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解開李公墓之謎

南口城，位於關溝古道的南端，早在北魏時期，這裡就形成了一道關隘，被稱為“夏口”。明朝永樂二年，明軍在這裡修築了“南口城”，距今已有600多年。據明代《西關志》記載，南口城是守衛居庸關的明軍營房。清代以後，逐漸形成了南口村。

　　在南口城東北，有一座建築規格頗高的李公墓。長久以來，該墓的主人到底是誰，坊間莫衷一是。直到在國家圖書館發現了一塊碑帖，這才解開李公墓之謎。

李公墓遠景

神道旁的文官石像生

　　神道兩旁有石像生

神道旁的石虎石像生

　　在古代，墓地也有身份地位之分。比如墓主身份“高貴”的話，就可以在墓前建神道，神道兩旁設石像生。“石像生”最早出現在漢代，唐宋有嚴格的規制，興盛於明代，逐漸消失於清末。根據《明會典》的規定，五品以上的官員墓前才能設立“石像生”，且區別不同品級而設立。

　　李公墓坐北朝南，墓前為石砌神道，神道最南是三間四柱式石牌坊，牌坊下原有雕刻花朵圖案的抱鼓石，現已無存，牌坊中間梁額上刻有“御用監太監李公神道”九個字。牌坊北側是神路兩旁的石望柱，東西各一，現僅存西面一個。石望柱北側有兩組石像生，分列於神道兩側。一組是兩隻呆萌的石虎；另一組是刻有文官武將的石碑。石像生北側是一座一間兩柱式石牌坊，牌坊下面的抱鼓石已丟失，梁額南面刻有“李公之墓”，背面刻有“福如滄海，壽似崗陵”。石坊後是墓寶頂，現已經成為民居。該墓地在民國初年被盜，未見墓誌銘出土，只有地表上的石刻保存相對完好。

　　通過對石牌坊上的題刻，知道墓主人是“御用監太監李公”，但這位李公的姓名和來歷，以及為何死後葬於南口城內，一直都是未解的疑案。

　　“御用監太監”表明瞭李公的身份，是一名太監。御用監是明內廷十二監之一，設有掌印太監，下設裏外監把總、典簿、掌司、寫字、監工等，掌管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造辦各種用具之事。明代皇帝親掌六部，設立內閣幫助處理政務，為了牽制內閣權力，皇帝會將一部分權力交給太監們掌管的內廷各監，形成了明朝特有的監閣體制。明代皇帝對外廷的政務和軍務的監督主要依靠太監，對太監十分倚重，視為心腹耳目，經常派太監直接參與軍務，有的太監首領還會被派到一些重要關隘，擔任鎮守太監，協同明軍將領鎮守關隘。

　　在《西關志》的記載中，從弘治初年至嘉靖十年，在居庸關先後有趙寬、王競、李嵩、姚政等五名太監擔任過居庸關的鎮守太監，在這些太監中只有李嵩姓李，但還不能認定李公墓的墓主人是李嵩，李公墓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巧合的是，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有一篇刻於嘉靖六年（1527）七月的《南口城凈業堂記》碑拓片，對揭開李公墓主之謎起了決定性作用。《南口城凈業堂記》碑，原在南口城東大寺後面的空地上，現已無存。據碑文記載，“南口城有一座普門禪寺，寺後是凈業堂……御用監太監李嵩鎮守居庸關十七年，平生喜做善事，崇尚佛教。伏牛山的臨濟宗大千禪師，雲游到居庸關，李嵩受禪師感化，拜其為師。請禪師在南口城普門寺擔任住持，並在寺後為禪師建凈業堂，作為禪師清修的場所。為了保障普門寺的經濟來源，李嵩又為寺院購買了菜地二十畝，糧田八十畝。”

　　在南口城李公墓東側約20米處有一座寺院，南口村民稱它為“東大寺”。東大寺北墻後面有數株古槐，古槐下立有一座石碑，該碑就是《南口城凈業堂記》碑。按碑文記載，普門寺北有凈業堂，可推斷石碑處是凈業堂遺址，“東大寺”即是普門寺。凈業堂是李嵩為大千禪師建造的靜修場所，普門寺是禮佛做法事的寺院。李嵩重修普門寺的事跡，在《西關志》中也有記載：“普門寺，在居庸關南十五里，本關太監李嵩立”。

　　“李公”原是鎮守太監

　　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明代太監對佛教的信仰十分濃厚和普遍。崇禎時期，大太監劉若愚在《酌中志》記載：“太監最信因果，信仰佛教，死後其墓必臨近寺院。”按照封建社會的習俗，太監屬於六根不全的人，死後不能葬於家族墓地，無法享受家族的香火祭祀。於是，一些有錢有勢的太監們，便想出了生前捐修寺廟，死後葬於寺院附近，以寺廟功德主的身份，享受寺廟香火祭祀的辦法。在昌平區興壽鎮上苑村的廣寧寺北側，有廣寧寺功德主尚寶監太監王彥的墓地；南口鎮花塔村和平寺西側，有和平寺功德主居庸關守備太監崔保的墓地。李公墓建在了普門寺旁，墓主就是希望死後能夠長期享受寺廟香火陪伴。修建普門寺的功德主是李嵩，因此，有理由在普門寺旁建墓的人非李嵩莫屬，李公墓的墓主是太監李嵩。

　　李嵩之所以選擇在南口村修寺造墳，除了為自己死後有香火陪伴做準備外，還有其他因素。李嵩在居庸關擔任鎮守太監17年，對居庸關的一草一木産生了感情，難以割捨，加之太監無家可歸，死後也不能入葬祖塋，他在自己長期任職的地方建造墳塋，也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李嵩在正德六年（1511）以御用監太監的身份擔任居庸關鎮守太監，協同都指揮僉事孫璽守衛居庸關。嘉靖三年，李嵩因年老去職，由太監姚政接任居庸關鎮守太監。李嵩退職後，沒有回到京城，而是定居在南口城。李嵩在居庸關任職期間，同另一名守將李景關係緊張。李景無後，死後其侄繼承了李景在南口城的住宅，李嵩聲稱李景住宅是官産，揚言收回充公，官司一直打到了嘉靖皇帝面前，最後由嘉靖皇帝拍板，宅院歸還李景侄子居住。

　　明代之時，有些鎮守太監依仗與皇帝的特殊關係，侮辱官員，剋扣軍餉，勞役兵丁，無惡不作。而李嵩待人和藹，擔任鎮守太監時，很少插手軍務，只負責後勤工作，祭祀修建寺廟，或為滿足皇帝需求而從事一些事務性工作。明武宗正德時期，北方游牧民族不斷騷擾山西大同。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想親自到大同、宣化，探聽敵軍虛實。他不想大張旗鼓，以免驚走敵軍，也怕文官集團阻攔他的行動，所以他不告知內閣大臣，偷偷帶着侍衛和貼身太監來到昌平，想出居庸關到大同。由於武宗是微服出行，沒有告知朝中大臣，違背了朝廷法度，因此，居庸關的守將孫璽和鎮守太監李嵩，在巡關御史張欽的支援下，堅守居庸關大門，不放武宗出關。後來，武宗用調虎離山之計，將巡關御史張欽調往紫荊關，這才出了居庸關。武宗出關後，親貴大臣等也緊隨其後，需要居庸關的官軍傳遞資訊，用官馬馱運物資，但官馬由於使用頻繁，得不到休息，陸續累死二百多匹。按照兵部規定，騾馬死亡要由軍士賠償，由於數額巨大，軍士無力賠償，李嵩於是出面，與兵部交涉，不但免去賠補，還由兵部補充給居庸關二百多匹騾馬。李嵩此舉，獲得了駐守居庸關的明軍上下稱讚。

　　李嵩在普通軍士中也有極好的口碑，明軍是世襲軍戶，軍裝、武器都需要自備，軍餉不能按時發放，加之各級軍官的剋扣，所剩無幾，生活十分艱難。李嵩將一些老弱病殘的軍士寄名到自己名下管理，使他們免於軍役，這樣的軍人有206人，這些貧苦的下層軍兵紛紛感激李嵩的義舉。

　　綜合上述，可以看出李嵩在鎮守居庸關時，與居庸關守將孫璽和普通軍兵的關係十分融洽，他把身後之事安排在南口城，也是為了獲得官方和受過他恩惠的軍兵們的照顧。（高建軍）

1905年的南口城舊景 攝影：George Rose（文中圖片除署名外均為高建軍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