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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1954年9月10日報道：當年本市普遍推行夜間汽車收運垃圾的做法，方便白天上班的居民。
本報1956年8月14日報道：讀者給本報來信反映，一些單位違反規定使用過大的垃圾箱導致清潔隊員在搬運時常因負重而受傷。
本報1980年6月15日報道：1978年，本市開始使用由市環衛局設計的封閉垃圾桶。其最大好處是居民一天24小時都可以倒垃圾了。
本報1988年9月2日報道：當年，為使垃圾收運環境更整潔，本市城區第一座“垃圾樓”在右安門居民區投用。
本報1985年11月26日報道：上世紀80年代，列入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的城市垃圾、糞便無害化處理及綜合利用課題由本市完成。
到2015年時，北京城六區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已達到100%。
1961年，西城區清潔工與翠花街的居民一起清除垃圾。高宏/攝
1980年，清潔工用封閉垃圾車和垃圾桶清運垃圾。王寶琴/攝
2010年的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這裡對垃圾進行無害化處理，並用餘熱發電。吳鏑/攝
1951年，東單、西單地區率先推行汽車直接收運垃圾的做法，由居民把裝垃圾的木箱或筐子集中送到固定地點，等待汽車來裝運。
垃圾清運是城市運作保障的基本環節，反映着城市治理水準。對於上世紀50年代的北京人而言，倒垃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連倒的時間都有限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垃圾消納”一直是政府與市民關注的焦點。
１ 挨家挨戶收垃圾再送待運場
解放前北京有“垃圾城”之稱，大街小巷到處是垃圾，臭氣撲鼻，蚊蠅滋生。解放後，人民政府清除了遠自明朝開始堆積的垃圾，約有18萬噸。（1957年9月24日《北京日報》1版，《從“垃圾”看兩個時代的變革》）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開始着手垃圾管理。那時城區的垃圾收運方式現在看來頗為奇特：每天聽見搖鈴聲，居民就趕緊把裝垃圾的物件拎出來；清潔隊員挨家挨戶收集好再送到附近的垃圾待運場，等馬車或汽車定期轉運到城外的垃圾消納場。
到府收垃圾方便了居民，但垃圾待運場存在着問題。由於待運場的垃圾不是即時清理的，遇到颳風天垃圾便被刮得四處飛揚，遇到下雨天垃圾又常被雨水衝散，附近居民對此很有意見。
1951年，東單、西單地區率先推行汽車直接收運垃圾的做法，由居民把裝垃圾的木箱或筐子集中送到固定地點，等待汽車來裝運，垃圾待運場也因此取消。本報刊登的《清運垃圾》一文中生動描寫道：“掃街道，掃裏院，把垃圾送到集中站，大卡車呼呼開過來，裝卸員忙搬又忙抬，汽車‘嘀嘀’跑得快，一溜煙直奔到城外。”（1952年12月5日《北京日報》3版，《清運垃圾》）
不過時間一長就又有讀者向本報反映，個別運垃圾的汽車不按時裝運垃圾，反而導致垃圾集中站成了垃圾場。有的垃圾裝卸員只為裝得快、運得多、跑得快，導致摔壞群眾箱子和遺落垃圾的情況發生。
1953年，市衛生工程局研究決定取消垃圾集中站，改為“先搖鈴後收垃圾”。在收運垃圾的汽車快到時，有專人負責搖鈴通知居民搬出垃圾箱、筐，再由汽車運往垃圾消納處。
為了便民收垃圾，北京市政府在清運時間的考量上也是煞費苦心。1954年本市普遍推行夜間汽車收運垃圾的做法，主要街道自晚7時至10時用搖鈴方式收運；一般衚同用垃圾箱集中站方式在夜間收運，居民可將垃圾箱在晚8時至9時抬至集中站，次日7時前抬回空箱。如在晚7時至9時連續下雨，則不必拿出垃圾箱，次日晚加車運輸；如果兩天以上連續下雨，則臨時改為白天搖鈴通知，突擊收運。（1954年9月10日《北京日報》2版，《本市將在夜間收運垃圾、糞便》）
２ 倒垃圾不再受時間限制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垃圾清運開始執行“燈亮倒，車走停”的制度。這個制度又衍生出“車后土”的問題。“車后土”指的是垃圾車剛走，垃圾站又新倒了垃圾的現象。其原因不排除有些人缺乏自覺性，亂倒垃圾，但更多的情況是雙職工下班較晚，沒法按時倒垃圾。於是，西城區率先把主要街巷的垃圾清運時間推遲到夜裏11時之後，解決了居民的實際困難。（1977年11月26日《北京日報》1版，《條條街巷無暴露垃圾》）
在倒垃圾與收垃圾的時間矛盾發生後，從清潔一線誕生的技術，終於使居民倒垃圾不再受時間限制。
1978年，本市開始使用由市環衛局技術革新組設計的封閉垃圾桶和桶式自動裝卸垃圾車。到1980年，已有545條街巷用上了8100多個封閉垃圾桶。桶式自動裝卸垃圾車可將垃圾桶升起，將垃圾倒在車箱內，使過去街巷垃圾遺灑的現象得以明顯改觀。
最重要的是，作為北京垃圾收運工作的一項革新，使用封閉垃圾桶的最大好處是居民一天24小時都可以倒垃圾了。（1980年6月15日《北京日報》1版，《本市五百四十五條街巷使用封閉垃圾桶》）
３ 清潔員屢受傷催生機械化
現在的城市垃圾收運已實現機械化，但在原來完全是個體力活兒，甚至造成過不少人身傷害事件。
市衛生工程局在上世紀50年代出了一條看著過於“細緻”的規定：裝垃圾的箱、筐別太大，裝垃圾不要超過60市斤，免得清潔隊員搬起來困難。這具體到重量的規定，其實是出於人性化的考慮。當時一些單位使用過大的垃圾箱，有的裝上垃圾後重達二三百斤。清潔隊員對這種大傢夥很傷腦筋，搬運垃圾時常因用過勁兒而擰了手腕或扭了腰，有人還因此從汽車上跌下來，摔傷頭部。（1956年8月14日《北京日報》5版，《垃圾箱何必太大》）
為減輕清潔隊員的工作強度、提高工作效率，本市清潔工人從1958年起先後試製使用了封閉式自動裝卸垃圾車、自動化掃塵車、便道灑水車等新設備，為清潔工作機械化開闢了道路。（1958年7月11日《北京日報》2版，《本市清潔工作向機械化邁進》）
大馬路上的垃圾桶，誰見了不得繞着走？可東城環衛二隊維修班的班長張永江成天圍着它轉，還在垃圾桶上搞出了名堂。10年搞了10項革新，工人們讚他是“垃圾桶專家”。
維修垃圾桶最苦的活兒是除銹：跳進桶裏用砂紙打，桶銹、粉塵跟垃圾臭氣混在一起，直把人熏得頭昏腦漲。張永江心想：要是有一種機器能除銹該多好啊！於是，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他扎進一間小屋子苦學，終於拿下了機械原理、識圖、製圖等中專課程，於1979年成功研製出“垃圾桶除銹機”。隨後他又發明瞭“永江牌公路清掃車”，使東城區告別了大笤帚、鐵背鬥，率先在全市實現了道路清掃機械化。
從一名普通環衛工人成長為一名工人發明家，創造奇跡的張永江獲得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勞模稱號。（1994年4月25日《北京日報》1版，《從清潔工到發明家》）
４ “垃圾樓”日産日清
1986年，國務院辦公廳向全國下發了一個通知，要求各地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城市垃圾問題。至此，垃圾消納從各自為政的小問題上升到了全國範圍公共衛生的大問題。
這一年北京市政府從緊張的財政收入中拿出6000多萬元，在南宮、單店、蘇家坨等地新建、擴建了7個垃圾堆放場和8個垃圾轉運站。
垃圾的目的地擴建了，源頭卻仍需變革。1988年，本市城區第一座“垃圾樓”——密閉式集裝箱垃圾轉運站在右安門居民區投入使用。樓內設有兩個埋在地下的集裝箱，卡車可直接開進樓內將裝滿垃圾的集裝箱運走。“垃圾樓”取代了該地區13個垃圾桶站的170個垃圾桶，成為附近幾千戶居民的垃圾消納處。（1988年9月2日《北京日報》1版，《本市第一座“垃圾樓”投入使用》）
環衛專家認為“垃圾樓”是“垃圾收運方式上的突破”。一年過去，北京累計建成了110余座密閉式集裝箱垃圾站，使城市垃圾收運方式進一步現代化。
到上世紀90年代初，居民對垃圾的“包裝”方式也有了講究。1993年，石景山區八角公園居民在全市率先採取“袋裝垃圾”收集方法，將家庭垃圾裝入專用塑膠袋內。當時其他地區的很多居民對此表示不解：垃圾本身就是廢棄物，還要用袋子包裝，豈不多此一舉？
但這樣的“袋裝垃圾”達到了使垃圾“不見天”的目的。由此，北京市政府決定從當年5月起，在全市8個城近郊區全面推廣試行垃圾袋裝化。到1996年，全市有61萬戶居民和1萬多個單位用上了垃圾袋，使用面佔到全市的三分之二。（1996年12月4日《北京日報》2版，《垃圾為何要“包裝”》）
“袋裝垃圾”最終得到認可，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５ 垃圾處理資源化無害化
近些年一直倡導的“垃圾分類”環保理念，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在北京啟動了，當時主要是為了積肥。
1957年本市城區全面實行垃圾分類收集，將垃圾中的爐灰、有機垃圾（包括廚余垃圾）、廢品等回收利用或做積肥之用。其中，北京市計劃把城區每天收運的一半垃圾無代價地供給各農業社積肥。（1957年10月30日《北京日報》2版，《城區每日收運的垃圾 一半送往農業社積肥》）
但這種“垃圾分類”沒法持續太久。原來本市居民生活垃圾消納有兩條渠道：第一條主要是填城近郊區的大坑，第二條是送往近郊社隊積肥場積肥。後來，可填的大坑都填完了，垃圾消納渠道只剩下積肥這一條。但上世紀80年代蔬功能表産下降，被發現與近郊菜田長期使用爐灰垃圾做肥料有直接關係。生活垃圾中無機成分比例很大，肥效不高，大量的爐灰還嚴重破壞了土壤的團粒結構。因此，近郊區許多社隊已不歡迎城區運來的垃圾，不少公社甚至作出禁止使用垃圾肥的決定。本市的垃圾消納基本成了“沒有統一的消納場，一天一天窮湊合”。
1980年，市第二清潔車輛場張奎恩、馮大衛、劉靜安同志在給本報的來信中警示：北京每天出産的垃圾，眼看就要發生無處消納的危險！（1980年9月29日《北京日報》1版，《本市的垃圾眼看無處倒了》）
1984年4月8日，本報刊登了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言摘登。其中，市環保所高級工程師林華慶委員正式提出“北京應建立垃圾處理廠”的建議。第二年，列入國家“六五”科技攻關項目的城市垃圾、糞便無害化處理及綜合利用課題由本市環衛科研所完成，並通過了部級鑒定。（1985年11月26日《北京日報》1版，《垃圾糞便無害化處理研究成功》）
30年過去，到2015年時北京城六區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已達到100%。同時，垃圾處理也從傳統的填埋方式，升級為迴圈經濟代表形式的資源化處置。
本版文字：汪丹
歷史資料：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