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画坛巨匠，也是美术教育家，尤以画马著称于世。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艺术大师还“追星”，终其一生倾慕于一位未曾谋面的画师。大师名曰徐悲鸿，其“偶像”唤作任伯年。
可以说，徐悲鸿一生中，无论南下北上，抑或留学法国、游走南洋，徜徉于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里的他，最念念不忘的，惟有任伯年。他毕生都在推崇和推广任伯年，不仅竭力搜集其遗作，是个人收藏任伯年精品最多的艺术家，而且撰写了长篇《任伯年评传》和创作油画《任伯年像》。在徐悲鸿收藏的上千幅作品中，《杜鹃》《西施浣纱》等多幅任伯年作品里均可见篆刻有“悲鸿生命”字样的印章，要知道，被其视为至宝的《八十七神仙卷》曾特意钤印上同一印章，足见其对任伯年画作的珍视。不仅如此，他对其画作亦属真爱，在劳累一天后，最喜倚靠在画室躺椅里，静静欣赏挂在墙上的任伯年条屏画作。
徐悲鸿《任伯年像》1927年
对自己的这位“偶像”，徐悲鸿不吝溢美之词。他认为任伯年于画人像、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乃吾国美术史上所罕有之人物也”，也因此推举他“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
若要深究任伯年缘何会打动徐悲鸿，就不得不提及清末画坛。曾经大行其道的文人画历经宋元鼎盛，及至清代颓势尽显，不仅创作了无新意，而且只知临摹，极度轻视观察体物与造型能力，近乎千篇一律以表现封建文人阶层一致的审美理想为依归，导致缺乏识见的画家被奉为“正宗”，其他一律被拒之门外。
出现在近代美术史上的海派，为暮气沉沉的清末画坛吹进一缕新风。任伯年便是这个群体里承前启后的重要成员，他除了精通山水、花鸟、人物等传统绘画，其风格还融入了西方速写、设色等技法。这种举他画之力破传统之弊，谋求国画之新境，与徐悲鸿以西画改革国画的艺术理想不谋而合。
其实，二人的人生轨迹从未有过交集。1895年，任伯年辞世，徐悲鸿诞生，以至于徐悲鸿后来笑言自己就是前者的“后身”，天生肩负承传之责。
相传，徐悲鸿与任伯年的第一次神交缘起于一幅画。那一年，十几岁的徐悲鸿随父亲进城学画，不经意看到了任伯年所画《钟馗图》。正因为这极为偶然的一瞥，徐悲鸿自此“迷恋”上“学古而变，取洋而化”的任伯年，踏进“中西合璧”的潮流，所提倡的“学国画必须先学素描”，成为影响中国绘画教育新模式。
任伯年《牡鸡顽石》1884年
任伯年一生创作过诸多形象百变的钟馗。徐悲鸿后来解读说：“任伯年爱画钟馗，说明当时社会鬼多，没分是非。”受其影响，徐悲鸿也喜爱以钟馗这位“捉鬼大师”为题材进行创作。而且，画时颇为讲究“仪式感”，诸如常作于端午节，民间有端午挂钟馗像驱邪的习俗，而且挑在正午时分为钟馗“点睛”。
两人之间还有一桩令人感慨不已的往事。青年时代的徐悲鸿既无名气，手头又拮据，苦于购藏无门的他只得拿自己的作品与人交换。最初他要拿四五件自己的画作才勉强换回一幅“偶像”的画作，后来比例逐渐提升为一比一，而如今徐悲鸿的画作已近乎天价，相比而言，任伯年的作品近似白菜价，一幅徐悲鸿作品可顶十数件甚至几十件任伯年作品之价格。
虽生活在清末，任伯年相较同辈中人更为看重观察生活，他曾赋诗一首：“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刻痕。”徐悲鸿亦如是，倡导“是以师法造化，或师法自然”，无论是画最为擅长的奔马，还是其他对象，都会反复观摩方才动笔。或许正是艺术理念上的相通，才让徐悲鸿对任伯年追慕不已，成就一段佳话。
若要细探究竟，不妨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那里正展出的“在神不在貌——从任伯年到徐悲鸿”，以倒叙手法营造出历史语境，将二位大师相近题材的画作并置，叙说他们跨越时空的故事。
展览时间：至2021年2月28日
展览地点：新街口北大街5号徐悲鸿纪念馆四层展厅
开馆时间：每周二至周日10时—16时
（陈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