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鏡”中看多面李鴻章

　　原標題：“西洋鏡”中看多面李鴻章

　　1896年，俾斯麥與李鴻章一起走出門。

　　解璽璋

　　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中國與西方各國的交往越來越多，西方媒體對於中國的興趣也明顯地增強了，表現之一是各種報道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大有發現新大陸而好奇心不可阻擋之勢。近年來，頗有些出版界的朋友，致力於蒐集整理西方報刊對於中國的報道，成績十分顯著，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研究貢獻了許多難得的資料。趙省偉便是做得有聲有色的一位，他的“西洋鏡”系列、“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系列，都在讀書界産生了很大影響。這次推出的《海外史料看李鴻章》（上下），即“西洋鏡”系列之一種，就給讀者帶來許多意外的驚喜。

　　就中國近代歷史而言，李鴻章顯然是個繞不過去的存在，尤其是在同治、光緒兩朝，他的位置幾乎是不可替代的，無論病之譽之，都不能不面對他。多年來，官方歷史敘事對李鴻章貶多於褒，清末幾次外交敗局的責任似乎都是由他來承擔的，甚至罵他為漢奸、賣國賊，或因他在與列強打交道時，往往以妥協對強權吧。近年來，風向逆轉，對李鴻章的評價水漲船高，大有將他捧為“賢相”的趨勢。這種變化的發生，首先是人們的歷史觀的變化，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變，從重視觀念、尋求真理、強調主觀，轉向重視史實、尋求真相、強調客觀。於是有各種“翻案”文章出現，為其妥協、賣國辯解。有些固然是有説服力的，有些則説服力不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缺乏強有力的史料的支援，以至於從一種觀念跌入另一種觀念。

　　我無意責備歷史研究者。這種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長期形成的由官方壟斷資訊資源的傳統，個人難以獲得有價值的史料、文獻和資訊；另一方面，是文化傳統中“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禮儀規範，使大量有價值的史傳資料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中，後來者只能望而興嘆。就像這本書中所説的：“如果一個人想了解美國總統的個人經歷，他很容易就能得到相關資訊，而想要獲得李鴻章總督的相關資訊，卻並非易事。”這也正是此書讓我們有所期待的原因之一。書中收集了自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李鴻章病逝前西方報刊關於此人的大量新聞報道和特寫，其中涉及到他的種種洋務、對美國“排華法案”的強硬態度、簽訂《馬關條約》時的兢兢業業、處理義和團事件時的前倨而後恭，特別是出訪歐美時的情景，都有非常生動的描述，並配有新聞圖片，展現了瞬間記錄下來的歷史現場。

　　西方看東方與東方看西方有很相似的一點，即難以超越本土文化所制約的思維方式的限制。實際上，異域形象往往都是本土文化運用其自身傳統所形成的思維方式，重組、重構、重寫的結果，其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偏見、誤讀、虛構和誇張。不過，新聞報道的特殊性，恰恰要求客觀敘述和現場描寫，只寫眼前見到的東西，而且盡可能地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較少地涉及歷史和文化，謹慎地處理主觀感受和議論，不受作者身份的影響（至於新聞述評則另當別論）。因而，這批材料頗有史傳材料的價值，特別是傳統史料中較少涉及的李鴻章的內心活動，所思所想，情感表達，都由於西方記者的觀察而得以展現和表達。有些是本國文獻記述中不肯、不屑、不忍、不能給予關注的，然而卻是深入理解和完整呈現李鴻章的複雜性不可缺少的。當初梁啟超寫作《李鴻章傳》，在身居海外，檔案文獻不易得到的情況下，就大量採用了西方記者的新聞報道。比如“緒論”開篇即提到，李鴻章與德國前首相俾斯麥的那段對話，梁啟超原汁原味地引用了西方媒體的報道。而在這本書中，收錄了多篇各國記者關於此事所作的訪談。很顯然，這段對話明白透露了李鴻章難為人言的苦衷，梁啟超就曾為之慨嘆：“吾觀於此，而知李鴻章胸中塊壘，牢騷抑鬱，有非旁觀人所能喻者。”

　　我的意外驚喜，是在書中看到一篇1900年6月1日發表于美國《夏威夷星報》上的關於李鴻章給梁啟超復信的報道。雖然不見復信全文，但報道所引述的復信內容還是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資訊。梁啟超的《上粵督李傅相書》，相當於一封公開信，最初發表于1900年3月1日出版的《清議報》第四十冊，後收錄于《飲冰室文集》第五卷。信很長，有五千余字，信中分析了世界局勢，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危險處境，而執政者對於這種危險卻置若罔聞，大敵當前，竟置國家安危于不顧，反而謀劃著廢明君，立一個乳臭未幹不解國事的九歲孩子為儲君，還把保皇愛國的海外民眾視為仇讎，不惜以其家屬的安危相威脅，甚至派人暗殺改革派人士。他表示，這些做法或非李鴻章本意，不過“憚于炙手可熱之權威，不得不奉行逆命”，也是可以理解和體諒的，但他提醒這位行年且七十有餘的老翁，不能不顧及自己的晚節，並以順應時勢相勸，“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時勢”，而當今的時勢，就是倡民權而尊民意。據報道，李鴻章的復信回應了梁啟超公開信中提到的一些問題，也為自己做了一些辯解，説自己一直都是主張維新變革的，在平息太平天國叛亂的過程中，就與外國人有很好的合作；對法國、對日本，他都不主張開戰，但朝廷中有人希望開戰，他也無可奈何。至於下令追捕、處決改革者，都是太后的決策，他不能阻止。他勸梁啟超要有耐心，因太后年事已高，不會活得太久了。

　　這些蛛絲馬跡，對於了解李鴻章複雜的內心世界是大有幫助的，它使得這個人的形象在我們面前生動起來，不再是我們所熟悉的單薄、單面、僵死、固化的那副尊容，而呈現出多種面相。他固是大國首相，有尊貴的身份，不能沒有必要的排場和面子；但他也清楚，中國與西方列強實力懸殊，並不平等，他不得不虛與委蛇，敷衍應付；他對西方各國超規格的接待心知肚明，知道他們想要的無非是中國的訂單，故無沾沾自喜之態，而是吊足了他們的胃口；同時，他也對德國的俾斯麥、美國的格蘭特、英國的格萊斯頓等西方政要表現出由衷的惺惺相惜和欽佩之情；而他在戈登墓前流露出來的誠懇、真摯，更在英國民眾中為他贏得了很好的聲譽；他不僅關注軍艦、大炮、機關槍，也好奇女人的腳和她們的婚姻與職業，以及收入；他還可以是幽默的，詼諧的，或故作滑稽的……總之，在西方記者筆下，李鴻章的形象、面貌、情感、思慮，得到了多方面的描述、刻畫和想像，其中固有先驗的、主觀的成分，但畢竟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是深入了解李鴻章這個人物，以及近代中國與西方列強的交往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