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舊京》民國北京的城市書寫與歷史記憶

日期:2018-03-12 09:35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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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重寫舊京》研讀會

  時 間:2017年12月4日下午

  地 點: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

  嘉 賓:季劍青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

  趙益民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地理系

  唐曉峰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

  岳永逸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王建偉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袁一丹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劉亦師 清華大學建設學院

  對過去的城市、對遺跡的懷舊和追憶之情,恰恰是這本書討論的核心

  季劍青:首先介紹一下我寫《重寫舊京》這本書的一些想法。從中國近現代城市史這個學科的角度看,北京研究相比於上海研究是較為薄弱的。上海研究的學者往往很自覺地從現代化的視角來考察上海的現代轉型,北京研究也多少受到這一研究範式的影響,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市政建設、公共衛生等層面,多為社會史的研究。在這樣的視野下,北京的獨特性表現得並不是那麼突出。

  在寫作《重寫舊京》一書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北京的特殊性本身恰恰可以提供突破或挑戰這種主流研究範式的新視野。不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北京的特殊性,而是把這種特殊性提升為一種新的、不同於已有的城市史研究的視角和範式,或者借用一句套語,就是“以北京為方法”。

  北京的特殊性,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北京本身所擁有的漫長的都城史和豐富的歷史遺産,在北京的現代性展開的過程中,人們如何對待和處理這些過去的遺産——或者説“舊京”,是我這本書的一個核心的問題意識。我選取的角度是從各類城市書寫的文本材料中,討論民國時期人們對“舊京”的記憶,目的是突出“人”的位置,去考察人們對過去北京的主觀情感和態度。城市史研究很容易只關注社會、經濟、建築空間這些物化的層面,而忽略了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經驗。實際上人的日常經驗才是真正賦予城市以生命的東西。

  在現代文學研究中,文學與城市的關係也是一個頗受關注的話題。通常的做法是通過文學文本,來考察現代人的都市經驗,缺陷在於這種都市經驗往往是當下的、暫態的,側重於大都市的流動性,很少注意到城市經驗也包括對過去的城市、對遺跡的懷舊和追憶之情,而這恰恰是我這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所以我在材料的選擇上,就沒有局限於文學文本,而是把歷史著作、筆記、旅游指南、城市規劃方案等等都納入進來,也就是廣義的“城市書寫”。

  這本書涉及歷史地理、城市規劃、建築等不同的領域,算是一種跨學科研究的嘗試。今天參加研討的正好都是這些不同學科的專家,很期待聽到大家的批評意見。

  從書寫舊京的實踐入手,展現出身份認同和記憶構建視角下的城市空間

  趙益民:這本書以民國時代人們對舊京的態度和書寫實踐為研究對象,分析的語境是歷史和北京城市空間的雙重客體化,這也是“舊京”這個概念力圖把握的一種二元性。在這個概念的引領下,整本書在歷史記憶和地方認同的交錯地帶實現了對時間和空間的雙重把握。現代性在整個分析框架中佔據了核心地位。這個概念首先具有一種時間性的維度,另一方面,這本書還以歷史的視野重新解讀了城市空間,引導我們以一種同情之理解的態度去探索層層累積的考古地層,從而使我們意識到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時間性對於理解空間變遷意義重大。

  在此基礎上,我想提出兩點評論。一個是關於城市空間的概念化。在現在的人文地理理論中有一個比較流行的思路,就是認為城市空間是一個純形式,是由居於其間的人,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塑造出來的。為了理解純形式,可能我們得用比較多維的視角來定義空間。比如説在這本書裏,城市書寫就是一個很好的視角:從書寫舊京的實踐入手,展現出了身份認同和記憶構建視角下的城市空間。在“舊京”概念的籠罩下,這些空間被客體化了。但是如果再延伸出去的話,我們可以猜測,在民國時期被客體化的空間依然是人們生活的北京,那些並非書寫對象的、仍然在活着的空間過程也在定義着“舊京”。所以,如果要有一個更全面和更徹底的對空間的把握,類似這樣的書寫之外的視角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個評論是關於現代性的內涵。時間性很重要,因為“現代”這個詞本身是內蘊着時間性的,但是我們也許可以擴大一下對這個詞內涵的理解。在以往關於現代性的社會學討論中,“現代性”的源頭常常被定位在康得的名篇《什麼是啟蒙》。其核心觀點就是在那個時代有一種新的思潮出現了,覺得今天一定比昨天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好。這個概念的內涵不僅是一種時間性,而且是一種線性的、進步的時間觀。在過去和現在決裂的時刻,我們事實上已經被這樣的精神風貌所改造。

  這本書在前言裏也對現代性做了界定,關鍵點是對救亡的關切。因為我們關切救亡,所以一直在追趕。比如説上世紀50年代提出要從消費城市變成生産城市,從80年代開始不光要“古都”,還要變成國際性大都會,都是按照某種預想的方案去提升空間品質。這就是那種進步的線性時間觀在我們生活中的直接體現。書中提到的“新北京”和“古都”這兩個詞,我覺得大概都可以放在這樣一種現代性的視角下討論。“新北京”很明顯,是為了讓北京變成社會主義工業國的首都,“古都”則是因為我們意識到過去的歷史遺存對於現代城市的面貌構成是有重大意義的,所以我們才把它彰顯出來。現代性的內涵如果擴大一點的話,也許能更好地把握北京的時空變遷。

  近代北京城始終是一座在討論中的城市,北京要承受的東西也是太多

  唐曉峰:北京的近代是一個很重要、很有趣味的話題,現在關注的人也越來越多,這是早就應該出現的事情。北京城近代經歷了歷史巨變,這些變化讓北京城有點不知所措。清室退位的時候北京是一個樣子,人們有一種想法;1927年首都一搬走,底氣一下就沒有了,然後打文化的主意,要把北京定性為旅游城市,北京那時候就提出了旅游城市的口號;日本來了,又是一個變化,日本人在北京做了很多大動作,還改了名字——當時有一個名稱的對立,偽政府的人稱北京,持抗日立場的人依舊稱北平,這是一個大的原則性問題。

  解放初,北京的口號是變消費城市為生産城市,所以認為看見一片煙囪是好事,這很自然。“文革”以後北京取消了生産城市這個詞,當時大家一齊贊成。今天的北京發展要體現三個“風”,一個是歷史風韻,然後是首都風範,第三是現代風貌。近代以來每一場變化都是在特定的時代環境中産生的,而在人的頭腦當中也相應産生一些印象,於是被書寫出來。當然,政府也在進行書寫。

  這是這個城市的一大特點,從某種意義上説,近代北京城始終是一座在討論中的城市,裏面涉及的問題都不是可以一下子簡單得出結論的東西。北京要承受的東西也是太多,古今中外都不能少,而那個最合適的“度”又在哪?這本書從“書寫”的角度切入近代北京城,實際上是觸及了事情的本來面目,就是那些街道建築,書寫則展現出複雜性。如果這本書所引徵的“書寫者”的範圍再寬一些的話,會更加有趣。有機的多樣性、嵌合的多元性是北京的特點。在侯仁之先生指導下,我們用30多年的時間編了一部《北京歷史地圖集》(3卷),包括近代,內容夠豐富了,但限於形式,還只能是靜止的圖面。如果把那些圖面和豐富的“書寫”結合起來,北京城的歷史、地理、文化面貌會進一步活起來。學術工作是互相補充的,互相支援的,我們需要從各個領域來研究北京城。

  北京城始終有着揮之不去甚或故意建構的鄉土性

  岳永逸:這本書選取了不同的題材,把舊京的厚重、凝重都寫出來了。總體而言,上海還是有點輕盈,其演進的路線相對單一。與此不同,北京總是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如同流水的迴旋,總有不同的因素會參與到其生命史中來。通過這本書能看到北京的沉重。閱讀不同章節,或濃或淡的都能感受到作者跟不同書寫者之間的共鳴。實際上作者是有野心的,想把不同的寫作一網打盡。

  當然,就書寫與記憶的主體,本書還是偏重相對純質的精英階層。如果要提出質疑的話,就是為什麼會選取這個文本而沒有選別的。比如説旗人的書寫,為什麼選的是羅信耀的《小吳曆險記》,而非金受申?還有像齊如山、鄧雲鄉的作品,在北京的書寫中都很重要,書中同樣沒有提及。又比如書中注意到西方人關於北京的攝影作品,給了很多篇幅,反而缺少像陳師曾的北京風俗畫這種本土的觀察、創作與記述。當然所有的材料都進來是不可能的。我覺得這本書的意義是開創了從不同角度來書寫北京城的可能性,裏面對民國時期北京書寫與記憶的呈現是非常豐富的,有着濃濃的“城愁”,絕對是一本可圈可點的關於民國北京的佳作。

  關於北京城的資料很多,關鍵是我們怎樣賦予它們意義或價值,在書寫這個層面,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北京城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雖然是帝都,卻始終有着揮之不去甚或故意建構的鄉土性。金中都就有了“燕京八景”的説法,無論作為事實還是意象,都是強調的北京城與自然、鄉野之間的臍帶關係。亞運會完了以後,坊間里巷很快編出“燕京十六景”,奧運會以後又有“燕京二十四景”,不同的群體都參與到了對北京城的想像性書寫和建構之中。這裡面有一個複雜的城和鄉、新與舊、上與下的關係問題。

  這本書主要是把北京當作一個城市,一個都城在描述。城市究竟是誰的,是否讓生活更美好等本質值得我們繼續去思考。

  書中在有意識地區分什麼是歷史、什麼是記憶

  王建偉:劍青的文章我平時都看,今天這本書呈現出來的樣子,跟我想像的不大一樣。我原本以為就是像很多人習慣的那樣,把發表過的文章結集一下整合出版。而這本書今天呈現出來的形態,是做了一個取捨,基本上就是圍繞一個主題,就是城市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而且書中在有意識地區分什麼是歷史、什麼是記憶。在表述方式上,劍青做了一個轉化,刪去了很多繁瑣的考證,呈現出來的文字非常清凈。

  我的專業是歷史,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師來自不同的領域,包括歷史地理、建築、文學等。以前我跟劍青開玩笑,我説你們文學對歷史學的“入侵”非常明顯,其實“入侵”這個詞用得不好,體現了我們歷史學狹隘的畫地為牢的心態。城市本來就是一個千姿百態的非常複雜的現象,涉及很多領域。其實上世紀80年代以來,北京的城市史研究成果並不算少,關鍵是整體的研究規模和水準與北京在中國乃至世界城市體系中的地位不太匹配。不過進入21世紀以來,北京史的進展是很明顯的,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文學研究者對於北京史的關注,不僅擴大了北京史的邊界,更重要的是在方法論上有突破意義。

  我讀這本書,感覺作者的敘述是很平緩的,文字是慢慢鋪展開來,把自己放在了一個觀察者的位置,冷靜地審視這個城市。我很感興趣的是書中提到一批我們通常稱之為“北洋舊人”的人,他們和晚清淵源很深,與國民黨關係比較冷淡。這些人在淪陷時期的政治選擇和行為方式,可能就不像國民黨出身的那些人充滿那麼多的內心矛盾、掙扎和衝突。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文字是非常警惕的,尤其是對瞿兌之的文化史觀和民族史觀那種曖昧地方的批評,我覺得非常重要。

  民國時期的琉璃廠代表活在現代的傳統,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精神世界

  袁一丹:我近期的研究領域與北京城市研究有一部分交集。我博士論文涉及的時空範圍,是1937至1945年間處於日本軍事佔領下的北平城。但我的主要關注點不在城本身,而是城中人,尤其是讀書人群體的倫理境遇與修辭策略。

  近代北京當然是近代中國的一個縮影。當我們來討論北京或中國的近代性時,最有概括力的隱喻,恐怕仍然是百年前梁啟超在《過渡時代論》中所做的那番描述:無論是近代北京還是近代中國,都處於一種“兩頭不到岸”的過渡狀態,“譬如泛舟,北溯固為斷潢,南駛亦成絕港,緣延回洑,迷復迴圈,詰其所屆,莫之能對”。近代北京的不確定性,借用梁啟超的話説,就體現在近代化進程中“緣延回洑”、“迷復迴圈”之處。

  從不確定性的角度來衡量,這本書總體的論述方向似乎還是有些確定化。整本書有一個統攝性的核心意象,即“博物館化”,這是借用列文森《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的概念,代指近代中國人看待歷史的一種態度。這本書意在描述一個“博物館化”的過程,即過去的北京如何被對象化、客體化,最終成為博物館化的“古都”。但我想在處理現代與傳統的斷續時,能否找到一個更恰切的空間意象作為近代北京的隱喻?

  我以為琉璃廠所代表的文化實踐,或許是對“博物館化”的一個補充或糾偏。這裡討論的並不是琉璃廠這一具體的空間,而是把琉璃廠看作一種象徵符號,一種流通狀態的文化生活。如果説博物館化象徵着一種被凍結的傳統,民國時期的琉璃廠則代表着一種活在現代的傳統,一種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精神世界。去博物館,還是逛琉璃廠,或許可以視為兩種對待傳統的方式,前者是靜態的保存,後者是活化、是迴圈利用。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文學在城市研究裏的承受力或者穿透性的問題,特別是新文學和白話文在書中的位置。書中分析了俞平伯的《陶然亭的雪》這個很常見的文本。你的解讀很有意思,認為它宣告了舊的文學形態的覆滅和新的寫實主義的出現,好像一種新的現實主義的觀看方式興起來以後,取代了懷舊式的傳統。

  這個文本是在1924年發表的,但俞平伯本人跟陶然亭的關係更加複雜,1932年他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了一首跟陶然亭上的題壁詩唱和的舊詩,1924年他寫《陶然亭的雪》的時候沒有找到這首題壁詩,1932年他又重新唱和。如果只看到1924年的文本,我們可以説出現了新的擺脫歷史負擔的新文學,為什麼30年代俞平伯又回歸了唱和的傳統,這個傳統並不是舊的,這就是我想談的近代北京的書寫中這種新舊之間的不確定性。

  這本書不是傳統經典意義上的城市史,涉及文學、城市規劃等多種學科

  劉亦師:我是做近代建築史的,之前是做1949年以前,現在也嘗試往1949年之後擴展。有幾個概念需要澄清,城市史、城市建設史和城市規劃史,各有所側重,是不同的領域。比如後者是城市規劃的歷史,主要是關注法規的演變,規劃思想的演變。這本書不是傳統經典意義上的城市史,其中涉及文學、城市規劃等多種學科,我讀了也很受 啟發。比如你討論陶然亭,我也在做陶然亭,我做的不是文本,是研究50年代北京城市公園綠地系統是怎麼建起來的,陶然亭在這裡面是很重要的——我們把蘇聯的文化休息公園的理論引入進來付諸實踐,還成功了。不同學科寫城市史,選材方面有一些取捨的標準,互相之間會有很多的借鑒意義。你關注有關北京的書寫,我發現沒有用檔案一類的資料,基本都是文本。這跟歷史系的做法不太一樣,他們肯定會用大量的檔案。這需要大家互相觀摩學習,取得一個立體的、比較全面的印象。

  現代性也是這本書的一個主要的關鍵詞。我最近往上海跑得比較多,就在淮海中路附近住。當時在上海的租界搞建設沒有什麼心理負擔,就做得跟西方一樣就可以了。北京情況可能就不一樣,它是左右搖擺的。北京什麼時候開始有自己的自信來建立一套自己的體系呢?這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我認為可能要到50年代以後。先是背離了西方,後來擺脫了蘇聯,慢慢做自己的東西,城市規劃的體系也慢慢建立起來了,同時還有一套建築設計院的制度,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我們現在沿用很多的還是那個時代的遺産。

  有一個地方值得商榷。你談到營造學社的時候説,梁思成主要是推崇以《營造法式》為代表的宋式及其以前的建築。實際上並不是梁思成覺得明清建築不重要,他研究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出版還在《營造法式》之前。確實他承認明清是沒有唐朝氣魄那麼大,但清朝建築有他的價值,而且當時的工匠還在,他們通過向工匠訪談和學習,補充了很多材料,通過採訪把營建的制度補充起來了。

  整理/雨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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