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古鎮張家灣通運橋和新修復的古城墻南門。
張家灣地處北京東南，古鎮東有北運河，西臨涼水河，加之古代開鑿的兩條運河——蕭太后河和通惠河皆在此匯入北運河，張家灣因此成為一處“四水匯流”之地，史稱“水路會要”。
自北京開漕起運，這個地區就一直是重要的漕運樞紐和物資轉机站。遼統和年間，蕭太后主持開鑿了北京地區第一條人工運河——蕭太后河。蕭太后河自遼南京（今北京）起向東在張家灣處匯入北運河，使得遼國從遼東征集的糧食物資經白河運至張家灣後，可以直接運抵南京城。不過運至張家灣的漕糧一般都會卸留一部分，這是因為遼代時在張家灣北部建有養馬圈，每年都圈養着數千匹戰馬，需要大批糧草，同時遼國貴族每年春季都會前往張家灣南部的延芳淀游幸打獵，也需要充裕的物資供應。漕糧的轉運和存儲催生了張家灣碼頭，也讓這個不毛之地逐漸有了生機。
因張宣督運漕糧至此而得名
元代定都北京後，為解決都城糧食供應問題，朝廷命張宣、朱清等人自東南“造平底船六十隻，運米四萬六千石，從海道至京師”。運糧船沿海一路北上，從天津經內河一直行駛至張家灣，因張家灣上游河道水勢淺澀，漕船無法向上行駛，遂在此卸貨轉運。南方運來的貨物也均暫存於此，再經陸路運至大都。張家灣迅速成為一處繁忙的漕運碼頭和貨物集散地，其名稱“張家灣”也因張宣督運漕糧至此而得名。
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水利學家郭守敬在金代閘河的基礎上修鑿通惠河，通惠河以大都城為起點，在通州張家灣匯入北運河，通惠河的開鑿讓經大運河和海路而來的船隻可以由張家灣直抵京師，張家灣也成為京杭運河北端的重要碼頭。至明清時，此處已形成一處頗具規模的市鎮，店舖鱗次櫛比，雲集各地客商。
皇木廠村的漕運印記
漕運對於今天的張家灣已經成為歷史，碼頭也已舊跡難尋，不過古時漕運在張家灣北側的皇木廠村留下了鮮明印記。走進皇木廠村，村頭赫然擺放着幾塊巨大的石塊，石塊色呈橙黃，顏色斑斕，圖案豐富。據介紹這些石塊稱為花斑石，是石材中的珍品，多産於南方，歷史上一直為皇家所用，禁止民間私自開採。皇木廠村中心屹立着一株古槐樹，樹榦直徑達1.6米，樹齡達600多歲，樹旁碑刻記載：“永樂四年（1406年）至嘉靖七年（1528年），北京皇家建築所用的珍貴木材沿大運河運到此存儲，管理官吏在木廠周圍植槐，今僅余此株……”除花斑石、古槐外，就連“皇木廠”這個村名也和漕運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據説南方運來建設皇城的木頭，運至張家灣時皆存於此，久而久之此處得名“皇木廠”。
永樂四年，朱棣下詔以南京皇宮（南京故宮）為藍本，興建北京皇宮和城垣。興建宮殿、壇廟、陵墓和城垣需要大量的磚石、木材，這些營建材料皆需從南方蒐集，並經大運河運抵北京。由於連年戰亂，元朝開鑿的通惠河在明朝時已經淤塞，所以經由大運河運來的磚石、木材只能運至張家灣卸載暫存，再陸運至北京城，同時運輸的還有南方的糧食、食鹽等物資。這些物資需在張家灣運河兩岸存儲後等待轉運，因此形成了幾個專用的皇家碼頭。為了方便管理儲存，朝廷在此設立了大大小小的倉場，如皇木廠、磚廠、花斑石廠、鹽廠、鐵錨廠、江米店、國梁倉……相應的管理機構也隨之遍地而生：大通關、巡檢司、提舉司等。貨物的集散帶來了市場的繁榮，各類店舖、貨棧、客店爭相開業，各種餐館、娛樂場所紛至遝來，使張家灣沿河一帶白天弦歌船號相聞，入夜燈籠桅火爭明。四方貢使、進京學子、南來北往的商旅等，皆在此換乘。乘舟南下，多以此為起點；轉陸進京，多乘船至此；而送客人出京，需送至此地，才算盡地主之誼。
淤塞嚴重漕船改道康家溝
嘉靖七年，御史吳仲主持疏浚通惠河，將通惠河普濟閘以下的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匯入北運河，漕運的重心也移至通州北的土壩和石壩，但張家灣依然還是重要的商運、客運碼頭，繁華依舊。
明中期以後，殘元勢力尤盛，時常入關搶劫，張家灣是重要的水路要會，建有京師糧倉，但地處平原，無險可守，所以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朝廷為保衛漕運命脈，在張家灣建造城池。張家灣城經三個月建成，《欽定日下舊聞考》中記載城垣：“周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視厚加一丈，內外皆以磚。東南濱潞河，西北環以據。為門四，各冠以樓，又為便門一，水關三，而城之制悉備。中建屋若干楹，遇警則以貯運舟之粟。且以為避兵者之所舍，設守備一員，督軍五百守之。而灣之人，南北之縉紳，中國四夷朝貢之使，歲漕之將士，下逮商賈販傭，胥恃以無恐，至於京師，亦隱然有犄角之助矣。”
城池東面、南面臨水，城東有兩橋通向城東碼頭，城南有一橋名為運通橋，通向京師。城內建有房屋若干，作為糧倉和軍營使用。清朝後，張家灣城池繼續發展，康熙年間形成若干街區，有會商30余家、當鋪三家。
清朝末期，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在佔據張家灣後到處燒殺搶掠，張家灣城池受到一定的破壞。抗日戰爭時期，日軍佔據張家灣，為修建碉堡，將部分城垣拆毀，幾百年的古城就此毀於一旦。1949年後，殘存的城墻磚塊成為村民蓋房子的石料，在村民的“東拆西借”中，城墻進一步損毀。現古城僅存南面城樓（近年復建而成）和一段殘破半截城墻，其餘三面城墻和城樓已無跡可尋。
隨着古城一起衰敗的還有張家灣的漕運。清嘉慶七年（1802年）二月的一天，生活在張家灣的人們沒有看到漕船像往常一樣如期而至，就意識到運河可能又淤塞了。事實也確實如此。因大雨頻降，運河在張家灣北部決口，改道流進張家灣東側的康家溝（今通州郝家府起，南至裏二泗村東），運河因此淤塞。朝廷隨後組織挑淤築壩堵塞康家溝，並重新疏浚張家灣運河，效果並不明顯，此後幾年運河又多次決口。嘉慶十三年（1808年），運河決口重走康家溝，此次張家灣運河淤塞嚴重，成為涓涓細流，再無復浚的可能。朝廷因勢利導，漕船改道由康家溝北上行駛，原張家灣運河因此廢止，從此張家灣再也看不到漕運船隻的身影。
張家灣，從無到有，從有到盛，從盛到衰，這座古鎮的每一次發展都離不開漕運的變遷。是運河孕育了古鎮，賦予了它繁華鼎盛的歷史記憶。如今漕運的功能已經離張家灣遠去，只剩下歷史風雲中的古鎮身影。當昔日遠去，今人能做的只有保護歷史的遺跡，讓文化傳承下去，因為這些遺跡既是歷史的載體，也是未來文化延續的依據。幸運的是，文化的延續正在接力，運河文化已成為張家灣城鎮文化可持續發展的主力，流經古鎮的蕭太后河、通惠河等河道正在加緊整治，各種文化旅游項目正在建設……張家灣的運河之水還在流淌，擱淺在張家灣的“運河之船”也正在重新揚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