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被高度怀疑与野生动物食用和交易有关，由此引发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查阅史籍，历史上有关北京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记载并不少见。
早在元代，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已采取了严厉措施。有史料显示：整个元代有关保护野生动物的圣旨、诏书、命令、法律等颁布了五十多次。其中世祖忽必烈颁行23次，成宗铁穆耳颁行8次，武宗海山颁行9次，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颁行4次，泰定帝也孙铁木儿颁行2次。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忽必烈大帝曾经颁布法令，禁止所属各国臣民在每年三月到十月间狩猎旱獭、黄羊、野马等。严禁扑杀骑用或驮用家畜，不许用骑行、重荷、绊脚绳和打猎使其疲惫不堪，不许扑杀怀胎、幼小、交媾和哺乳期动物。
《元典章》记载，元朝诸帝曾下令划定禁猎区，限定狩猎期，规定禁杀动物种类等事项。据《鸿雪录》称：“大都八百里以内……捕兔有禁。以天鹅、仙鹤、鸦鹘私卖者，即以其家妇子给捕获之人。有于禁地围猎为奴婢首出者，断奴婢为良民。收住兔鹘向就近官司送纳，喂以新羊肉，无则杀鸡喂之。自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日，禁打捕，著之令甲。”意思是说，谁敢私下里买卖天鹅、仙鹤、鸦鹘等野生动物，不论买方还是卖方都要被治罪。如果被人抓到，一经查实，便将其妻儿判给抓获者。
到了明代，朝廷曾发诏禁止在北京周围狩猎。据《天府广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正月谕：凡牧养栽种地，东至白河（今潮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今属天津市），北至居庸（关），西南至浑河（永定河），一应人不许于内围猎，有犯禁者每人罚马九匹，鞍九副，鹰九连，狗九只，银一百两，钞一万贯，仍治罪。虽亲王勋戚犯者亦同。”由此可见，明永乐年间朝廷对违禁围猎者的处罚之严厉，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弘治年间，朝廷还多次放生野生虎、鹰、猴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明史·食货志》载：“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玉面狸又称牛尾狸、果子狸，是一种珍稀野生动物，却被当作皇宫馔食，仁宗皇帝得知后厉言训斥，严禁扑杀食用。
洪熙元年（1425年）闰七月，居庸关都督佥事沈清遣人向仁宗进贡黄鼠，皇帝训斥道：“卿受命守关，当练士卒，利器械，而献鼠何邪？”宣德八年（1433年），宛平县令差人到西山扑捉松鼠数十只，献与大内，“以为皇子之戏乐”。宣宗闻之，斥曰：“鼠山之生灵，本当跃于山中，怎可为宫中之戏物？速还于山林，不可任意扑之，违者不赦。”当即令人将这些松鼠放归西山。明朝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捕鸟兽之网)罛（捕鱼之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
清代对京畿野生动物的保护也有禁令，虽然每年皇帝要进行狩猎活动，谓之“木兰秋狝”，但有固定的猎场（位于承德木兰围场），猎场之外严禁捕杀野生动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皇帝免去了关外猎户向皇宫进贡鹰的“指标”，意在保护被满族人视为动物神灵之首的“鹰神”。此后雍正、乾隆、嘉庆皇帝都颁旨，禁止驻防于京畿的八旗官兵于附近林地、山野狩猎。
据《清世宗实录》载：雍正皇帝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甚感不悦，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蓆，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随即禁止各省进贡象牙制品，以示对野生动物的关护。
据《香山史话》载：乾隆十年（1745年）建成的香山静宜园，为清代“三山五园”之一，以自然景观为主，具有浓郁的山林野趣，野生动物较多，仅鸟类就有数十种。乾隆皇帝非常喜爱这里的山色，时有驻跸。有一年秋日，皇帝幸驾香山，见路边有不少出售山雀、野兔、松鼠、山鸡的商贩，顿感不悦，驻跸静宜园后便让随行的太监到街上买回十几只，有山斑鸠、红嘴山雀、朱雀（靠山红）、锡嘴雀（老西儿）等。乾隆勃然大怒：“山林野趣尽在翠鸟而鸣，捕入笼中，山趣何有？”遂将笼中之鸟放掉，并传香山健锐云梯营掌印大臣觐见，令左右两翼各旗兵丁巡山，查办扑杀山中鸟兽之徒。（户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