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出春心草有痕

重访成贞门 肖复兴

热闹的长廊 肖复兴

　　去年这时候，即2020年1月6日，正值小寒节气，我写完了《天坛六十记》这本书的最后一节——“六百个春天”。

　　童年时，我家离天坛很近，即便是现在的住所，离天坛也不算远，地利之便，使我和天坛有种天生的缘分。这种缘分不是一见钟情，而像长时间接触磨出来的老茧，结实且持久。几十年来，天坛是我最常去的公园，最近几年迷上画画，更要去那里画速写。由于画画，身边总会站着几个看画的人，无论褒贬，一定得聊上几句。以前有人看我画画，我老觉得不自在，后来脸皮不仅变厚了，心里还冒出个念头：如果天天到这里画画，可以接触到好多人，随手记下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真的，如果不是画画，只是在那里坐着，不会有人和你搭讪。据说有人曾经创造了一个“城市最强悍逻辑”的理论，虽然有几千万人和你在同一座城市，与你发生联系的，只有那么几个、几十个。远离现代城市的喧嚣漩涡，在古老的天坛，却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让你与更多人发生联系。虽然是萍水相逢，但就是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最能敞开心扉，没有负担地说说心里话，甚至透露一下心底的秘密。如果让我也创造一个城市逻辑的话，或许可以叫“城市萍水相逢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可以让完全陌生变为依稀曾见，让擦肩而过变为倾心交谈，让潜藏心底的如水草般摇曳缠裹的秘密，变为浮出水面绽放的睡莲。天坛让人们被琐碎生活揉搓得皱巴巴的心，变得如花般盛放、如天空般爽朗。

　　于是我下定决心，只要没什么事，只要不出京，就天天到天坛来，随意画点儿速写，随手记点儿笔记。或许这些记录只是如水如云一般庸常而平凡，如同我画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品，笔迹匆匆且潦草，但我想起布罗茨基在论及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时说过的话：“在一个显然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看到意义，这一能力就是诗人的职业特征。”何况经历六百年沧桑的天坛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如此，便像郁达夫写的诗句，“衬出春心草有痕”了。

　　我写天坛，不仅仅是在写自己，更多是在写天坛里的芸芸众生，写作为皇家祭坛的天坛是如何演进并演变成人民的园林的。在这种由时代所演进和演变的过程中，不仅是天坛这个空间对普通百姓正一步步开放，还在于人对时间和空间新的利用和定义。也就是说，在人、时间、空间三位一体的纵横交错和相互作用中，我要书写天坛和芸芸众生，尤其是它和北京人的密切关系。2020年是明成祖迁都北京600周年，也是天坛建立600周年，《天坛六十记》这本书如果也算纪念的话，是一种另类的纪念。因为在这样的纪念中，天坛只是背景，来天坛的普通百姓才是主角。

　　《天坛六十记》不是一本介绍天坛历史或描写天坛风景的书，它只是我在天坛所见所闻所画所思的拾穗小札，是一本个人断片式、短制式的即兴随感。在写作方式上，采用的是布罗茨基强调的那种创作原则，即“意识中所产生的自然法则”。布罗茨基还换了种说法：“也可以这么说，这是粘贴画和蒙太奇的原则。”

　　我喜欢这种写作原则，进而在写作过程中学习和尝试运用，所以文章的篇幅都不长。因为这种原则，不仅受制于作者的写作理念，还取决于被资讯焦虑与快节奏生活所裹挟的读者。布罗茨基一言以蔽之：“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人所谓的attention span（意为一个人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事的时间）都极为短暂。”对阅读，大多数人已经没有耐心了。

　　书已写罢，小寒节气过后，我又多次去天坛，不为写作，只是习惯，仿佛脚步惯性，去天坛转转，就会感觉充实一些。2020年1月20日正值大寒节气，那天下午，我从圜丘到成贞门西北侧，那里并排有两把座椅，我坐在座椅上画成贞门。春节将近，除了工人在悬挂红灯笼、安装庆祝春节的展牌，天坛里的游人并不多。我和很多游人一样，不知道，或者说不敏感，一场疫情正如饿虎扑食那样向我们迫近。

　　一位五十多岁的清洁工提着扫帚走到我身边，好奇地看我画画，还称赞了我几句，我便和他闲聊，问他是哪里人，春节休息吗？他告诉我他是山西人，说过年是最忙的时候，哪儿回得了家？得等过完年再请假回家。那天回到家，我在新闻里看到钟南山说武汉的疫情出现了人传人现象。1月23日，武汉“封城”。真没想到，这个春节过得那样紧张，这个春天过得那样紧张。

　　再到天坛，已是2020年4月。尽管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但国内的局势趋稳向好，多日锁门闭户的压抑心情得以渐渐平复。如同奇迹一般，那段时间天坛一直对外开放；和气定神闲的天坛相比，我真切地感受到个体的单薄与渺小。重到阔别三月有余的天坛，分外亲切，也油然生出许多感喟。

　　不由得回忆起我在“六百个春天”开头写的那段话：“春天又要到了，这将是天坛度过的第六百个春天。对比古老的天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都会生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这段话像是新写的一样，竟然有如此尖锐的针对性。人，只有经历过灾难的磨洗，才能真正发觉自己的渺小，而对大自然多一分敬畏，或许这才是天坛之于我们的特殊意义。

　　出乎意料的是，来天坛的游人不少，大都是北京人，是带着孩子来玩耍的家长。如同让羊出圈一般，当居家多日的人们走进天坛，多了笑声，多了生气，多了迎面扑来的草木清香。虽然祈年殿、圜丘、皇穹宇、斋宫、神乐署、宰牲亭、神厨、神库等室内场所没有对外开放，但这并不妨碍春意四处奔涌——二月兰和紫藤正没心没肺地开着。大自然完全不顾曾经发生的一切，它在这一刻呈现出的无情和有情，刺激着我的眼睛和心。

　　这之后，天坛里的游人越发多了起来。二月兰和紫藤的花期过后，满园的月季盛开，很多人赶来拍照。祈年殿的围墙前摆出很多展板，介绍天坛建坛六百年的历史。内垣和外垣的柏树林中，有情侣摘下口罩，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双环亭、百花亭里，草坪上，藤萝架下，聚会的人带来吃的喝的，边吃边喝边聊边笑边拍照，互诉牵挂与思念……

　　那种兴奋的劲头，让我感动。不过聚会中似乎没有“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之感，刚刚发生的灾难，如今依旧蔓延的疫情，似乎都已化作眼前的一片繁花似锦。不知为什么，不是感慨我们自己的忘性一定比记性大，而是想起英国诗人奥登的《美术馆》里的一句诗——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有六百年历史的天坛“必曾看见”，它如同阅尽世事的长者，“老眼厌看往来路，流年暗换南北人”，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这就是天坛的厉害。在“六百个春天”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眼前的祈年殿默默不语，矗立在蓝天之下，天蓝色的琉璃瓦顶，不动声色，却不住晃我的眼睛。”现在我还要加上一句：“祈年殿的琉璃瓦顶‘也直逼我的心’。”

　　五一劳动节过后我去天坛，在神库外的红墙前，看见一对青年男女举着刚刚拿到的结婚证拍照。男的穿了一件白T恤，女的特意穿了婚纱，我猜想那婚纱大概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耽搁了太久都不能“出场”。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红墙红得那样烈，与那洁白的婚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是我多愁善感，或许只是一时的胡思乱想，爱德华·汤玛斯的一首短诗《樱桃树》映入脑海，全诗只有四句——

　　樱桃树垂向古老的大路，

　　过路的人死了，只见一片落英，

　　满地花瓣像准备谁的婚礼，

　　这阳春五月却无一家成亲。

　　汤玛斯写的是战争之后的情景与心情。可如今是疫情之后，这样的联想和对比没有一点来由，似乎显得有些匪夷所思。

　　当然，重新回到天坛的人们，应当有欢乐聚会和尽情游玩的权利和心情，如今的天坛不再是祭坛，而是人们游乐的地方。但也不能只是寻欢作乐，或应有思古之幽情，毕竟这里和天有着密切的关联。面对这场弥漫全球、至今阴霾尚未散去的疫情，我们应该有反思和警醒。

　　2021年1月4日是小寒节气的前一日，一年前的这时候，我在天坛画画。顶着大风，我去了成贞门，坐在成贞门西北侧画画。我想起2020年1月20日大寒那天在这里遇到的清洁工，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我希望能在这里再次遇见他……（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