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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暗战提速北平解放
来源:首都图书馆   日期:2015-03-25

  ■演讲者小传:许赤瑜,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北京地区党史研究。先后编撰《北京文化发展报告》、《北京市西城区文化保护发展纲要》、《北京抗战损失调查》、《北京抗战遗存》、《上上之役——北京和平解放的实现》、《新闻奥运》等书。

  ■你可知道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城地下工作者有多少人

  ■蒋介石亲自部署偷袭西柏坡,地下党竟然从三个途径同时获取此情报

  ■傅作义身边除了主要助手阎又文以外,还有哪些中共地下党员

  ■地下党个人、组织曾经面临怎样惊心动魄的危险

  当得知从今以后可以公开身份之后,会场里群情激动,许多地下党员将所戴的帽子、口罩都扔到会场里了。再一看周围的人,许多都认识。

  ■刘仁直接领导北平地下党的工作

  1949年2月3日,北平城举行了入城仪式。次日即2月4日,中共北平地下党在国会街礼堂(现新华社院内)召开了会师大会。北平城地下党员3376人中的2000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时的场面相当壮观,2000多地下党员在会场外,按各自的单位整队集合。当时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原中共大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宋汝芬,她当时是会中女中的一名数学教师,但是做的却是大学的地下工作。她当时一到会场,就被会中女中的一帮女学生团团围住了,大家非常惊奇。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就是不能横向联系,也不能互相说出各自的真实身份。

  当时出席会师大会的有林彪、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彭真等。林彪是第一个讲话的,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北平地下党从今天开始从地下转到地上了。此话一出,会场里群情激动,许多人将所戴的帽子、口罩都扔到会场里了。再一看周围的人,许多都认识。

  平津卫戍区司令聂荣臻在讲话后,介绍了市委的领导班子,特别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刘仁。刘仁当时是晋察冀城工部部长,可以说整个北平地下党的工作,都是他直接参与领导。

  刘仁1909年生于四川酉阳县龙潭镇一个大户人家,1924年7月刘仁求学北京时,住在同乡前辈、中共早期党员赵世炎家,经常与赵世炎见面,并受其影响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刘仁是一个能力很强而且记忆力特别好的人,他一般见过两次面就能完整地记住一个人,他经手的干部可以说是上万人,但是基本上都能叫出名字。

  1941年6月,刘仁开始主管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华北敌占区的工作。当时北平是被日本统治得相当严密的一个城市。刘仁把很多在北京可以立足并且可以发展的一些地下党员,派到了城内,开展了地下工作,构筑了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一个秘密的情报交通体系。抗战胜利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北平市委。刘仁也到了平西,当时以为我们部队马上要进城了,但是想不到国民党用空军抢先一步,进驻了北平进行接收。当时我们北平地下党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所以把原来地下党的关系,就是横向的关系都打通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由于当时国民党正在忙于接收,也无暇顾及。后来,有人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地进行了阻止,把一些暴露的地下党员都撤回了解放区。当时我们城工部在北平城内,建立了学生、平民、工人、文化、铁路以及警察共六个工作委员会。其中学生工作委员会(后涵括文化工委会)是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委员会。

  1946年9月至10月,蒋介石对我们晋察冀边区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发起进攻。正在此时,北平城内的地下暗战也拉开了序幕。

  晋察冀社会部和社会部在北平都设有单独的电台,这些电台都是不交叉的。两个部门的电台都发送过很多重要的情报。为了保密起见,我们的地下电台经常更换地址。

  ■地下工作靠秘密交通线和电台支撑

  北平的地下工作有两个重要的东西支撑,那就是它的秘密交通线和地下电台。妙峰山是当时我们地下交通线的一个总站所在地,所有进入北平的地下交通线,都是在这里作为中转的。当时有4条通往北平的交通线,都是从妙峰山经过的。

  我特别想提一个人物,一位交通员,一个以往大家不太听过的人物,就是平西情报站的站长梁波。梁波外表是一个戴着1000度近视眼镜的文弱书生形象,让人很难把他与这种最隐蔽最危险的交通站工作联系起来。

  梁波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毕业于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拒绝了其父帮他安排的洋行职位,于1934年携同两个新闻界的朋友,前往广州,途经山东时被国民党无辜抓捕挨打。后梁波就职于济南一家报纸,开始登载各种救国报刊上的文章。后来几经辗转,梁波从1944年开始担任我地下党组织平西情报联络站的站长,但是很不幸,在1947年9月的时候,梁波到妙峰山与城内一位叫刘永和的地下工作者联系完以后,正赶上国民党军队包围北安河一带,梁波同志在包围圈里面突围的时候,不慎把眼镜给弄丢了。一个1000多度近视的人,失去了眼镜,连走路可能都非常困难。敌人最终发现并杀害了他。其实在地下交通线上,有很多像梁波这样的烈士。我们现在可能对他们讲得比较少,因为很多材料都没有披露出来。

  另外就是地下电台。地下电台我们以往讲得比较多。地安门帽儿胡同2号,是我们当时中共地下电台的所在地。因为当时为了保密起见,我们的地下电台经常更换地址。我们北京市党史研究室以前有个老主任方庭,就是亲身参与地下电台工作的一个报务员。许多地下电台的地址,都是咱们城工部的电台。其实我们社会部在北平也设有单独的电台,但是这些都是不交叉的。当时的人,甚至连我们的方庭方老,现在可能也不太知道,这些社会部的电台当时也在北平城内,也在跟他共同进行工作。1946年9月,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曾派好几个同志到北平,筹建了他们社会部自己的地下电台,而且有些电台发送过很多重要的情报,比如说傅作义想偷袭石家庄西柏坡那个情报,也是社会部的电台发出去的。

  当时中共的军队主力,都在距西柏坡数百里之外,中央驻地只有极少数的警卫部队。正是这份情报为粉碎敌人的偷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三个渠道同时获知敌人要偷袭西柏坡

  暗战包括哪些内容,我给它归纳了这样5个方面。第一个是策反军队,第二个是收集情报,第三就是反间谍,还有一个就是在谈判过程当中,我们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发挥了很大作用,最后是迎接接管。

  我们成功策反的几个军队,一个是国民党联合后勤司令部第五补给区的副司令。然后是策反了铁甲总队中的一大队以及二大队的一个中队。还有策动92军的起义,我就不说了。

  搜集情报方面值得一讲,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一个情报的获取,可以说不光是在北平历史上,在我党历史上也是一个重大成绩。1948年秋天的时候,也就是辽沈战役临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飞到了北平,与傅作义策划,集中他的94军、新编第2军、骑士师骑12旅,组成了一支快速部队准备偷袭石家庄,大家都知道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就在石家庄的附近,敌人甚至已经在石家庄以及西柏坡附近的地图上标好了轰炸目标。10月22日94军便开始行动了。当时这份情报被我们打入华北“剿总”文印室的刘光国同志看到。当他看到这份情报的时候,距离国民党行动只有三天时间。刘光国将此情报告诉了我地下党组织——社会部甘陵情报小组,但恰在此时,该情报小组的电台发生了故障,不能够及时地把情报发出去。甘陵当即于23日中午,派秘密交通员刘之骥,背熟了情报的要点,携带秘密材料徒步赶到了定县,在该处我一地下交通联络站,用电话向许建国和聂荣臻司令做了汇报。

  其实,这份情报当时被从三个渠道同时上报了中央。第二个渠道是当时《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他是我们中共地下党员。他与华北“剿总”骑兵12旅旅长鄂友三,以及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杜长城是同乡,刘时平得知华北“剿总”召开了军事会议后,以老乡、同学的名义请鄂友三等人喝酒,酒过三巡,鄂友三透露详情。刘时平听了当时非常惊讶,又跑到西直门火车站,看到有大规模的军用物资调动,得到确认后,他马上向联系他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同志汇报,李炳泉又上报给当时负责地下学委工作的崔月犁同志。地下党组织不顾可能被国民党流动监控车侦查到电波的风险,冒险在上午开机发报,将这份重要的军事情报通过城工部,最终传到了中共中央军委。

  同时,我们石家庄的地下党组织,也获得了这份情报。当时中共的军队主力,都在距西柏坡数百里之外,中央驻地只有极少数的警卫部队。正是这份情报为粉碎敌人的偷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他以记者身份陪同城防司令检查北平的城防工事,用脑子记住了北平各个城门有多少个炮位,有多少支军队在驻扎,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北平的一个城防图。

  ■地下党刘光人手绘北平城防图

  我们情报战线上还有一个获取北平城防图的故事。获取者名叫刘光人,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当时他在傅作义的机关报——《平明日报》担任军政要闻记者。他当时与北平城防司令楚溪春是同乡,经常借着这种关系去采访他。有一次他陪同楚溪春检查北平的城防工事,他用脑子记住了北平各个城门有多少个炮位,有多少支军队在驻扎,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北平的一个城防图。因为当时已经围城了,他的联系人已经进不了城,刘光人只能是冒着风险自己出去,那天他就带着记者证和华北“剿总”的一张特别通行证,骑着自行车,从西直门出去。因为当时北平城外中间有一个真空地带,沿途全是地雷,可能还有流弹。他过了这个真空地带就到了当时解放军的防区了,有个人带着他去了一个房间,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解放军还是傅作义的部队,他也没说自己的目的。据刘光人老人后来回忆说,一个细节让他认定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解放军。他说当时桌上放着一些烟叶,那人随手就拿了一张白纸,然后搓了一小撮烟叶,捋在那个纸上,抽起了旱烟。国民党军队不抽这个。刘光人说明了身份,然后现场他就绘制了一张北平城防图。如果当时用武力攻城的话,这张图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地大,但是因为我们和平解放了嘛,所以有时候可能淡化了这些作用。

  解放后,刘光人到了创刊的《光明日报》做记者,因为组织上有要求,不能暴露身份,不能说你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就装着只能是以相对落后的面貌出现,不那么积极。在解放前,相对落后的面貌可能还好伪装一点,但解放后在周围情绪那么高涨的情况下,你这样反而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误解。后来因为这个落后问题,很多女孩子相继跟他分手了,所以在情感问题上也是一次次擦肩而过。直到1955年,组织上通知他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了,他这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人生。刘光人老人现在还健在,我们以前也采访过他。这张城防图以及刘光人这个名字,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不怕牺牲生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利用关系到《平明日报》供职,又利用《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这个职位,先后介绍了我们党的十几个人进入到《平明日报》工作,打入了敌人的心脏。

  ■李炳泉促成和平谈判的开启

  李炳泉的故事很典型。“文革”时候,因为参与傅作义与共产党第一次谈判的原因,被误认为是傅作义的人,遭受了一些挫折最后去世。

  李炳泉年轻时在西南联大地质系读书,成绩非常好。李炳泉堂兄李腾九是国民党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的处长。通过这个关系,李炳泉进入到了《平明日报》,担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他利用这个职位先后介绍了我们党的十几个人进入到《平明日报》工作,可以说是打入了敌人的心脏。包括前面讲到的偷袭石家庄那个情报的获得者刘时平,也是他领导的一个地下党员。李炳泉的最大功绩就是促成了和平谈判的开启,因为他通过他的堂兄弟李腾九,经常给傅作义做工作。李腾九也在他的思想感化下,慢慢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这样一个想法,他冒死在傅作义面前曾经说,就说北平不能打,只能谈和。在局势还没明朗的情况下,能够大胆地向傅作义进言这个主张是需要不少勇气的。所以李腾九也是北平和谈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以往我们讲得比较少。

  北平和谈一共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李炳泉和崔载之一起出城谈判的,这次出城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他们定的是1948年12月13日清晨准备出城,当时他们带了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一个译电员,一共五人坐了一辆吉普车,从广安门出城。一出城,刚好碰到前方正有战斗,傅作义的岗哨看到这辆车上有电台,就不让他们通行,当时崔载之也不好明说,因为谈判是高度保密的。怎么办,只好原路返回。第二天他们又坐车,从西直门出去的,到了颐和园,然后再步行到了黑山扈,通过一段无人区来到解放军管辖地界,当时没人前来迎接,也不知道他们来干吗的。最后到达了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的司令部,当时部队首长程子华接待了他们,但具体情况也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后来通过携带的电台,与城工部的刘仁进行了联系,最后才证实了李炳泉的身份以及他们出城的任务。

  后来李炳泉就留在了城外的司令部,协助接下来的谈判事宜。所以说他见证了整个三次谈判的过程。

  地下党员袁永熙因不慎与别人交换一张名片而被捕,在狱中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地下党。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婿是地下党

  袁永熙是我们平津地下党南系学委的一个领导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当时北平地下党主要是学委,有北系学委和南系学委,这南系学委原来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的北大、清华到西南联大以后的那些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以后,他们这个组织还是独立的,所以一直也在北平。他们是归上海局领导,所以跟北系是互相没有横向联系,但也是配合作战的这样一个组织。袁永熙从回到北平的时候,就住在李炳泉家里。1947年8月,袁永熙与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之女陈琏结了婚,结婚的场面非常隆重,当时的市长何思源就是他们的证婚人。

  就在这场婚礼后一个月左右,即1947年9月24号,袁永熙当时在家里,与职青支部的同志正在开会,突然国民党特务就冲了进来,把袁永熙、陈琏夫妇全都抓走。这次逮捕是跟另外一个案子有关。国民党设在北平的电检科,在拉网巡查过程中,发现在鼓楼锣鼓巷方向有一个秘密电台。那天搜捕电台的时候,电台正在发报,所以报务员、各种电台的密码、来往电稿以及宣传品全部被掠去。这个电台是晋察冀社会部的电台,照理说跟袁永熙没有关系,但是当时有个报务员叛变了,他供出了一个人,叫田聪,田聪与陈琏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贝满女中的教师。国民党特务在田聪家里翻出了一张袁永熙的名片。这张名片其实是袁永熙到贝满女中找陈琏时候碰到田聪时交换的,这个也可以说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不能这样公开地交换名片。恰恰就是这张名片引来了国民党特务,把他们全都逮捕了。袁永熙被逮捕使蒋介石很紧张,他没想到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婿居然是地下党。但是袁永熙同志在狱中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尽管国民党用刑用得很厉害,据袁老十年前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当时他昏死过两次,都是因为国民党用火烙他。

  正因为他这样的坚贞不屈,或者说没有透露一点党的信息,也为他的岳父营救他做了铺垫。到1948年5月的时候,他在狱中关了8个多月,陈布雷及其姐夫叶公超,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他保释出狱。

  讲这些故事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我们地下工作其实是潜伏着很大的危险,随时要付出生命代价,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想象的那样只是惊险而已。

  如果赵凡面对酷刑,意志不坚定的话,整个北平地下党都有被颠覆的危险,最终他以顽强的意志,抗住了烙铁、寒冻、利诱等各种手段,迎来了北平解放。

  ■平民工委会书记赵凡的两次被捕

  2009年我们在首都图书馆查资料时,发现了刊登于1948年2月份《市民日报》的一则消息,讲的就是我们晋察冀城工部有103个人当时被捕。城工部平委会是城工部下面一个负责平民工作的委员会。当时赵凡(建国后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是平民工作委员会的书记。103人被捕案发生不久,赵凡也被逮捕了。不过他这次被逮捕的原因,不是受103人被捕案的牵连,但是当时组织上很着急。欲把赵凡夫人葛纯接回根据地,但是葛纯认为赵凡可能还没有暴露,如果她一走,事情就会变得很明白,所以她勇敢地决定留下来。通过平委会,苏一夫、彭思明等人的共同努力,找各种关系,然后把赵凡给营救出来了。赵凡在狱中始终没有开口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只承认自己公开的身份——一个卖草绳的普通市民。

  1948年底12月,北平临近解放前夕,赵凡同志又被捕了,这次被捕是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城工部平委会下面的人员确实比较复杂,怀着各种各样动机的人有时候也混入到我们党内。当时有一个叫作大生号的商号里,有一个伙计叫张喜增,一直瞒着组织跟该商号东家的一个保姆有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平委会布置完迎接解放工作后,他就开始炫耀了,他说北平快解放了,他是有功之臣,以后有好日子过了。谁知道这个保姆有一个表兄是军统的特务,当天军统就包围了大生号,将张喜增逮捕。张喜增马上就供出了地下党员的名单和住址,敌人照着名单进行了连夜大逮捕,当时就有108个人被捕了,赵凡不幸也在其中。

  因为当时我们整个北平地下党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全部打通了。如果赵凡面对酷刑意志不坚定的话,整个北平地下党都有被颠覆的危险。赵凡现在还健在,我们上次去采访他的时候,看到他身上腋下就有被铁条烫伤的四五道痕迹。赵凡以顽强的意志,抗住了烙铁、寒冻、利诱等各种手段,迎来了北平解放。

  有关北平地下党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很多,他们为我们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用聂荣臻的一句话来评价我们北平的地下工作是恰当的。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场红色的暗战,虽然最后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但是他们付出的努力牺牲,绝对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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