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河上望幽州

宣化遼墓出土遼備茶圖

琉璃河古橋

　　這是琉璃河古橋，橫跨一泓清波，旁邊不遠處是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高架路，再往南，是著名的燕都博物館。在高架路沒有建成之前，只有這座橋是溝通南北的津梁，人馬車輛都要從這座古橋走過，如今，古橋卸下幾百年以來擔負的渡河重擔，總算可以歇歇了。

　　站在琉璃河古橋邊，如同站在一個時空交匯點，流水湯湯，古橋蒼蒼。歲月如刀，竟把這堅硬的花崗石橋面磨成了一屜饅頭般的樣貌，這可是人們的腳、騾馬的蹄和木車的輪子摩踏碾壓出來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宋遼時期，最初的樣子已無考，明代嘉靖年間改為石橋，作為一道南北津梁，古橋和從橋下汩汩流淌的大河迎來送往，見證過平安歲月的男耕女織，見證過戟戈倥傯的兵荒馬亂。這讓人想起宋遼金時期往返于南北古道上的宋人們，他們越白溝，經涿州，進良鄉，來到琉璃河大橋，再往前，盧溝橋在望，幽州城就不遠了。

房山雲居寺遼舍利塔

　　胡嶠：西瓜入史第一人

　　現存歷史筆記中最早記錄遼金行旅的是從契丹進入北宋的胡嶠。胡嶠是安徽績溪華陽鎮人，做過五代後晉的郃陽令（今陜西境內），後晉被契丹所滅後，會同十年（947），他進入契丹宣武軍節度使蕭翰帳下為掌書記，很受賞識。不料蕭翰妻子出於爭妒，竟出昏招兒向官家告蕭翰謀反，致使蕭被殺，連帶得胡嶠無所依傍，流落契丹各處，七年後才逃歸北宋。如果不是因為他此後寫了一部《陷虜記》，他這樣的亂世微官不會被人知曉，然而正是這部書開啟了宋遼金時期南北行旅筆記的先河。

　　北宋與遼、南宋與金，南北使臣往來非常頻繁，每逢新年、君王壽誕、新王登基以及重要事項通報，雙方都要派使臣出訪致意。從宋這邊講，使臣要逐日寫出里程和見聞報告，上呈朝廷，雖然有很多筆記湮沒散失，但仍有一些文字散見於不同史籍，留下難得的歷史記錄。

通遼市遼墓出土嵌寶石鎏金包銀漆盒

　　胡嶠《陷虜記》也散佚了許多篇章，但即便如此，留傳下的文字中所記契丹見聞頗多奇異之處，仍為人們展示出另一種風景。

　　《陷虜記》記錄了胡嶠的契丹見聞，舉凡契丹制度、民俗風情和山川里程都有所記述。我們現在夏季所樂於食用的西瓜，最早就是這部筆記所記錄的。“西瓜”一詞出於《陷虜記》，可謂胡嶠百般糾結中的意外收穫。他寫道：“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雲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

　　不但“西瓜”之名始自胡嶠，就連西瓜傳至中原的功勞，後來一些歷史記載也歸之於他。

　　精於校勘考辨的明人楊慎，也就是那位因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主題曲“滾滾長江東逝水”流行當世的詞人，在其學術著作《丹鉛總錄》引胡嶠《陷虜記》時，稱“嶠于回紇得瓜種”，進而得出“西瓜由嶠入中國”的結論。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也稱“嶠徵回紇，得此種歸，名曰西瓜，則西瓜自五代時始入中國”。西瓜自五代時傳入中原是獲得公認的，未必是胡嶠帶入，但由他最早記錄其名和種植方法則是于史有據的。

　　其實，胡嶠自己並未矯功於己，他明言“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他是在由幽州北行途中，在遼上京（今赤峰巴林左旗東南郊）真珠寨以東處“始食”西瓜，並記下其味為甘、狀如冬瓜。他的功勞是將塞外“牛糞覆棚而種”的方法透露給中原。

　　胡嶠當時既沒有像植物學家或農學家那樣以專業眼光看待自己的這一“發現”，也沒有像美食家那樣得嘗新味而怡然自喜，他完全是作為行旅見聞“捎帶”一提，然而竟成為“西瓜第一人”。

宣化遼代墓壁畫

　　這位胡嶠一定是個喜歡交際愛聊天的人，契丹人給他西瓜吃，還被他一通誇讚套出了種植方法。

　　胡嶠生於亂世，行于薊北，丟了後晉的官帽，也失去舊主的庇護，無家無國，狼狽至極，完全是俘虜的身份。所到之處，滿目瘡痍，他記下自己被挾持從居庸關北行，在幽薊蒼涼大地看到的悲慘景象，成為第一位撰寫遼金行旅筆記的人。他走到張家口宣化地區的一座山時，同行契丹人告訴他：“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他寫道：“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

　　好幾位宋朝北行使臣都提到過這一“辭鄉嶺”，但不知最初何人為這座山起了這樣一個令人淚下的名字。遠行者路過此山，儼如走過傳説中的奈何橋，就此告別故國親人，怎不心悸魄動？

遼代陳國公主墓契丹引馬圖

內蒙古契丹墓室壁畫

　　從幽州至遼上京，胡嶠才吃到蔬菜，也就是在那裏“始食西瓜”的。到達遼上京後，他又去往東北地區，遠至興安嶺一帶，行幽州兩千里之外，筆下所述之國有的甚為荒誕不經，契丹都不敢去招惹。他還到過黑車子、女真等部落，“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然而就是這“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的女真人，後來滅遼逼宋，釀成靖康之亂，把南宋朝廷擠至東南一隅俯首稱臣。

　　各個割據勢力之間互相征伐，下層百姓則往往仍然依據自己的生活邏輯，胡嶠所遇的普通契丹人對他卻是頗為友善的，給他講過北方各國不少故事，甚而對他説：“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可想而知，胡嶠在極北苦寒之地很是遭罪，但也大開眼界，見尋常所不可見，聞尋常所不可聞，甚至有契丹人與之交心，未可一味視為暗黑。胡嶠後於遼穆宗應歷三年（953）逃出南下，重新開始他所熟悉的中原生活。

河北出土遼墓壁畫宴飲圖

　　契丹的飲食服飾

　　我們對遼國也就是契丹的印象，受小説、戲曲、評書和連環畫《楊家將》的影響太深了，“大遼國”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負面形象，一身裘裝，面目猙獰，野蠻粗野，幾如虎狼。不錯，遼軍南下搶掠燒殺是有的，戰爭期間所到之處生靈涂炭，漢族百姓遭受無辜磨難，然而，也並非總是那樣。遼國自有其完備的行政方式和治理能力，是理智的，而非一味蠻力，否則，遼國無法有兩百多年的延續，比五代十國任何一個割據政權都長久得多。

　　真實的情景，多部宋人行記告訴了我們，那是富有北方飲食衣飾特色的生活狀態，其中尤以路振所記最為翔實。

　　這位路振絕非尋常人物，並非只會做官，他以文章名于一時，做過北宋朝廷替皇帝撰寫文告的知制誥、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又曾修撰過太祖、太宗兩朝的《實錄》，授太常博士、左司諫，是皇帝身邊最受信任的官員。大中祥符初年(1008年)，他奉命出使契丹，祝賀遼主生日，一路邊走邊記，道路、河山、驛館、飲饌、衣冠、城池等無不悉心記述，成其《乘軺錄》，歸國後報知朝廷。後來還撰寫出《九國志》，記五代時九國史事，惜乎原本散佚，後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重編，已無法窺見全豹。

　　他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二月踏過兩國界河白溝，取道涿州、良鄉，過拒馬河、琉璃河而入房山。他也是來過琉璃河大橋的，琉璃河之名就是他在歷史上首次記錄下來的。琉璃河也稱劉李河，因劉、李兩大姓居住而得名。路振來此時，幽州城已被契丹建為遼南京，契丹皇帝隆緒弟弟、遼南京留守兵馬大元帥隆慶親自接待他。接著北行，取道高梁河、古北口而至承德附近的遼上京，在上京，他幾乎天天受到遼廷宴請，嘗遍了契丹美食。招待他的大型飲筵，三次在武功殿，一次在文化殿，都是皇家的大場面，文武百官齊集。作為文士出身的官員，路振很注意器具、服飾和禮儀，在他筆下，進酒時有各種不同的玉制酒器，契丹貴族的生活講究得很。

　　對待宋朝使臣，契丹以隆重禮數相待。路振抵達遼南京時，遼留守兵馬大元帥隆慶派副留守設盛宴接待，接下去是一連串的好吃好喝和皇家排場。路振在《乘軺錄》裏展示了當時的契丹飲饌，他在文字中對遼一口一個“虜”：“虜王”、“虜政”、“虜食”等等，這是宋朝使臣的一貫做法。他寫下的“虜食”盡為駱糜、熊肪等各種肉食，“羊豚雉兔之肉為濡肉，牛鹿雁鶩熊貉之肉為臘肉”，侍者衣著鮮美持刀割肉伺候宋使。看來，路振面對的是一場接一場全肉席，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北國氣派。

　　路振還介紹了契丹流行服飾。在遼上京武功殿，他受到“虜主”耶律隆緒的親自接見，隆緒“年三十余，衣漢服，黃紗袍，玉帶鞈，互靴，方床，累茵而坐。”其排場為“左右豎立凡數人，皆胡豎，黃金飾抷案，四面懸金紡，絳絲結網而為案帳。漢官凡八人，分東西偏而坐，座皆繡墩，東偏漢服官三人，首大丞相晉王韓德讓，年約六十。次曰前都統相公耶律氏，次曰參政仆射，姓邢氏。胡服官一人，駙馬相公蕭氏。西偏漢服官二人，一曰秦王隆慶，次曰楚王。胡服官二人，一曰惕隱相公耶律英，次曰常溫相公。惕隱、常溫皆虜官。”

　　從這段詳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遼廷穿戴服裝是比較自由的，首當其位的遼主耶律隆緒竟穿漢服，大臣中丞相韓德讓是漢人，穿漢服不足為奇，而前都統相公耶律氏也穿漢服。漢胡服飾雜處，可見遼廷已在相當程度上漢化。所用器物也與漢人無異，酒器有多種玉質，酒宴上頗講禮儀，各大臣依爵位高低逐個向遼主敬酒，遼主則頻向宋使致意。

　　次日，契丹又于文化殿舉宴，路振見到了蕭太后。五十余歲的蕭太后頭戴翠玉冠，身著黃錦袍，束以白錦帶，落座後以錦裙覆其足，身邊十數婢女侍立左右，也都衣著鮮麗，耳佩金珰，五色纏發，彩衣繡帶，排場十足。

　　臘月二十八是遼聖宗生辰，於是路振又逢第三次大型皇家飲筵，再次見到蕭太后。武功殿前搭建彩棚，胡服官居東位，漢服官居西位，作為使臣，路振被安排在西南位。讓我們看下路振筆下蕭太后的裝束，“冠翠鳳大冠，冠有彩纓，垂覆于領，鳳皆浮，衣黃錦青鳳袍，貂裘覆足。”這樣的裝束幾近於漢族衣冠，除了貂裘稍有北方特色，余者與漢無異。正月初一，路振再次受邀國宴于文化殿，同上次一樣，蕭太后三勸宋使酒，盡主賓之禮。正月初四，則于文化殿飲筵，“階下列百戲，有舞女八佾。”一佾為八人，那就是六十四個舞女的規格，已是周禮最高規格。九日辭遼主之前，路振竟有八次受邀赴皇家飲筵，可謂日日笙歌了。

　　此前三年，1005年宋遼雙方簽訂了澶淵之盟，應該説，這是路振受到契丹厚待的政治前提。三年前，蕭太后、遼聖宗等率軍大舉南進，直逼洛陽，宋真宗在主戰派大臣寇準力勸下放棄南逃，親往澶州督戰，雙方擺出決戰架勢，但最終還是走了務實路線，以談判了結，簽下盟約，即著名的“澶淵之盟”。“澶淵之盟”是件極富創舉的歷史事件，奠定了此後南北百年和平，最切近的實惠是北宋所拿銀兩財帛只佔朝廷財政很小的一個零頭，獲得的卻是百姓免於戰亂和雙方貿易往還。宋遼約為兄弟，北宋每年給遼20萬兩白銀、10萬匹絹布，另在雄縣、白溝等地建立互貿“榷場”，任雙方百姓自由貿易。從此南北通好，各守契約，遼有天災，宋發糧賑濟，而宋真宗駕崩時，遼朝亦舉國行哀禮。最明顯感覺安穩的是北方百姓，白溝為界，北為遼，南為宋，可以踏實生活了。

　　白溝以北居住著很多漢族百姓，《乘軺錄》也提到了他們，那些契丹統治下的漢民，是很難忘掉家國之念的。宋初，當宋太宗趙光義率兵攻下山西而圍幽州時，遼南京城內的漢族百姓私下紛紛相告，“燕民驚喜，謀欲劫守將出城而降太宗皇帝”，當聽説宋軍撤走時，“城中父老聞車駕之還也，撫其子而嘆息曰：‘爾不得為漢民，命也！’”當有逃亡的漢人尋嚮導出境時，嚮導托其帶口信説：“汝歸矣！他年南朝官家來收幽州，慎無殺吾漢兒也！”

　　路振記錄下這般殷殷情懷，而且，如同偵查員一般，他把遼國軍事的四種兵員制度、政治文化上的漢化以及百姓心態、山川路徑一一記錄在案，收穫頗豐。然而實際上，一戰高梁河，二戰白溝河，此後終宋之世，再也沒有能力收復燕雲十六州。

遼代庫倫墓出土金鐵鞍具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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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一段艷情嗎

　　當代某些電視劇裏有蕭太后與大臣韓德讓風流韻事的展現，此事最早的記錄就出於路振《乘軺錄》。

　　路振第一次受到遼廷飲筵招待就見到了遼大丞相韓德讓。他寫道：“蕭後幼時嘗許嫁韓氏，即韓德讓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婦于蕭氏，蕭氏奪韓氏婦以納之，生隆緒，即今虜主也。耶律死，隆緒尚幼，襲虜位。蕭氏少寡，韓氏世典軍政，權在其手，恐不利於孺子，乃私謂德讓曰：‘吾嘗許嫁子，願諧舊好，則幼主當國亦汝子也。’自是德讓出入帷幕無間然矣。既而鴆殺德讓之妻李氏，每出弋獵，必與德讓同穹廬而處，未幾而生楚王，為韓氏子也。蕭氏與德讓尤所鍾愛，乃賜姓耶律氏。”

　　路振的這一大段詳述前因後果的文字，回朝廷時是要給宋朝皇帝禦覽的，相當於述職報告，影響可想而知。這段君臣失倫的韻事實則是對契丹的潑污，就像宋朝文牘裏對契丹一口一個“虜”一樣，是實力幹不過人家而採取的精神勝利法。

　　遼景宗耶律賢35歲死時，皇后蕭綽29歲，繼位的隆緒剛剛12歲，孤兒寡母，難撐江山，完全倚重在遼世代為官的能臣韓德讓。其實隆慶僅比隆緒小2歲，其父死時，他已10歲，很難説是韓德讓與蕭綽所生。遼景宗還有一個兒子隆裕，比隆緒小6歲。然而女主年輕，臣子壯年，宮闈之事，引人嚼舌，韓德讓與太后蕭綽則成宋朝君臣和後世人們津津樂道的話柄。

　　路振在記述遼廷第二次請他到文化殿飲筵時乾脆把蕭太后與韓德讓之子也亮了出來。他寫道：“有童子一人，年十余歲，胡帽錦衣，嬉戲國母前，其狀類韓丞相，蓋國母所生韓氏子也。”

　　其實，這一年遼主隆緒36歲，其三弟楚王隆裕已30歲，根本不是路振在文字中描述的那個十幾歲童子。那麼，這段宮闈秘事路振的資訊來源在哪呢？他在文字中敘為在旅途中聽一個叫劉迎的七十多歲漢人老翁所講，於是信以為真。其實，韓德讓終身無子，路振抵達遼上京時他已經六十多歲，遼廷幾次命契丹貴族中的少年為韓義子。遼聖宗一直十分尊敬並倚重韓德讓是事實，韓也為遼建立了不世之功，是死後埋入契丹皇室墓地的唯一的漢人和臣子，僅此而已，君臣失倫的“艷情”並無實證，而宋人寧信其有，出於何種心理是不難想像的。

　　韓德讓本為漢族，世代在遼為官，遼廷賜姓耶律，979年，他在遼南京留守任上遇宋太宗趙光義親率10萬大軍進攻。當時，遼已將幽州設為南京並在唐幽州城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擴建，位置就在今北京廣安門一帶，成為方圓36里，城高3丈、寬1.5丈，人口30萬的陪都和軍事、政治重鎮，西可把控太行山雲、寰、應、朔、代、蔚等州，東可守禦燕山薊、幽、檀、順等州，南可俯視涿、莫、瀛等州。如今尚存的天寧寺塔和白雲觀前身天長觀那時就在遼南京城西北部。趙光義兵發太原平滅北漢後，被勝利所鼓蕩，自忖收復燕雲十六州即在此時，調集各路軍馬圍攻遼南京。六月二十六他親抵城北督戰，在昌平清河一帶小勝遼軍，並從四面攻打遼南京城池二十余天，此際，遼景宗也命騎兵從各地馳援幽州。

　　七月初六，一場決定雙方命運的大戰在城北高梁河展開，趙光義親臨火線，遼守將韓德讓與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軫等各率其部穿插衝鋒，城內百姓登城墻呼嘯助陣，殺聲震天。這場史詩級的高梁河之役中遼軍打敗北宋十萬大軍，並以流矢擊傷趙光義，使之臥驢車倉皇南逃，把自家兵馬遠遠甩在後面。跑過涿州之後，得知眾將離德，已有擁戴尚在幽州城下軍中的趙德昭為帝之意。這一仗，是宋朝為收復燕雲十六州最大的一次努力，卻使趙光義險些丟了皇位。北宋軍心大傷，自此再無奪回燕雲十六州的可能。

　　正是在這次戰役中，韓德讓守衛遼南京立有大功。在政治上，他作為大丞相，壓制不安分的契丹貴族，平等對待各族文武大臣，行漢俗，改舊制，興科舉，對各族百姓盡力安撫，契丹政權始終未出較大內亂。之後，他又與蕭太后指揮遼軍對陣北宋，簽訂“澶淵之盟”，雙方約為兄弟，契丹再無南侵，韓德讓是有大功的。

　　韓德讓以漢人之身受蕭太后信任，揮灑出極高的政治、軍事才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歷史人物。但《乘軺錄》開了這樣一個遼廷宮闈秘事的發端，後世不斷有人津津樂道，説説熱鬧也就罷了，真實的歷史往往是另一回事。（趙潤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