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角取酬必有方

清光緒年間同慶班演出圖

《同光十三絕》中的程長庚（中）

《同光十三絕》中的譚鑫培

　　這幾年，影視界的個別明星，雖説曾經名顯海內外，但偷漏國家稅款，數額巨大，動輒以億數，那麼她或他所拿的鉅額酬金又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最近又有個別“網紅”主播在直播間帶貨，不僅偷漏國家稅款，而且言過其實，以次充好，忽悠老百姓，實屬不該！雖然賺昧心錢可以缽滿盆滿，想想易經所雲：“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還是趁早收手吧！

　　由此社會現象，筆者聯想到昔日京劇界名角，這些德藝雙馨的大藝術家，不僅為觀眾們帶來精湛演出，在取酬方面更是有規可循，絕不虛高。一代大師的精神風範，足可為當今演藝人員樹立榜樣。

　　戲份

　　程班主體現君子之風

　　先説三慶班有京劇鼻祖美譽的程長庚老闆。在清鹹同光年間，三慶班是京城最大的京劇班社，比如今那些影視明星工作室要大多了，而程長庚就是三慶班的班主。當時三慶班是什麼體制呢？筆者認為算是集體所有制。班裏的演職員大概分成幾等，三慶班最大的角當然是程長庚了。他是京城第一老生、三慶班班主，還是精忠廟的正會首，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劇協主席。他當了三十多年的梨園老大，但他在班中拿的錢，不是唯一的頭等，而等同於班中唱老生的盧勝奎和唱花臉的何桂山。許多戲劇書這樣描寫他：身着一襲長衫，布鞋雨傘，“慢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儼然一鄉下私塾先生。他説：“某入三慶班以來，已數十年，支援至今亦非易事，且同人依其生活着正不乏人，三慶散，則此輩謀事艱難矣”（見《清稗類鈔》）。穆辰公《伶史》載：“長庚生而英偉，常有大度，雖有伶籍，而有士君子風。歷掌三慶部，禦眾以寬，人也不忍欺之，輕財好義，能恤孤弱。伶有貧老無告者，必周以錢米”。

　　那麼這位梨園第一人掙多少錢呢？當時的三慶班實行的是戲份制。程長庚每演一次戲，拿戲份四十吊。在清同治年間，銀價高漲，四十吊約折合二十五六兩銀子，假如程長庚每月演二十場，約拿五六百兩銀子，每一兩銀子折合人民幣約二百元，一個月可得一萬多元。他既低於班中的小生名家徐小香，每演一場，七十吊外加四吊車錢，幾乎戲份高過他一倍，更比不了光緒三年從上海回京參加三慶班演出的文武老生楊月樓，他接受了上海的茶園體制，不滿足固定的戲份，要求他每唱一場戲，按總收入分成，即使是一成，那收入也要比班主高多了，但程長庚為了三慶班的演出品質，也就答應了。當然，後來楊月樓接替程長庚做了班主，艱難維持三慶班十年之久，最後積勞而英年早逝，這個加成恐也早自動取消了。

　　那時京戲班名伶要想多掙錢，就是參加官僚大賈家的堂會。像程長庚這樣的大角，唱三場堂會戲，拿個二三百兩銀子是沒有問題的。但程長庚定了個班規：演堂會戲，要去就整個班社去，誰也不能一個人獨去。這一規定首先包括他自己，而且嚴格執行。也就是説，要富大家富，不能一人獨富。他是這麼説的，也是這樣做的。程長庚還曾堅定拒絕請他一個人參加的都察院的堂會，哪怕用鐵鏈把他鎖在柱子上也不改初衷。有錢不掙，為什麼？就是維護班規的嚴肅性。所以三慶班才能長壽，存在了107年。程長庚唱了一輩子戲，最後僅僅留下一所西城區百順衚同的平房，他的高貴品質永遠被人讚揚。

　　包銀

　　上海茶園開先風

　　當時京戲班都是拿戲份，唱一場戲，拿一場錢，開始都是固定的。伶人不管上座多少，風險都是班主擔着。在大清朝，一逢帝後死了的“國喪”，便停止娛樂27個月，戲班就唱不了戲。這大夥兒的生活，都要班主來開銷，扛不住的一些班社就紛紛倒閉，而只有像三慶、四喜這樣的大班兒，在程長庚、梅巧玲等班主竭盡全力的維持下，才能扛下來。如程長庚參加後來每一場的“説白清唱”，掙了錢，他一分錢不拿來維持同仁的生活。梅巧玲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積蓄，而且向他的好友時小福借錢。那位也不含糊，居然賣了房借錢給班主，把大家的吃喝解決了。所以這兩個人都被人稱為“俠伶”。也正因為此，梅巧玲當了十幾年的四喜班大班主，最後只留下北京李鐵拐斜街45號（今鐵樹斜街101號）一所小平房。梅家數代人都繼承了祖輩的厚道家風。

　　清同治初年，上海開了好幾個專門演京二黃的茶園，如丹桂、丹桂軒、滿庭芳等茶園。他們從北京接來不少京劇名伶來茶園演唱，受到上海觀眾熱烈的歡迎，每天一票難求。茶園老闆見有利可贏，便不惜高價來接，先和演員講給多少錢，這叫説“公事”，一個月或一季度一結，不按場次算，這實行的就是包銀制。比如從北京去上海演出的楊月樓，丹桂茶園定的每月包銀1200兩銀子，比程長庚高多了。當然這包括給他拉弦和打鼓的人的工資“腦門錢”。茶園老闆還要有個“四管”的規矩，即對這位演員和他帶的琴、鼓、夥計等，一律管接、管送、管吃、管住。角兒從北京臨走前，還要給一筆不菲的定錢作為安家費。

　　這僅僅限於從外地接來的角兒，那麼誰來配角呢？茶園或戲館子還要組織個班社，給外請的角兒當配角、助演，他們叫“坐包”或“底包”演員，包銀一般一訂就是半年、一載。外請的大角雖然待遇很優厚，但是對他的要求也很苛刻。假如定的是一個月的包銀，那麼每天都要出演，甚至有時還要黑白天，一天兩場演出。天氣惡劣，風雨無阻；即使你病了，只要不躺在床上，也要帶病演出。所以包銀制，雖然演員掙錢多，但風險也大，因此當外請的角兒平安踏上返回的路時，都是無比慶幸。

　　隨着上海進一步商業化，上海邀角之風更是水漲船高。據文化學者張文瑞考證，清光緒庚子年後，名老生孫菊仙被上海天仙園邀去，月包銀三千兩，而譚鑫培這時是第三次到上海，他在天仙園的包銀是二千六百兩。以後他每到上海演出，包銀一次比一次高。

　　別的角兒呢？1913年，19歲的梅蘭芳第一次隨著名汪派老生王鳳卿到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園方開出的月包銀，王鳳卿是三千二百元，梅蘭芳一千四百元，王鳳卿力爭，園方始給加到一千八百元。殊不知，梅先生以一齣文武並重的《穆柯寨》，轟動了大上海，贏得了浦江萬眾鐵桿粉絲。

　　隨着時光轉瞬，京劇名角來滬的包銀一路飆升。還説梅蘭芳大師，到了20世紀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的包銀，一期已經升到數萬大銀，但是在日冦侵華時，他蓄鬚明志，十年堅決不為日偽演出，一分錢不掙，假如只從經濟考慮，那是丟了多少白花花銀子，但梅大師堅持民族氣節，寧可賣畫過活，也不彎腰折節，做一個硬骨頭的中國人，因而受到全體國人的崇敬。可見，錢雖好，卻有的可拿，有的卻堅決不可拿！莫丟人格，更不能違法！

　　從挑班制到工資制

　　名角取酬靠實力

　　清末民初，京城最初開始“挑班”是伶界大王譚鑫培。他六次赴上海，受到滬上班社體制的 啟發，加之自己也有這個實力，只要他出臺，上座率百分之百，於是他挑班組建自己的戲班，除去給演職員的戲份和捐稅開銷外，賠賺都由班主承擔。和戲園採用分賬制，或二八，或三七，班社拿大頭，一般上座超過五成，那就不會賠錢。當然譚大王每演上座十二成，自然只賺不賠。但老人家也不是貪而無厭，每月只演八九場，而晚年，又多次為京、津等地受水旱災患的同胞義演，也為班中同人生活而才勉力演出，所以身後只留下宣南大外廊營一號平房一座。既無豪宅、也無豪車，後輩多是京劇藝術家，但也都過着普通人生活，故譚門七代人從藝不衰，這是良好家風家教所致。

　　自譚大王后，名角基本都實行挑班制。

　　新中國成立以後，北京的京劇院團基本上都是國營體制，實行工資制，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按技藝水準給演員評級。當時標準是非常高的，文藝界共分16級，北京城內的京劇演員僅有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四大名旦和北京京劇團的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趙燕俠五大頭牌和中國京劇院的李少春、袁世海、葉盛蘭為一級，而杜近芳、李和曾、葉盛章、張雲溪這樣棒的藝術家，當時都是二級演員。那時一級演員的工資是335元，很高了，可是這些藝術家評級之前，工資都在千元以上，政府也沒有一刀切，而是讓他們拿保留工資，他們也自覺，一降再降自己的保留工資。至改革開放，複雜的16級改成簡約的4個級別，即初級、中級、副高級和高級。而每一個級別內又分成4個檔，每個級別和小檔，差別都不很大，但又不是平均主義，有利於激勵從業者努力上進，故筆者覺得這是京劇二百年曆史最好的一頁。(張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