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太廟與社稷壇

　　位於北京中軸線上的紫禁城，兩側是太廟與社稷壇。在歷史上，這三組建築曾經分別是政權、祖先（家族）與國家（疆域）的象徵，整體體現了我國傳統的營國思想，是獨特的國家文明的表現。

　　紫禁城、太廟與社稷壇，歷經元明清三朝更疊改建，逐漸形成了蘊含着中華傳統文化和豐富歷史內涵的三位一體的建築群落。現今它們雖然是相對獨立的文化遺存，但其原本的統一性和整體性值得重申。

　　【壹】

　　洪武元年，明軍在徐達的率領下進入元大都，出於防禦考慮而將大都北部的城垣廢棄，在其南五里今北二環路一帶另築新垣，同時將大都改為北平。不久，出於殄滅前朝王氣的目的又將大都的宮城毀棄。被毀棄的這座宮城是什麼樣子，有賴於歷史記載，還是可以覘測出來的。洪武初年，有一個叫蕭洵的官員奉旨來到這裡，將當時宮城的狀態記錄下來，名曰《故宮遺錄》，大都的宮城那時已經稱為“故宮”了。蕭洵的記錄，後來鋟刻出來，綴有兩篇序言，其一寫於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距離元朝覆滅已有28年了。序是這樣寫的：

　　故宮博物院內

　　故宮遺錄者，廬陵蕭洵之所撰也。革命之初，任工部郎中，奉命隨大臣至北平毀元舊都，因得遍閱經歷，凡門闕樓臺殿宇之美麗深邃，闌檻瑣窗屏障金碧之流輝，園苑奇花異卉峰石之羅列，高下曲折，以至廣寒秘密之所，莫不詳具該載，一何盛哉！自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觀此編者，如身入千門萬戶，猶登金馬，歷玉階，高明華麗，雖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瀛，尤不足以喻其境也。洵因宰湖之長興，將鏤諸梓而不果，遂傳於是邦。余因館於呂山，友人高叔禎氏出以示余，因假而錄之，以遺好奇之士雲。時洪武丙子花朝日松陵生吳節伯度序。

　　革命，本指變革天命，古人認為天子受天命，故而更替朝代謂之革命。革命之初，應為洪武初年，當在元朝滅亡不久。工部是朝廷主持營建工程事項的部門，其下設司，“郎中”為其主官。蕭洵為工部郎中，“奉命隨大臣”去舊都宮城，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不過不是去搞建設，而是去搞破壞，故而得以“遍閱經歷”，才有了記述大都宮城的機會。

　　比蕭洵早些，有個叫陶宗儀的人，寫過一本《南村輟耕錄》，對大都皇城多有記載：第1卷，在“萬歲山”的條目下，記錄其時的琼華島；第21卷，在“宮闕制度”的條目下，記載其時的宮城。書前也有一篇序，為江陰人孫大雅所作，其時為至正丙午，也就是1366年，兩年之後元朝便覆滅了。依據序中記載，陶宗儀，字九成，號南村，浙江黃岩人，生於元明之際，晚年居於松江，“作勞之暇，每以筆墨自隨”，休息的時候，也就是“輟耕”，在樹蔭下面，“抱膝而嘆，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葉書之”，寫完了便放在一隻瓦盆裏，裝滿了“則埋於樹根”，而“人末測焉。如是者十載”，瓦盆也積攢了十余只，“一日，盡發其藏”，將記在樹葉上面的文字整理出來，“合三十卷,題曰《南村輟耕錄》”。這些話説得有些玄虛，但陶宗儀關於大都宮城的記載基本可信，與蕭洵的《故宮遺錄》都是研究大都宮城的可靠史料。

　　建於1420年的太廟，如今是勞動人民文化宮。

　　【貳】

　　綜合文獻記載與近年的研究，大都皇城的東垣在今南北河沿大街西側，西垣在今西黃城根大街一帶，北垣在今地安門外大街以南，南垣大致在今天的午門一帶。南垣正中的門稱靈星門，北垣正中門的稱厚載紅門。靈星門南面是大都南垣的正門麗正門。兩門之間是宮廷廣場，靈星門之後是宮城，“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五十步”（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宮城四面設門，即南垣三門，中央為崇天門，約在今故宮太和殿的位置。左右分別為星拱門和雲從門。北垣設厚載門，東垣設東華門，西垣設西華門。崇天門是宮城的正門，採取闕門形式，也稱午門，左右設觀，平面呈凹形，與今之故宮午門在形制上十分相近。午門之後是大明門、大明殿和延春閣。大明殿與延春閣是宮城內最主要的建築。大明殿是元代朝廷舉辦元旦、慶壽等重大儀式的地方，玉砌朱鋪，深閎壯麗，坐落在三層臺基之上。每層臺基都有白石欄杆，雕有飛翔雲中的龍鳳。每根望柱之下都有伸出的鰲頭，與太和殿的臺陛在形狀上相距不遠。大明殿又名長朝殿。（參見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出版社）其後是延春閣，比大明殿還要高聳，是皇室舉辦佛事的場所。

　　從崇天門到厚載門是宮城的中軸線，從靈星門到厚載紅門是皇城的中軸線，以此向北延伸，至今什剎海東岸稍北的位置，是大都的中心點，從麗正門到這個中心點是大都的中軸線。宮城、皇城與大都的中軸線三者重合，體現了天子居中而立的傳統理念。

　　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決定遷都，將北平改為北京，同時改建城垣，修建宮城，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明之宮城較元人的宮城，其南垣向南推移了近400米，北垣向南推移了近500米，東垣西垣則沿襲未變。

　　宮城之外是皇城。東垣向東擴展至今東黃城根南街、晨光街西側，將通惠河包入皇城，通惠河則改稱玉河。西垣在今西黃城根南街沿線，北垣在今地安門東、西大街南側。今北海公園的北墻，應是皇城北垣的殘留。南垣的主體在今長安街北側，即天安門兩側的紅墻。突出的南端則在今毛主席紀念堂一帶。皇城設四門：東門，稱東安門，在今東安門大街西端；西門，稱西安門，在西黃城根北街與西黃城根南街交接處；北門，稱北安門，在今地安門內大街與地安門東、西大街交匯偏南的地方；南門，稱承天門，即今天安門，坐落於紅色的墩臺之上，辟有五個門洞，是皇城的正門。

　　承天門之前是外金水河，五座漢白玉石橋跨河而過。橋南為皇城廣場。廣場呈“凸”字形，圍以紅色墻垣。東西兩翼及南面各辟一門：東為長安左門，位於今勞動人民文化宮正門東側；西為長安右門，位於今中山公園正門西側；南為大明門，位於東交民巷與西交民巷之間，是皇城的外拱門，其時號稱國門。承天門之後是端門，形制如承天門，所以稱端門是提醒即將進入宮城的人，要在此整頓衣冠，故曰端。端門之後是午門。

　　如同元代的宮城，明代的宮城也設四門：南曰午門，北曰玄武門，東曰東華門，西曰西華門。午門是宮城正門，相當於《周禮》中“天子五門”之中的雉門。雉是一種羽毛斑斕的鳥，後人將其比為朱雀，而朱雀是四靈之一，可以引導人的靈魂飛升於天。明代的宮城，稱紫禁城，意謂天上的紫微垣，午門亦稱五鳳樓，其意便是由此進入天上的宮闕了。紫禁城的午門也是兩側設觀，平面為凹字形。正中辟三門，左右設掖門，每逢“大比”，殿試的進士們便從掖門進入宮城。進入掖門後,“折而向北，出口卻和背面三個券門平行。所以午門從南面看是三個，而從北面看卻是五個，就是因為有東西兩觀的緣故”。（單士元：《我在故宮七十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不僅於此，午門雖然名義上是門，卻不僅“專為出入而設，而是兼有朝堂的作用，所以也叫午朝門。按照封建王朝的規制，每年冬至，皇帝要在午門向全國頒發新曆歷書，叫作 ‘授時’。午門前面有兩座石亭，一邊放日晷，一邊放銅制的量具嘉量”。這兩種器物，分別代表時間與計量法制，是人類從事勞動不可或缺的工具。國家確立以後，這兩種工具便與國家政權聯繫在一起。日晷表示向人民授時，嘉量表示向人民立法度量衡，由此日晷與嘉量便成為表示國家政權的建築陳設。

　　午門之後是內金水河，河水從西北逶迤流向東南，在居中的河段，向外拱出，其上構五座漢白玉石橋。過橋後是皇極門。再往後為皇極殿、中極殿與建極殿，這都是舉行朝儀的地方，俗稱外朝，是國家政權的象徵。這3座宮殿位於元大內從崇天門至大明門的舊址之上，是紫禁城內規格最高的宮殿群落。

　　皇極殿多次被焚，康熙年間重建改稱太和殿。相對皇極殿，太和殿的體量略小，原來東西兩側的斜廊被改為金瓦紅墻。其後，是內廷的後三殿，位於元大明殿舊址之上，是皇帝與皇后的寢所。猶如元人的大明殿與延春閣位於全城的中軸線上，明人的前朝與內廷的6座大殿也是如此，且在佈局上更為緊湊。

　　【參】

　　關於元朝的太廟，《元史》有詳細記載，卷七十四《志第二十五祭祀（三）》記謂，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大都新建的太廟，有外城與宮城，為前殿後寢。正殿東西面闊七間，南北進深五間，內分七室。殿陛二層三階，中間稱泰階，西邊稱西階，東邊稱阼階。寢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宮城環繞，四角建重檐之屋，號稱角樓。”在宮城的東西南三面設有宮門，每座宮門有五扇大門，“皆號神門”。正殿下面與東西神門相通的路叫橫街，直通南門的稱通街。宮城外面繚繞高墻，也就是外城，在東西南三面開闢欞星門，“門外馳道，抵齊化門之通衢”。齊化門明代改稱朝陽門，至今未變。在朝陽門內大街北側有明代的延福宮，據説便是在元太廟舊址之上興建的。

　　我們通常所説的社稷壇，國家級的稱太社太稷，據《元史》卷二十七記載，“至元七年十二月，有詔命歲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月，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於和義門內少南，得地四十畝”，營建太社太稷。和義門，明代改稱西直門，後來一直沿用至今。“和義門內少南”，具體在哪個位置，今天難以判斷，但位於西直門南邊則是肯定的。建設太社太稷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其時相距忽必烈辭世只有1年。興建大都始於在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完工。如果從竣工算起，就是説在17年的時間裏，在大都沒有太社太稷。

　　太廟內編鐘

　　太社太稷的周圍築有圍墻，南部建兩座壇，“壇高五丈，方廣如之。社東稷西，相去約五丈”。其中，社壇中的土用青赤白黑四色，依照方位鋪設。“中間實以常土，上以黃土覆之。築必堅實，依方面以五色泥飾之。”稷壇與社壇的形制完全相同，只是純用黃土而已。社壇神主用白石製作，“長五尺，廣二尺，削其上為鐘”。上端是曲線形狀，宛如鐘的頂部。稷壇則沒有神主。以后土氏配享社壇，后稷氏配享稷壇。神位板均為栗木製作，白底黑字，上書神主姓名。祝板有四塊，以楸木為之，“各長二尺四寸，寬一尺二寸，厚一分”。祝文曰：“維年日月，嗣天子敬遣某官某，敢昭告於太社之神。”由於太社的社樹是松樹，故而在社壇與稷壇的南側各植一株松樹。

　　與元人一樣，明人也在宮城的東側設太廟，西側設大社大稷。太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採取一帝一廟的形制。嘉靖二十年（1541年）4月，太廟發生火災，將成祖朱棣與仁宗朱高熾的神位牌焚燬，故而需要重建。兩年以後的10月，“以舊廟基隘，命相度規制”。（《明史》）大臣們為此上了三次奏議，都沒有得到立即回復，許久後朝廷才決定恢復“同堂異室之制”。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6月，大臣因太廟安排神位，請求規定位次。世宗朱厚熜答復，“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太祖（朱元璋）居中，左面的四位依次是成（朱棣）、宣（朱瞻基）、憲（朱見深）、睿（朱祐杬），右面的四位依次是仁（朱高熾）、英（朱祁鎮）、孝（朱祐橖）、武（朱厚照），“皆南向”。7月太廟建成，百官上表慶賀，詔令天下。“新廟仍在闕左，正殿九間”，正殿的後面是寢殿，“奉安列聖神主”，再往後是遠祖廟，藏有遠祖牌位。3座大殿都坐北向南。其中，正殿的前面有兩廡，南邊是戟門，門的左邊是神庫，右邊是神廚。再南是廟門，門外的南邊是神宮監，東南是宰牲亭，西面是太廟的街門，稱廟右門，位於東部的六科直廊南側。廟右門之外，太廟的西北位置還設有一門，入清以後稱太廟西北門，而與闕左門相對。

　　明代的太社太稷，最初也是二壇分祀，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認為這樣做不妥，於是交禮部大臣商議，尚書張籌引用陳氏《禮書》説：“稷非土無以生，社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又引《山堂考索》雲，“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則社與稷固不可分”，因此二者“宜合祭，古有明證。請社稷共為一壇。”朱元璋認為有道理，“遂改作於午門（南京的午門——筆者注）之右，社稷共為一壇”。

　　對於太社是否構建殿宇以防風雨，在洪武時期也有過一番討論。學士陶安認為：“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也就是考慮到如果在祭祀的時候遇到風雨的情況，所以“請於齋宮望祭”。朱元璋聽從了他的建議，在洪武三年（1370年）於社壇的北部建造了五間拜殿。

　　在明代，南京有大社大稷，朱元璋的家鄉安徽鳳陽的中都也有。據《明史》卷四十七記載，鳳陽的社稷壇建於洪武四年（1371年），而社壇上的土則來自各地。直隸與河南進獻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與廣西進獻紅土，江西、湖廣與陜西進獻白土，山東進獻青土，北平進獻黑土，總之，“天下府縣千三百餘城，各土百斤，取於名山高爽之地”。

　　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後，在北京也建造了大社大稷，而“制如南京”，位於宮闕右側，“與太廟對。壇制二成，四面石階各三級，上鹹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壇西砌瘞位，四面開欞星門，西門外西南建神庫，庫南為神廚，北門外為拜殿，外天門四座，西門外為宰牲亭”。（孫承澤：《春明夢余錄》）拜殿後來改為孫中山紀念堂。北京的社稷壇也有兩座街門，一在東側，位於西六科廊的南側。在東北位置也設有一門，入清以後曰社稷東北門，與闕右門相對。對於明人宮城中軸線上的建築，清人沒有大變動，僅僅改變了一些宮闕的稱謂。宮城兩側的太廟與社稷壇也沒有改變，只是改變了神主的姓名而已。

　　【肆】

　　祖先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祭祀祖先的地方，民間稱祠堂，朝廷稱太廟，太者大也。中國以農耕立國，當然離不開土地與五穀。因此在西周時期，社與稷便被奉為國家的主神而列入祀典，國家有太社，王室有王社，諸侯國有國社，大夫和百姓則根據不同地域立社，而太社則是國家的象徵。《周禮》雲：“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元明清三朝的太廟與社稷壇，之所以設置在宮城東西兩側，根據就在這裡。但是，就太廟、社稷壇與宮城的相對位置而言，元明清還是有遐邇之別。元朝的太廟與社稷壇相距宮城甚遠，而明清兩朝的太廟與社稷壇則依附宮城，位於承天門（天安門）與午門之間，與宮城密不可分，這樣便將政權、祖先（家族）與國家（疆域）通過宮城、太廟與社稷壇整合一體，極好地將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思想凸顯出來。

　　社稷壇拜殿，位於北京中山公園內。

　　1912年，民國建立，次年民國政府接管社稷壇，1914年社稷壇被辟為中央公園，1928年改名中山公園。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清遜帝溥儀從紫禁城驅逐出去。第2年，成立北京故宮博物院。1950年，太廟從故宮博物院分離出去而改為“勞動人民文化宮”。這樣原本一體的紫禁城、太廟與社稷壇便分枝散葉、一化為三，而且如同其名稱所示，其功能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也就是，故宮成為收藏與展示我國歷代藏品的地方，太廟成為勞動人民休憩的處所，社稷壇則成為紀念孫中山的公園，原本的歷史含義蕩然無存了。時代變了，原來的使用功能發生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1958年在太廟的南側修建了歷史博物館與革命博物館，即今之國家博物館；在社稷壇的南側修建了人民大會堂。前者是昭顯中華民族歷史焜耀的處所，後者是共襄國事的輝煌殿宇。而其北側的天安門則被賦予了新時代意義，成為中華民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象徵。而紫禁城、太廟和社稷壇則成為各自獨立的歷史文化遺存，供游人參觀。在這個基礎上，重申這些古代建築群落的歷史底蘊，進而發掘其現實價值，或者是可以探索的吧？因為這些存留至今的宮廷建築，完整地體現了我國傳統的營國（首都建設）思想，是獨特的國家文明的表現。如果恢復紫禁城、太廟與社稷壇的統一性與整體性，進一步以故宮為龍頭，通過共建而使三者重歸一體，至少能在管理與定位、介紹與宣傳上，彰顯其原本的文化含義。這樣，不僅會提升它們各自的歷史地位，而且還可以成為昭示我國傳統文化的窗口與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魯迅文學院研究員 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