩來趁熱打鐵繼續説，以北緯16度為界，可以先建起一個成樣子的國家，進可以通過普選完成全國統一，退可以在16度線以北進行經濟建設，兩方面看都是有利的……周恩來苦口婆心地勸説，竟然整整説了一夜，當東方泛起魚肚白的時候，範文同的態度終於轉變了。
7月20日，範文同與法國總理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就軍事劃界問題達成協定：以北緯17度以南、9號公路北約20公里的六溪河為界，軍事分界線是臨時界線，不能被解釋為政治或領土邊界。越軍撤出南方部分解放區，得到的補償是兩年後在國際監督下進行全越南自由普選，以實現南北統一。
7月21日下午，日內瓦會議舉行關於印支問題的最後一次會議，與會各方簽署了日內瓦協議。雖然，美國政府表示不參與日內瓦協議，但承諾美國不會使用威脅或武力妨礙這些協定和條款。
最後，日內瓦協議得到了美國和南越之外，所有與會國的通過。英國外長艾登以主席身份致辭説：“今日締結的協定不可能令每個人都完全滿意，但是這些協定停止了持續八年、帶給數百萬人民災難和痛苦的戰爭成為可能，我們希望這些協定在這個世界和平有迫切危險的時刻，也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這些結果對我們繁重的工作是值得的。”
經過75天的緊張辯論和努力，日內瓦會議終於促成了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而新生的中國也以一種負責大國的形象，出色地完成了自己以五大國身份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第一次亮相。
參考資料：《周恩來與日內瓦會議》《1954年日內瓦會議研究》《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黃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