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中看多面李鸿章

　　原标题：“西洋镜”中看多面李鸿章

　　1896年，俾斯麦与李鸿章一起走出门。

　　解玺璋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兴趣也明显地增强了，表现之一是各种报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有发现新大陆而好奇心不可阻挡之势。近年来，颇有些出版界的朋友，致力于搜集整理西方报刊对于中国的报道，成绩十分显著，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贡献了许多难得的资料。赵省伟便是做得有声有色的一位，他的“西洋镜”系列、“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都在读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推出的《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上下），即“西洋镜”系列之一种，就给读者带来许多意外的惊喜。

　　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李鸿章显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尤其是在同治、光绪两朝，他的位置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无论病之誉之，都不能不面对他。多年来，官方历史叙事对李鸿章贬多于褒，清末几次外交败局的责任似乎都是由他来承担的，甚至骂他为汉奸、卖国贼，或因他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往往以妥协对强权吧。近年来，风向逆转，对李鸿章的评价水涨船高，大有将他捧为“贤相”的趋势。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人们的历史观的变化，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从重视观念、寻求真理、强调主观，转向重视史实、寻求真相、强调客观。于是有各种“翻案”文章出现，为其妥协、卖国辩解。有些固然是有说服力的，有些则说服力不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史料的支持，以至于从一种观念跌入另一种观念。

　　我无意责备历史研究者。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由官方垄断信息资源的传统，个人难以获得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和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礼仪规范，使大量有价值的史传资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后来者只能望而兴叹。就像这本书中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想了解美国总统的个人经历，他很容易就能得到相关信息，而想要获得李鸿章总督的相关信息，却并非易事。”这也正是此书让我们有所期待的原因之一。书中收集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李鸿章病逝前西方报刊关于此人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其中涉及到他的种种洋务、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兢兢业业、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而后恭，特别是出访欧美时的情景，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并配有新闻图片，展现了瞬间记录下来的历史现场。

　　西方看东方与东方看西方有很相似的一点，即难以超越本土文化所制约的思维方式的限制。实际上，异域形象往往都是本土文化运用其自身传统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重组、重构、重写的结果，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偏见、误读、虚构和夸张。不过，新闻报道的特殊性，恰恰要求客观叙述和现场描写，只写眼前见到的东西，而且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较少地涉及历史和文化，谨慎地处理主观感受和议论，不受作者身份的影响（至于新闻述评则另当别论）。因而，这批材料颇有史传材料的价值，特别是传统史料中较少涉及的李鸿章的内心活动，所思所想，情感表达，都由于西方记者的观察而得以展现和表达。有些是本国文献记述中不肯、不屑、不忍、不能给予关注的，然而却是深入理解和完整呈现李鸿章的复杂性不可缺少的。当初梁启超写作《李鸿章传》，在身居海外，档案文献不易得到的情况下，就大量采用了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比如“绪论”开篇即提到，李鸿章与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那段对话，梁启超原汁原味地引用了西方媒体的报道。而在这本书中，收录了多篇各国记者关于此事所作的访谈。很显然，这段对话明白透露了李鸿章难为人言的苦衷，梁启超就曾为之慨叹：“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抑郁，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

　　我的意外惊喜，是在书中看到一篇1900年6月1日发表于美国《夏威夷星报》上的关于李鸿章给梁启超复信的报道。虽然不见复信全文，但报道所引述的复信内容还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梁启超的《上粤督李傅相书》，相当于一封公开信，最初发表于1900年3月1日出版的《清议报》第四十册，后收录于《饮冰室文集》第五卷。信很长，有五千余字，信中分析了世界局势，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危险处境，而执政者对于这种危险却置若罔闻，大敌当前，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反而谋划着废明君，立一个乳臭未干不解国事的九岁孩子为储君，还把保皇爱国的海外民众视为仇雠，不惜以其家属的安危相威胁，甚至派人暗杀改革派人士。他表示，这些做法或非李鸿章本意，不过“惮于炙手可热之权威，不得不奉行逆命”，也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但他提醒这位行年且七十有余的老翁，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晚节，并以顺应时势相劝，“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时势”，而当今的时势，就是倡民权而尊民意。据报道，李鸿章的复信回应了梁启超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也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说自己一直都是主张维新变革的，在平息太平天国叛乱的过程中，就与外国人有很好的合作；对法国、对日本，他都不主张开战，但朝廷中有人希望开战，他也无可奈何。至于下令追捕、处决改革者，都是太后的决策，他不能阻止。他劝梁启超要有耐心，因太后年事已高，不会活得太久了。

　　这些蛛丝马迹，对于了解李鸿章复杂的内心世界是大有帮助的，它使得这个人的形象在我们面前生动起来，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单薄、单面、僵死、固化的那副尊容，而呈现出多种面相。他固是大国首相，有尊贵的身份，不能没有必要的排场和面子；但他也清楚，中国与西方列强实力悬殊，并不平等，他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他对西方各国超规格的接待心知肚明，知道他们想要的无非是中国的订单，故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吊足了他们的胃口；同时，他也对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英国的格莱斯顿等西方政要表现出由衷的惺惺相惜和钦佩之情；而他在戈登墓前流露出来的诚恳、真挚，更在英国民众中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他不仅关注军舰、大炮、机关枪，也好奇女人的脚和她们的婚姻与职业，以及收入；他还可以是幽默的，诙谐的，或故作滑稽的……总之，在西方记者笔下，李鸿章的形象、面貌、情感、思虑，得到了多方面的描述、刻画和想象，其中固有先验的、主观的成分，但毕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是深入了解李鸿章这个人物，以及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