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日用品是怎樣成為國寶的

日期:2022-12-15 09:33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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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皇家日用品是怎樣成為國寶的

  北京作為歷史悠久的著名古都和文化名城,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産,但真正意識到城市遺産的價值並予以保護,卻要追溯到清朝的最後幾年。

皇家珍藏及日用品向公眾展示

  皇家珍藏及日用品向公眾展示

  起念于國家危難之時

  “古”意味著悠久的歷史和文明的結晶,“古物”泛指有價值的古代遺物。在漫長的封建統治時期,傳統的古物保護集中體現在古代統治者對鐘鼎、古器等前代遺物和皇家陵園的保護上,它們大多因為禮儀和政治意義而受到朝廷重視。自宋代金石學興起後,前代碑石、造像等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睞,到清代金石學進入鼎盛期,其研究範圍擴大到玉器、竹簡、甲骨、明器等眾多古物。

  不過,長期以來,對古物的關注只是出於文士們開展文字考訂、證經補史的特定學術研究需要,或是滿足文人清賞的業餘愛好,所以古物保護總體而言局限在狹小圈子之內,與近代意義上的遺産保護截然不同。

  近代古物保存觀念産生於國家危難之時。自晚清西方用堅船利炮打開古老中國的大門,中國便被迫捲入世界近代化進程中,風雨飄搖中的傳統專制王朝不可避免走向末路。與王朝一道陷入困境的還有作為皇室私家收藏的歷代珍寶,圓明園之劫和多國聯軍攻陷北京使原本深藏于內府的珍寶大量流散。當時的有識之士,無論是在異國博物館目睹祖國之寶璽珍玩,還是親見流散在市面作價售賣的內廷珍寶,無不激起沉痛悲憤之感。

  維新改良派代表康有為一生致力於救亡圖存,他于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海外,在異域考察了外國的政治文化、歷史變遷及古跡遺存,以期對國家改良有所裨益。當康有為看到國外博物館展陳的中國珍奇寶物,有感於國家精華流失,他在痛心疾首之餘也思索並意識到作為國粹的古物與國家文明的內在聯繫。這一心緒在康有為所著《歐洲十一國遊記》中記載為:“古物存,可令國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賢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興。”古物在這裡已然成為文明興衰和國家命運前途的隱喻。作為一國的文明象徵,古物保存的必要性得到了知識階層的普遍認同。

古物陳列所外景

  古物陳列所外景

  從古物陳列所到故宮博物院

  除了流落海外和散佚民間的大內古物珍玩,清代皇室收藏還有相當一部分分散在多處皇宮和行宮中,主要集中在北京紫禁城、盛京皇宮(今瀋陽故宮)和熱河行宮(今承德避暑山莊)。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對於如何處理前朝遺産,清室和北洋政府並未就皇室收藏的歸屬達成一致。

  清室依據《清室優待條件》堅稱皇室收藏屬於私産,即“清帝原有之私産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後又多次聲明“宮中所有物品,按照優待條件皆屬私産”。而民國政府則將前清收藏視為國家公共財富,希望將它們納入現代古物保存管理體制中。熱河行宮古物失竊一事,直接促成了民國政府將各處清朝皇室珍玩如盛京故宮和熱河行宮古物運輸至北京,並於1914年在紫禁城成立古物陳列所,成為第一個國家博物館性質的收藏機構。

  由於古物歸屬模糊,地點也位於遜帝溥儀實際居住的紫禁城之內,古物陳列所實際上歸民國政府和清室共同管理,第一任所長也由清室護軍都統擔任。遺憾的是,被展陳的古物有時被清內務府或民國的政府機關提取不歸,這也反映出當時古物保存的名不副實。

  這一狀況延續到溥儀被逐出宮。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清室古物轉變為故宮博物院永久藏品,成為民國所有的國寶,不再歸於一人一姓,從而徹底排除了任何個體佔為己有的可能。

  事實上,古物的物,本身其實並不一定是古老而久遠的,諸如珠寶玉石等物件,有些就是前清皇室日常所用,不過,由於時代和社會已經發生巨大變革,使得新舊之間的差異直接變成古今之別,昨天皇家的日用品,如今成了被視為國家公共財富的古物。

  建築遺産成為保護對象

  隨著政治中心南移,1928年南京政府設立北平特別市,北京改稱北平,這成為城市身份的一大重要轉折。當城市的政治屬性被剝離後,擁有大量皇家宮殿、壇廟、苑囿的北平,以文化城作為新的城市定位,這也意味著古老帝京以文化重振城市的雄心。

  1933年華北戰事吃緊,戰爭逼近使得故宮古物南遷,殘留的帝王宮闕成為北平城的文化代言。因而,相較于清末民初注重可移動古物的收集保存,這一階段北平建築古跡開始受到更多關注,而建築古跡的保護多放在“文物”名目下得以開展。

  “文物”作為漢語固有詞彙源自《左傳》,即“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這裡的“文物”與現今意義不同,指傳統禮儀、典章制度及相關器物。隨著時代的變遷,在20世紀初的語境中,文物的含義主要指物質文化遺存,尤其指包括宮殿樓闕在內的古代建築。在中西建築相對照的視野下,認識到我國傳統建築和工藝的獨特價值並以“文物”來命名則要歸功於朱啟鈐。

  朱啟鈐一生經歷清末、民國至新中國多個時期,曾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主持京都市政公所,對北京市政建設有開拓之功,他不僅改建正陽門,打通東西長安街,還在社稷壇基礎上改建了北京市第一個公園——中央公園。朱啟鈐也是古物陳列所的發起人之一,後於1930年成立中國營造學社,以中國古代建築和營造法式為研究對象,為古建築研究保護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營造學社的主要成員有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劉敦楨等人。朱啟鈐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中介紹,“就此巍然獨存之文物,作精確立標本”,明確以“文物”指稱建築遺産,並指出,“北平為文化中心,亦即營造學歷史美術之寶庫,自宜暫以北平為社址”,突出北平的文化藝術價值。

  在營造學社推進文物研究與保護的同時,文物一詞也為北平市政府接受,並得到官方的進一步推廣實施。為了保護好北平的名勝古跡,1930年北平市政府公佈了名勝古跡、古物保存規則,明確了古跡古物的保存責任;1935年又成立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聘請營造學社為技術顧問,制定古建維修計劃,天壇、香山碧雲寺、正陽門五牌樓等得到修繕。

  這一時期文物得到重視,其原因一方面是營造學社對文物價值的提倡,使人們逐漸認識到不可移動遺産的珍貴;另一方面,戰爭對文物建築的威脅和實際損害極大,激起人們的注意。相較於今日專指古代器物的古物這一稱謂,文物一詞的覆蓋面顯然更廣,因而被一直沿用下來。

  從意識到古物的價值,到古物保存,再到文物保護,代表著城市文化遺産保護觀念的進步。保存意為保有維持古物的原初狀態和面目,其主要途徑是歸集保存,以免散佚破壞;而保護則突出傳統技藝和文化精神,在避免衰頹的同時強調傳統的弘揚和延續。從古物保存到文物保護,人們對城市遺産及其價值的認識不斷深入,以朱啟鈐、梁思成等為代表的建築學家,為城市遺産的保護與傳承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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