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家陳垣的北京足跡

陳垣

輔仁大學裏的建築 資料圖 甘南攝 TAKEFOTO供圖

輔仁大學舊址 資料圖 甘南攝 TAKEFOTO供圖

　　2020年是史學大家陳垣（1880-1971）誕辰140周年。他是享譽國內外的歷史學家，也是著名教育家。陳垣沒有海外留學的經歷，甚至也沒在國內大學讀歷史系的經歷，但他憑自己的刻苦自學，在中國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以及歷史文獻學等領域，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20世紀20年代，陳垣的史學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問世，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巨大的轟動，蔡元培稱此書為“石破天驚”之作。在自己著書立説的同時，陳垣還積極投身教育工作，1926年他擔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後又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四十餘年間，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材。

　　租住西安門大街

　　與英斂之結為知己

　　陳垣，字援庵，廣東省新會縣石頭鄉富岡裏人。1880年11月12日，他出生於一個藥材商的家庭。早年他在廣州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參與籌辦進步報刊《時事畫報》，主編《震旦日報》及其副刊《雞鳴錄》。辛亥革命後，陳垣以革命報人的身份當選眾議員。1913年初，33歲的陳垣從廣州來到北京，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會議，從此便定居北京。在他91歲的人生中有58年是在北京度過的，他在北京留下了諸多印跡，這些印跡也成為了解他一生的另一維度。

　　陳垣在北京的第一處住所在宣武門內象來街，當時的國會就在象來街上（也有材料稱是在宣武門內抄手衚同53號），他在這裡住了8年。後來搬到西安門大街65號，住了近6年。這十多年，在陳垣的生命中是極為重要的歲月，這是他轉向學術研究和教育管理，並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

　　初到北京，陳垣先後在梁士詒主持的全國稅務處等機構任職。1921年12月梁士詒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他任命陳垣為教育次長。當時的部長是黃炎培，因為黃炎培未到職，陳垣便代行部長職務。年紀輕輕已是“部級”高官，按這樣的道路走下去，陳垣的前程或許不可限量。但軍閥混戰的現實，打破了他的幻想。陳垣後來回憶當時的思想情況：“眼見國事日非，軍閥混戰連年，自己思想沒有出路，感到生於亂世無所適從。只覺得參加這樣的政治是污濁的事情，於是就想專心致力於教學與著述。”

　　1922年5月陳垣辭去教育次長職務，全身心地投入史學研究和學校教育中。其實，早在他任教育次長之前，陳垣就已經投身教育之中。

　　當他還在廣州時，年僅18歲的陳垣就做過一家學堂的“小先生”。他開講頭天，就貼出告示，不打板，不體罰。1906年，他還在新會郊外的一所小學教過半年書。在這個學校，他什麼課都教。陳垣曾在回憶錄這樣説，“國文、算術，並兼教體操、唱歌……在那時，這些都是很新鮮的課程。學生們很歡迎我這個從廣州去的新老師。”

　　1908年，他和友人一起創辦了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取名“光華”，寓意“光我華夏”，這是中國第一所民辦西醫高等學校。這也是陳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的開始。有趣的是，陳垣不僅是光華的發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屆畢業生。在畢業文憑上，他以董事“陳援庵”的名字，和其他董事一起，給“陳垣”簽發了畢業文憑。當時為了解決教學用具的缺乏，陳垣常常帶着學生到廣州郊外的亂墳崗上，去撿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凈作為教具。

　　1920年，華北地區大旱，災區青少年大量失學。陳垣和葉恭綽等友人借西直門內大街的民房，成立半工半讀的北京孤兒工讀園，陳垣自任園長，收容了兩百多名孤兒。後來，他又在西城火神廟創辦平民中學，他兼任校長，招收家庭貧困的小學畢業生免費入學。1921年陳垣將孤兒工讀園與平民中學同時遷入西四西帥府衚同原教會學校“萃文學校”和“萃真學校”校址，仍以免費或極低的學費招收平民子弟入學。這受到貧苦市民的歡迎，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平民中學在這裡辦學30年，1952年改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學，校名一直沿用至今。西帥府衚同在1965年改稱西四北二條衚同，如今第四十一中學在衚同路南58號。

　　在投身教育時，陳垣並未放鬆自己在學術上的追求。這一時期，英斂之（1867-1926）對他的幫助極大。1917年春，陳垣準備寫一部中國基督教史，他到處蒐集明末有關中國基督教的文獻書籍。後來他通過英斂之的《言善錄》一書，知道英斂之藏有很多明末中國基督教的書籍，陳垣便前去借閱，從而認識了對他的一生有重要意義的師友：英斂之。

　　英斂之是我國近代著名愛國天主教領袖、教育家和慈善家。英斂之一生辦了幾件大事，影響深遠。其一是1901年他在天津籌辦《大公報》，次年6月創刊，英斂之擔任總經理前後達10年之久。英斂之經常親自撰寫評論，譏諷時弊，伸張正義。《大公報》還屢次倡導社會公益活動。1907年江南水災，《大公報》發起募捐，籌銀11469兩，全部賑濟災區。

　　1912年英斂之辭職返京，退隱香山，辦了第二件大事，即辦慈善事業。他先後任慈幼局長，主持收養受水災兒童的各項救濟工作，參與香山慈幼院的籌建與領導工作。1919年，英斂之籌辦輔仁大學，他租用濤貝勒府作為校址，成立輔仁大學預科：輔仁社，英斂之任社長。在他的辛勤操辦下，輔仁大學預科順利開學。

　　當時，西安門大街路北103號一座臨街的二層小樓，是英斂之購買的一處房産，樓上原懸挂着一塊很有意思的橫匾：“且住為佳”。這是英斂之為自己的住所題的名，並親自撰寫了《且樓記》。小樓上下各三間房，二層為英斂之的書房兼工作室。三間房藏滿書籍。樓下兩側為臥室，中間是會客室兼餐廳。

　　陳垣慕名而來，英斂之得知他準備研究中國基督教史，非常熱情。英斂之將自己所藏的相關書籍資料供陳垣研讀，還把輔仁社正在探討的問題提出來與陳垣一起探討。其中問題之一就是元代“也裏可溫”考，這也正是陳垣極感興趣並正在探究的題目。

　　在《元史》中，多次出現“也裏可溫”這個詞。但它究竟是什麼意思，五六百年來無人知曉，也無人探究。直到清道光年間才有人指出這個詞可能是指基督教。光緒年間，狀元洪鈞根據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指出，蒙古人稱基督教為也裏可溫是仿傚阿拉伯人。但他們都語焉不詳，更沒有進一步的考證。陳垣研讀了豐富的有關問題的史料，進行了全面的考證，寫出《元也裏可溫考》。論文一經發表，立即引起了中日史學界的重視，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讚譽。

　　此後，厚積薄發的陳垣不斷有史學論文、學術專著發表，他逐漸脫離政界，全身心地投入學術研究和教育中。後來，陳垣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歷史文獻學等領域，都取得了開創性成果。

　　陳垣和英斂之的關係日益密切，他們常在一起研討宗教、慈善和教育等諸多問題。1917年後英斂之常住“且樓”，幾年後，陳垣也搬到了西安門大街。兩人住得更近了，交往也更加方便，陳垣成了“且樓”的常客。英斂之一開始就很欣賞陳垣的學識和才華，接觸久了，他更賞識陳垣的人品和見解，他甚至決定將自己創辦的輔仁大學交給陳垣。1926年1月，英斂之病逝於“且樓”。受英斂之生前的託付，陳垣出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也不負重托，為輔仁大學發展竭盡心力。20世紀80年代末，“且樓”保存完好，但現在已經過翻建，是一處銀行營業用房。

　　英斂之逝世後，陳垣於1927年初搬到翊教寺街（現育新衚同），創辦了翊教女子中學。在此居住期間，陳垣除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外，還擔任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委員長、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系主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等職務。1929年他又搬到了豐盛衚同18號。

1937年陳垣與胡適

　　住米糧庫衚同

　　與胡適交往頗深

　　1932年8月，陳垣搬到了地安門內大街米糧庫1號。地安門內大街北起地安門西大街，南至景山後街，因位於地安門內而得名。明代時這裡是內宮衙署，大街西側是內宮監，東側是尚衣監、司禮監、巾帽局、針工局、安樂堂等。明代，普通百姓不得隨意出入這裡，更不許老百姓居住。到了清末，朝廷對皇城管制放鬆，逐漸允許百姓在這一帶居住，這裡的衙署變為衚同與民居。

　　米糧庫衚同東側路北有一處大宅院，這是北京史地學家陳宗蕃（1879-1954）的故居。陳宗蕃於光緒三十年（1904）考中進士，光緒末年官費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學法政、經濟，畢業回國後在郵傳部任職。辛亥革命後曾任國務院參事、中華懋業銀行北京行經理、北平市參議員等職。

　　1923年，陳宗蕃在米糧庫東口路北置地十余畝，自行設計，建成一座花園式住宅，取名“淑園”。淑園的東墻是一段高大的黃瓦紅墻，即內皇城墻。因為在1927年，當時的內務部要拆賣這段皇城墻，陳宗蕃出資買下，這段內皇城墻因此得以保留至今。在淑園居住期間，陳宗蕃完成了最重要的著作：《燕都叢考》。它是研究北京歷史地理的專著，此書參考了大量資料，僅引用書籍就達205種，陳宗蕃還親自踏勘、調查，因而所述真實可靠，是研究近代北京歷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近些年還一再重印。

　　陳垣1932年8月搬至陳宗蕃這座宅子裏，借住在淑園南房，另一位著名學者傅斯年1930年至1933年借住淑園北房。差不多同一時期，胡適住在米糧庫衚同4號。在衚同的3號院中還住着新婚不久，從國外歸來的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這條衚同一時間名人薈萃。

　　胡適比陳垣稍早，約於1930年底住進米糧庫4號，而且一住7年，是胡適在北京居住時間最長的一處住宅。

　　陳垣與胡適大約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相識了。1922年2月10日，胡適曾在陳垣創辦的平民中學發表演説，題目為“學生與社會”。胡適還為該校創作校歌，歌詞發表在《新青年》9卷6號上（1922年7月）。1922年3月，北大《國學季刊》編輯部成立，胡適任編輯部主任。1923年1月，《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正式出版，胡適在創刊號上發表了《發刊宣言》，同時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陳垣的《火祅教入中國考》。此後在《國學季刊》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上連續有陳垣的學術文章發表，成為《國學季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這段學術交往，使兩人建立了長期的友誼。

　　兩人先後住進米糧庫衚同後，交往的機會增多。但有意思的是，這段時間兩人通信也很頻繁，或許兩人都是學者，認為通過文字探討問題更為順暢吧。僅1933年4月1日至10日的十天中，兩人圍繞《四十二經》的問題，往來信件就達8封之多，這是一場有關方法論的生動有趣的辯論。經過反覆精彩的辯論，兩人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未能一致的地方，經過辯論不斷補充論據，使各自的觀點也更加嚴密。在此前後，兩人還就語言學、校勘學等問題通信研討。

　　1937年，陳宗蕃將宅院賣掉，遷居地安門內大街路東的北月牙衚同，米糧庫衚同的這座宅院後來被改建為“清源醫院”。1937年“七七事件”爆發當天，陳垣搬至南官坊口衚同20號（1965年改名為南官房衚同）。胡適也於第二天南下，後又去美國。兩人天各一方，但通信聯繫並沒有中斷。

　　陳垣只在南官坊口住了十四個月，於1938年9月底搬到了李廣橋西街，即現在的柳蔭街。在這裡居住不到一年，陳垣終於買了一所房子，結束了頻繁搬家的狀況。

　　住興華衚同 拒絕與日偽合作

興華衚同陳垣故居

　　1939年7月16日，陳垣搬入他購買的興化寺五號院，此後再未搬家，直至逝世。在這個小院中住了32年，是他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居所。

　　興化寺街在地安門西大街以北，西起德勝門內大街，東至龍頭井街，舊時因街中有興化寺而得名。1965年整頓地名時按諧音改稱興華衚同。現在的陳垣故居是興華衚同13號。

　　關於這座故居，陳垣的孫媳曾慶瑛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有過描述，這座院子東臨什剎海，西距嘉興寺不遠，南行馬路對面就是北海後門。院子門前原有一對石獅。進入大門，影壁迎面而立。向左行，就步入這兩進院落的前院。院子的東西廂房各三間，西廂房就是陳垣的書庫。他四萬多冊藏書，大都是線裝書，整齊地碼在書箱上，書箱則放在書架上，書架一排又一排，因為書太多，兩排書架之間的空間很窄，陳垣戲稱為“衚同”。他對自己的藏書非常熟悉，有時要查某書，會讓助手到“第幾衚同”的第幾架第幾箱去取，從來沒有出錯過。北屋有五間，正中的堂屋，是陳垣的工作室，有時也做會見客人的地方。室中有一塊匾額高懸室中，匾上四個大字為“勵耘書屋”。題字者正是英斂之。勵耘是陳垣父親陳維啟的號，陳垣將自己的書齋取名“勵耘書屋”，一是表達對父親的懷念，同時也是勉勵自己要努力在學術上耕耘。

　　這個時期，輔仁大學的一些中青年教師，經常到陳宅看望陳垣，請教學問。前院的南房就是他們會面的地方。時間長了，有些人就戲稱他們是“陳門四翰林”或“南書房行走”。這四位中青年教師，後來都成為很有成就的學者，他們是：余遜、柴德賡、啟功、周祖謨。

　　搬入這所院落後，表面上看陳垣的生活安穩平靜了，但他的內心並不平靜。因為北平已落入日寇的魔爪，祖國已在危難之中。

　　20世紀20年代他脫離政界，以為從此可以不問政治，專心學術。但嚴酷的現實，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使他再也不能在政治上保持沉默。在整個北平淪陷期間，他堅決不與敵人合作，不任偽職。敵偽開始想拉攏他，要他擔任“東亞文化協會”的會長。這個協會是敵偽的最高文化團體，他堅決拒絕。不僅如此，他還以自己擅長的史學研究為武器，對侵略者、漢奸進行口誅筆伐，強烈的愛國熱情促使他將史學研究與社會現實聯繫起來，發展“有意義之史學”。他撰寫了一系列表彰民族氣節、抨擊日寇漢奸的史學著作。他有意選擇了明末清初愛國思想家顧炎武的《日知錄》以及全祖望大力表彰明末抗清義士的《鮚埼亭集》作為教材，向學生們介紹愛國思想。

　　陳垣這一時期的史學著作，發揮了史學的社會作用，激勵了敵佔區和後方知識分子的抗戰熱情，他的史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高度，得到了學界的很高評價。語言學家沈兼士賦詩讚曰：“傲骨撐天地，奇文泣鬼神。”

　　兩所大學的掌門人

　　還在西安門大街居住時，陳垣就是輔仁大學的校長，搬到興華衚同後，陳垣更是將他的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離衚同一步之遙的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位於定阜街上，它在興華衚同以北，東西走向。明初大將徐達鎮守北平時，府邸就在這條街上。“靖難之役”中徐達三子徐增壽立有戰功，朱棣建都北京後，徐增壽被封為“定國公”，承襲了父親的府邸，因而此街稱為定府街，後按諧音改稱定阜街。

　　清代，整條定阜街主要被兩大王府佔據着，西邊是慶親王府，東邊是濤貝勒府。濤貝勒府的府門開在柳蔭街27號，這裡原是康熙第十五子允嵎居住的愉郡王府。光緒二十八年（1902），醇親王奕譞的第七子載濤過繼給鐘郡王奕詥為嗣，承襲貝勒爵，遷居於此府，稱濤貝勒府。載濤曾任清禁衛軍訓練大臣，主持軍咨府。民國年間，載濤一直被視為皇族領袖，1949年後他還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

　　1925年，載濤將貝勒府租給羅馬教廷天主教會，作為創辦輔仁社（大學預科）的校舍，1927年更名輔仁大學，取《論語》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

　　1929年，輔仁大學在濤貝勒府南部的馬圈和花園前空地上籌建主樓。陳垣主持擴建工程，他高薪聘請比利時籍的傳教士和建築師格裏森擔任設計（也有資料記載設計師為美國建築師墨菲，他曾設計燕京大學）。

　　格裏森應邀到北平之後，並不匆忙設計，而是花了數月時間查尋中國北方古典建築的原始材料，研究故宮等古建築的特色。最終，主樓設計為一座中國宮殿式城堡，並以兩層樓圍合成封閉的院落，東南西北四角各矗起一座三層的角樓，整座建築中軸線明確，完全對稱，體現了中國皇宮的莊重森嚴的氣勢。在主樓正立面上，還使用了許多中國古典建築的細部做法，如漢白玉的須彌座、紅色雕花的木製窗框、大門墩柱上蹲伏的石獅等，構成中國宮殿的縮影。

　　如今，輔仁大學主樓保存十分完好，透過建築外裝有石獅造型的鏤空鐵欄杆，仍可感受到當年設計的良苦用心和做工的精緻。如今許多大型建築辭書都把輔仁大學主樓列為中國近現代名建築。

　　輔仁大學當時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合稱“北京四大名校”。日寇侵佔北平前後，北京的國立、私立大學紛紛遷往大後方，唯有燕京大學與輔仁大學因教會背景，仍堅持在京辦學。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也被迫停辦，輔仁大學成為北平唯一一所未被日偽接管的大學。陳垣作為校長，在勉力維持教學的同時，大義凜然，閉門謝客。他堅持“不與敵人合作”、“不任偽職”、“不懸偽旗”的三不原則，始終堅持行政獨立、學術自由的原則，使輔仁大學成為日寇統治下北平的“抗日堡壘”。

　　抗戰結束後，陳垣沒能在勝利的喜悅中沉浸多久。國民黨為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很快挑起了內戰，陳垣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了，對他們不再抱任何幻想。1948年底，國民黨派飛機接陳垣和一些知名學者南下。不過，陳垣毫不猶豫選擇了留在北京。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這一年，陳垣七十歲。一個嶄新的社會展現在他面前，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新思想，新理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教育和文化事業建設中。1950年10月，輔仁大學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管。陳垣在與教會代表爭奪教育主權的鬥爭中立場堅定，配合政府，使輔仁大學成為第一所收歸國有的教會大學。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係調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順利合併，陳垣被任命為北京師範大學的校長，已進入晚年的陳垣挑起了這副重擔，為建設中國最好的師範大學竭盡全力。

　　陳垣一生追求真理，與時俱進。1959年他在80歲高齡時加入了中國共産黨。1971年6月21日。陳垣以91歲高齡病逝。陳垣逝世後，後人按照遺囑，將他珍藏的四萬餘冊圖書和幾百件文物全部捐贈給國家，稿費4萬元交作黨費。

　　如今，輔仁大學舊址是北京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院，仍在教育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陳垣在興華衚同的故居是輔仁大學校友會的辦公處，院中豎了一座陳垣先生的雕像。北屋是他的生平陳列，懸挂着他不同時期的照片，供人們觀瞻。（陳 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