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以下思考，当代社会中博物馆究竟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要建构社会公众的超级连接还是要顺应这个时代观众的需求，把观众融入到通知化的荒漠进而变成“打卡之地”？还是要为社会、观众提供一个停下、否定与沉思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博物馆世界的感悟。这个感悟谈已经谈了非常多，70年代以来博物馆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博物馆开始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我们看到整个学界或者博物馆世界在呼吁博物馆进入多元的文化、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来。在后期新博物馆学的推动下，博物馆开始把关注社会和介入社会的做法，当做内政合法性的立法，尤其是历届博物馆日的主题，前年的“博物馆的新定位”也是因为博物馆的工具理性太过明显而被搁置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引起了如下的思考，就是介入社会和观众社会的博物馆的理念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就是说，他在收获了一系列的待遇之后，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困境？是不是加大了博物馆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重构这样一个问题，包括是不是让博物馆走上夸父逐日的道路。这个博物馆是不是因为它的意图沦为某些群体操纵的工具。这些考虑背后都有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