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姆雷特”的北京故事

作家止庵

　　“伍姆雷特”之名的由来

　　本文题目之所以叫“伍姆雷特”的北京故事，主要是着眼于止庵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受命》里，冰锋这个人物形象的设计理念。

　　止庵是一位学者型作家，曾发誓“读尽天下书”。弃医从文之后，致力于张爱玲作品和周作人作品的研究推介，撰写《周作人传》；其阅读领域汪洋恣肆，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艺术经典多所涉猎，并以写书的方式记录心得——比如记述读书历程的《插花地册子》，研读古代经典的《樗下读庄》，研修历史学的《神拳考》，基于美术馆看画经历阐发审美体验的《画见》等。仅从涉猎范围，已经足以令我们一窥其雄心与淹博。至于怀念母亲的长篇散文《惜别》，则以平易笔调，叙写沉痛心境，行文颇得周作人的冲淡神韵。上述种种，一旦被这位学者型作家以医生的冷静与缜密、诗人的热肠与超拔，一统于小说创作，那么，这种创作所诞生的果实，其滋味很可能是相当独特的。

　　《受命》通篇的架构，堪称一个“伍子胥与哈姆雷特合体”的当代北京故事——主人公是陆冰锋，一位执着于替父报仇的孤独英雄。在非常年代，冰锋的父亲由于同事祝国英的告密和此后种种阴差阳错，从一个不幸落入另一个不幸，最终导致自杀。小说开篇，就是主人公从即将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口中，听到了仇人之名，从此开始了曲折的寻仇、报仇之路。这条路，与冰锋在1980年代作为口腔科医生的谋生之路、作为文学爱好者（一直构思为伍子胥写一部诗剧）的求索之路并行交错。他于此间结识了业余写作者平果、叶生，医院护士芸芸等人，从而展开了一连串情、爱、性的瓜葛，而在这一系列的瓜葛之中，冰锋、叶生、芸芸、平果等人的形象，也就越来越丰满。

　　冰锋的形象设计，既有伍子胥式的对于报父仇的执着，又有哈姆雷特式的对于报仇的犹疑——源于其精神追求（善）和生命欲求（美）的矛盾冲突。那种执着，使得主人公具有可敬的英雄气息；那种犹疑，又使他具有可亲的君子魅力。比如，冰锋的执着源于一种执念：“历史不能总是一笔糊涂账，个人也要负责”；而冰锋的犹疑，则表现在例如明知仇人之女叶生暗恋自己，却一再压抑冲动，提醒自己“不能占她的便宜”，否则，复仇这件事就会变得“不干净”了。其实，无论是执着还是犹疑，都体现了冰锋那种于今已经罕见的“义士”特征——对于“义”的追寻。

　　我们知道，“义”这个字的繁体写作“義”，从羊从我，是个会意字，《说文解字·我部》解释为“己之威義也”，也就是“儀”（今天的“仪”字）；后来所说“仁义”的意思，本字是“宜”或者“谊”，表示合于宜，合于情谊（情之所宜）。威義（或说威仪）之“義”，从羊，羊表善美之意，可知美、善、義，都从羊，意思也相类。所以，一个“義”字，包含两个词，一个是后来的威仪的“儀”，一个是合宜的“義”。

　　“義”字包含的两个意思“合宜”和“威仪”，几乎可以说是冰锋这个人物形象设计的浓缩诠释——他对父亲之死抱有的不平之气，体现了对于“合宜”的追求，所谓的报仇，也就是为了伸张这个“合宜”；在那个冰锋自以为一切安排就绪的晚上，他带着准备好的一应工具前往祝家，无论成败与否，我以为都是完成了那种“威仪”，是对死去的父母实现了一种承诺，也是对“平民的尊严”的一种强调。而“義”字从羊，羊表善美，与“利”丝毫无关，尤其是在古代，“義”和“利”，是截然对立的概念，这一点，也在冰锋形象上体现得相当鲜明。故事发生的1984至1986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人心波动，票证供应行将结束，市场经济缓缓开启，平民百姓经过多年的精神和物质匮乏，开始排队购买冰箱、电视，开始追求物质享受，消费主义渐渐抬头，而冰锋则是逆潮流而动，不停地回望过去，思索过去，一心惦记为父辈的恩仇做一个了结，此间，无论叶生的恋情多么纯洁热烈，芸芸的做伴多么温暖体贴，甚至芸芸和弟弟铁锋以同去深圳为邀约，叶生以同去美国为表白，都不能最终动摇冰锋的决心。

　　然而，冰锋的决心越是坚定不移，或许越是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与哈姆雷特不同、与伍子胥相似，他的悲剧性的一个特点，是要与时间赛跑 —— 祝 国英一出场，就是个垂垂老矣、苟延残喘的病人，这也就注定了，冰锋必须分秒必争。冰锋形象悲剧性的另一个特点，也就是使他成为无可替代的“这一个”的特质，是他与时间赛跑的同时，也与空间的剧烈变动相抵牾——这一点，在那个夜晚，冰锋于冲动之中带着叶生去和平里，想要在父亲辞世的破败地下室向她倾诉一切原委的时候，却见到了那所楼房被夷为平地之后留下的深广黑洞。这象征了记忆的缺失，以物理空间的变幻揭示了记忆的脆弱，进而凸显了冰锋要与之抗争的那个庞然大物，有如天文概念中的黑洞一样，既难以战胜，又难以逾越。

　　如果说这个人物形象的设计，最初是源于某种概念或理念，运用了经典的骨架和隐约的背景，那么，由于作者调动了自己的青春记忆和大量的研习功课，填入了日常生活的丰盈血肉，就使之变得亲切、结实、饱满；同时，又借助与两位女主人公的互动，使人物塑造变得可信可感。

　　飘摇的离弦之箭

　　有过一定写作经验的读者都知道，一部作品的好坏，往往在题目落实的瞬间，就已经注定了大半，比如《尤利西斯》，比如《狂人日记》。《受命》题目一出，这个双声词的两个去声，似叩门，似心跳，似重拳，以其沉重低回的音韵，给整个故事预先笼罩了某种悲剧氛围，让主人公背负了沉重的使命，让故事从第一章得知仇家名字的一刻，就开启了叙述的离弦之箭。

　　然而，这支离弦箭，在《受命》故事中，其路径注定是飘摇的——因为两位女主叶生和芸芸的出现，从两人各自的方向发出引力，使得冰锋的复仇，多次偏离了既定的方向，与此同时，却也使得故事的推进峰回路转，并借由种种回转，展现了1980年代北京独特的人文与地理景观，揭示了时代变换中的世道人情，使得小说容量更趋厚重。

　　叶生的形象设计里面，可能埋藏着逻辑上的双重悖论——由于身为祝国英的女儿，所以她是冰锋所知唯一的可以近距离接触仇人的途径，而与此同时，与叶生之间的日久生情，又导致了冰锋对报仇一事的迟疑徘徊；而叶生性格的极其单纯和强烈征服欲，又让冰锋于两性关系中表现出的迟疑，在她眼中平添了致命的自尊与自持的魅力。基于这样的双重悖论，叶生越是可爱，冰锋对复仇也就越是迟疑；而他的迟疑，又进一步增加了他的魅力。写到这里，想起一个细节，就是小说里不止一次通过冰锋的视角，描写叶生几乎是站立在脚蹬上跃动的骑车姿势，似乎暗示了两人关系所可能展露的那种野性与狂飙。

　　如果说，叶生是白富美式的女神般的文艺青年，那么芸芸的形象则几乎处处与之相反，满了市井烟火气与务实精神；如果说，叶生对冰锋是崇拜和顺从，那么，芸芸则是想要一味地控制和利用。不过，假若跳出故事情节来看这个人物的设计初衷，我觉得芸芸形象或许有这样几种作用：其一，她在冰锋的徘徊期出现，使得“报仇”这个离弦之箭几乎隐而不显（实则隐匿于暗处），使得叙述的主线一下子荡了开去，让小说出现转折，同时也写出了医院的改革层面和由此引出的芸芸、铁锋等人辞职去深圳发展，从而呈现了1980年代下海大潮的冰山一角；其二，冰锋与叶生频繁往来，思想交流到了相当的深度，叶生又是那样可爱、主动，两人之间却几乎没有身体接触，这一点，可能会使身心成熟的读者对冰锋产生某种误解，那么芸芸的出现，两人之间正常的云雨生活，使得这样的误解得以冰释，从而也就对冰锋此前此后在与叶生共处时的自我压抑，印象更加深刻；其三，芸芸是芸芸众生里的弄潮儿，是一种成功型人格，他们天生就有着敏锐的嗅觉，知道自己怎样做才能得到成功，他们是“喻于利”的，是与冰锋恰好相反的人格类型，从反面烘托了主人公义无反顾的选择。

　　芸芸走后，叶生再次出现在冰锋的生活中，两人以更快的速度相互靠近，甜蜜而又危险——这时候，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悬念，那就是冰锋这个仇，究竟报了没有？冰锋和叶生，最后是否走到了一起？虽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然而到了第四部的结尾，叙述在冰锋的角度戛然而止，于是那个一直飘飞在空中的箭镞，它就悬置在那个时间节点，好像是从文学的角度，应和了哲学家芝诺“飞矢不动”的那个命题。

　　眼睛与脑筋的体操

　　我们说，阅读好的小说，是脑筋的体操；而阅读学者型作家的小说，则同时也可能是眼睛的体操，因为你看到的每一个充满画面感的细节，都可能经过了反复的考证掂量（比如1980年代饭馆点餐的价格表，比如叶生和芸芸的衣着），都可能经过了精心的筛选、提炼（比如与仇人之女一起看的电影《罪行始末》，一定是当年北京影院公映的影片），或者可能还是审慎的用典——这是我在翻阅止庵《画见》一书，看到他对巴尔蒂斯画作《房间》《客厅》的评论时候忽然领悟到的——因为那两幅画中女性的姿势，几乎与叶生在冰锋的科室看牙、在冰锋的平房小屋床上看书的姿势一模一样，是一种准备“慷慨献身”的姿态——充分说明作家是动用了自己几乎全部的人生储备，从理性到感性，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来创作小说的。

　　谈到作家的人生储备，或许就不能不提《受命》扉页上的引言：“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庄子·人间世》”，这里，十几个字的引言，可以延伸的关键词至少有三个：受命，饮冰，内热。“受命”，已选作题目，前文已经详述；“内热”，暗示了主人公贯穿于小说中的内心焦灼；“饮冰”，则让人猜想：究竟谁是他所“饮”的“冰”呢？叶生？芸芸？……同时，对于读过《樗下读庄》的朋友，或许还会想起止庵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及的“吾丧我”，这个概念如果再与作者创作的冰锋这个人物结合起来，其中的层层意思，值得我们回味与探究。

　　说过引言，或许还需要提一下尾声。重读这部小说才发现，手不释卷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作品具有一定的推理小说色彩。这一点在尾声部分，读者通过铁锋之口，对书中主要人物于那个命运攸关的晚上之后的人生轨迹，有了一种发动眼力与脑力、完成拼图般的一一落实的感觉，唯有那个“飞矢不动”的时间节点，是一个空白。不过，在尾声部分，随着铁锋描述三十年后冰锋的颓唐，万里之外叶生对于异性的恐惧，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用想象的画笔来填充，当然，这对读者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说到“考验”与“挑战”，对于作家而言，一部小说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阅读《受命》之后，我在读书笔记里，套用《庖丁解牛》的一句写道：“止庵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里，小说家止庵所面对的“牛”，应该是如何创作一部好看而又深刻的小说的玄机。面对这个玄机，作家是否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这就是需要广大读者来回答的问题了。我的回答，则是一部电影之名：“自己去看”。（韩晓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