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見證多民族融合

北京2022年冬奧會落下帷幕。回顧冬奧會的精彩瞬間，很多人可能注意到，本屆冬奧會的主場館、分場館，乃至火炬接力點，幾乎都在永定河文化帶上。

　　1996年4月，《北京晚報·百家言》刊登了筆者題為《北京的母親河》的系列文章，詳細論述了永定河與北京城血肉相連的母子關係，這個概念已被人們廣為接受。

　　如今，考古學家通過大量的田野考古實踐和器物類型研究後認為，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在中國文明的締造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而蜿蜒其間的“北京的母親河”（永定河），不僅哺育了北京城，還見證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

蜿蜒的永定河 （白繼開 攝 TAKEFOTO供圖）

　　古燕國與秦國有文化往來

　　永定河上游桑幹河所流經的大同盆地、陽原盆地、懷來盆地，在遙遠的地質時期，曾是一個面積近1萬平方公里的湖泊，被地質學家稱之為“桑幹古湖”。據地磁年代測定，桑幹古湖大致形成於260萬年前的上新世末或更新世初，消失於距今兩三萬年前的晚更新世末期。

　　經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數十年的研究，在東西長82公里，南北寬27公里的桑幹古湖岸邊，發現了早期人類文化的遺存、遺址80多處，且出土了數萬種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多種類型的石器。這些石器幾乎記錄了新舊石器時代發展演變的全過程。2001年，專家還首次發現了距今約200萬年前古人類進食的遺跡。這足以説明，古老的永定河對人類發展的重要性。

　　在人類發展的漫長時光裏，永定河流域見證了多個少數民族的崛起，也見證了不同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依存，並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據考古工作者依據相關資料研究推斷，我國歷史上殷人的祖先，不僅可以追溯到燕山南北的“古燕文化”，而且還可以追溯到東北的“白山黑水”間。

　　西周武王伐紂滅商之後，隨即封黃帝之後於薊，武王之子成王又封召公於燕，這也體現了中原文化與燕文化的融合。燕山南北的廣大地區最終於2000多年前匯入中原文化：西元前227年，秦國大將王翦率軍在易水西側打敗燕軍，並攻佔燕下都（燕國都城，位於今河北易縣）。翌年，秦國又攻下薊城。

　　考古學家從實地的發掘考察中發現，從阿房宮的規劃建設以中軸線為基準，到建築群的部署、建築構件的規制和紋飾，都是模倣燕下都的。再如秦始皇陵特製的夔紋大瓦當，與當時中原地區流行的雲紋瓦當不同。燕下都眾多類型的獸面瓦當和飾有夔紋的大型構件，極有可能是它的來源。由此可以推知，秦始皇“大帝國”思想的形成與北方的燕文化不無關係。

　　幾百年後，拓跋鮮卑族崛起。“嘎仙洞”原是大興安嶺東麓靠近頂巔的一個天然石洞，正是這個石洞裏的石刻，揭開了鮮卑先祖發源地的歷史之謎：拓跋鮮卑的遠祖，“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且“畜牧遷徙”“射獵為業”。

　　拓跋鮮卑族從大興安嶺走向呼倫貝爾草原並一路南進，繼而在敕勒川的盛樂（今內蒙古和格爾縣以北）建立起了第一個政治中心。

　　據文獻記載，鮮卑族首領拓跋珪在盛樂息眾課農，並把經營農業的經驗推廣到黃河以北，在後套進行屯田。此舉為北魏統一黃河流域打下了經濟基礎。

　　拓跋珪幼年曾隨祖父到過長安，並在那裏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他不僅崇尚中原漢文化，還説拓跋氏“出自黃帝之子昌意的一脈”。

　　西元396年拓跋珪稱帝。兩年之後即遷都於桑幹河畔的平城（大同），並建宗廟，立社稷，實行“計口授田”“離散諸部，分土定居”等政策。這樣，原來居住在北方的鮮卑族各部及匈奴、丁零等部族，逐漸打破部落間原有的界限，加速了部族的融合。

　　北魏最終建起了東起上谷軍都關，西至山陜中間的黃河，南達中山的隘門寨，北抵陰山的草原帝國。流淌在北魏範圍內的永定河，再次見證了北魏的繁盛以及多民族的交往。

　　此後，被永定河環繞的燕都逐漸走上歷史舞臺，永定河水汩汩流淌，不斷為這座古都注入生命與活力。

　　永定河見證多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

　　西元10世紀，崛起今遼寧西北部西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潢水）流域的契丹族建起了遼國，並南下在隋唐時期北方的軍事重鎮幽州，建起了陪都：南京。當時的南京城（亦稱“燕京”），是遼在華北的政治、軍事中心，也是經濟、文化中心。

　　契丹人久居地域遼闊的草原之地，仍保留着原有的生活習俗。遼統治者為了加強契丹族貴族政權的統治，在政治上採用“四時捺缽”的制度，即契丹皇帝在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到各地以狩獵或者避寒暑的名義，召集臣僚商議軍政大事。所以，有遼一代實行的是“五京制”：上京臨潢府（內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內蒙古赤峰市寧縣）、南京幽州府（析津府）、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

　　根據記載，當時的南京城內，宮殿建設極其完備，且多依據中原皇室格局，惟獨築於皇城西南角上的涼殿獨具契丹風格。它居高臨下，往東北可看見皇城之內跌宕起伏的宮室及燕京全景；東南則可見桑幹河水及郊外風光。當年，在南京城的北部，還建有一座密檐式磚塔，至今還屹立在廣安門外，它就是天寧寺塔。

　　西元12世紀東北松花江流域的一文號稱為“女真”的少數民族，迅速強盛了起來，其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定都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並於宣和七年（1125年）南下滅遼。由於這時金朝的勢力已經擴展到了淮河沿岸，甚至在華北平原上的統治也已相對穩定。於是，金朝統治者就把首都從會寧府，遷到了燕京，並以遼南京城為基礎，展拓東、南、西三個方面，改稱為中都。北京正式成為都城，它也成為中國北方的政治中心。而永定河在歷史舞臺上的作用也越來越大。

　　金中都城完全是以宋代汴梁城為模本營造的。甚至許多建築構件，也都是從汴梁城拆卸後運來的。金中都在都城的建設上起着承上啟下的作用。可以這樣説，金中都的規劃建設是金人全面漢化、改革舊制度的重大轉變，為後來元大都的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13世紀，蒙古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建立元朝。他把都城從和林（今蒙古國後杭愛省鄂爾渾河上游東岸）遷到燕京。他派遣劉秉忠來燕京相地後，決定放棄金中都舊址，而在其東北，以原金朝的離宮——位於今北海的大寧宮為中心修建大都城。大都城完全遵循《周禮·考工記》所規定的修築王城的理想，全城的規劃設計猶如棋盤，井然有序，美善之極。它是第一次把古代關於營造封建帝都的理想設計，結合實際的地理特點，頗有創造性地體現出來了。

　　明朝永樂皇帝決定遷都北京之後，又進一步拓展了這座都城要表達的主題：“普天之下，惟我獨尊”，從而取得了更加突出、更為理想的效果。

　　滿族是源於“白山黑水”的女真族的後裔。17世紀，他們入關統一全國，全盤繼承了明朝修築的北京城，還在西郊修築皇家園林，形成了規模宏大的“三山五園”。另外，自順治年開始，歷經康、雍、乾等數代的經營，清朝在承德修築了規模宏大的避暑山莊和以團結蒙、藏等民族為目的“外八廟”，形成了如今北京城及周邊的建築格局。

　　從以上簡要的梳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多民族文化在永定河流域互相碰撞、融合，人們把永定河稱為“中華多民族、大一統文化融合的見證”是當之無愧的。（朱祖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