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市口的昔与今

珠市口老开明戏院 肖复兴

　　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珠市口虽然只是一个十字路口，但却是一道无形而又醒目的分水岭。这里曾有“金十字”之称，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珠市口的发展其实与明朝扩建外城有关，那时，这里是买卖生猪的集市；也就是说，珠市口是从“猪市口”演变而来的。到了清朝，前门地区开风气之先，在经济和文化上迅速繁荣，至乾隆年间达到最盛，执全城之牛耳。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前门为“圈地繁荣”，只圈了最有用的一块地——从前门往南到珠市口，并以前门为轴心辐射东西，东至崇文门，西至宣武门。这片区域里有纵横交错的胡同，遍布会馆、店铺、戏楼、酒肆、饭庄，并且囊括了大栅栏、鲜鱼口、珠宝市、八大胡同等商业娱乐集聚区。

　　前门地区南北向的胡同，如东侧的布巷子、果子市、蒋家胡同、冰窖斜街，西侧的粮食店街、煤市街、陕西巷，南口都开在珠市口大街上。珠市口就像一道堤坝，拦住了这些胡同里流出来的水。至于珠市口以南的天桥、红桥、金鱼池和万明路、香厂路一带初具规模，还是清末民初的事。这片区域是贫穷的代名词，民国初期朱启钤当政时，曾试图将其改造成北京的模范新市区。

　　“盖以珠市口大街为经，用以区别雅俗耳”——珠市口不仅是富与贫的分水岭，也是雅与俗的分水岭。

　　所谓“道儿北”与“道儿南”，恐怕只有老北京人才知其深义，这个“道儿”就是指珠市口。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好的店铺都集中在珠市口以北，好的戏园子也集中在珠市口以北。那会儿的有钱人是断不会到“道儿南”看戏的，与此同时，在“道儿北”演出的演员也断不会到“道儿南”演出，一旦跑到“道儿南”，就很难再回“道儿北”了。如果“道儿南”的演员想要“咸鱼翻身”到“道儿北”来演出，珠市口，就是他们首先要过的“关”。

　　这么说或许有些绝对了。其实在前门地区，珠市口一度非常热闹，除了大栅栏，最热闹的就要数珠市口了，毕竟这里是交通要道。珠市口东南角有一家森泰茶庄（始创于清咸丰年间），西南角有一家永安茶庄（始创于1935年）；沿路口往东，路南是天成皮货行、米面行，路北是同和堂药铺、元隆绸布店；沿路口往西，路南是奉天会馆、开明戏院，路北是天寿堂饭庄、中国大饭店、清华浴池、华北戏院（后改建为丰泽园饭庄）。这些热闹的店铺，并没有斤斤计较珠市口的南与北。

　　珠市口南的开明戏院，是从意大利学成归国的建筑师沈理源先生设计的德国式样的现代剧场。1924年5月19日，梅兰芳先生就是在这儿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演出了新编大型神话京剧《洛神》，丝毫没有“掉价儿”，反倒是泰戈尔感动得一塌糊涂，一时间传为美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前，我来这里看过无数次电影。

　　还有城南最大的教堂，也在“道儿南”，这座简易哥特式教堂如鹤立鸡群，是珠市口的标志性建筑。小时候，我没少来教堂玩儿；上世纪七十年代，教堂成为崇文区“夜大”的教室，作家母国政在“夜大”任教时，我来这里找过他；后来，教室又被改造成绸布店，结婚前，我来这里买过做被子用的缎面。五颜六色的布料和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相互映衬，有些荒诞，好似舞台上错置的布景。

　　开明戏院始建于1912年，珠市口教堂始建于1904年——这两个标志性建筑的建设，伴随着清政府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也就是从那时起，珠市口南北的富贫差距和雅俗差距逐渐缩小，人们对“道儿北”与“道儿南”的固有成见也开始慢慢消失。

　　珠市口南还有一座宫灯厂，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中在廊坊头条的二十多家灯笼铺子统一南移至珠市口，由此形成的新地标。最初，宫灯厂车间的大门四敞临街，一眼就能望见里面横躺竖卧的大红灯笼，我来这里找过当时正在宫灯厂工作、后来成为诗人兼画家的寇宗鄂。宫灯厂旁边是崇文区文化馆那栋二层的小洋楼，我来这里找过正在办崇文区内部文学杂志《春雨》的郁德生。北京剧装厂也在珠市口南，剧装琳琅满目、绚烂似锦，辉映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

　　其实珠市口最初的规划，充分显示出前人的思想和眼光，它是以珠市口为中点，慢慢向东西两侧发展开来的。珠市口大街东到桥湾，称东珠市口；西到给孤寺（现棕树头条），称西珠市口。再往东西延伸，有对称的东柳树井和西柳树井，东至磁器口，西至虎坊桥。如此规划，是希望将珠市口作为城南一条东西向的要道，使其与前门两侧的护城河相呼应，形成两条平行线，“兜住”前门地区的底，网罗当时城南特有的商业与文化。尽管珠市口大街最初不直也不宽，但在清末和民国，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这条街都是城南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一条东西向的大道。

　　后来，两广大街拓宽成为东西向的大道，阅微草堂、德寿堂和珠市口教堂等几处历史建筑得以保留，但开明戏院等一批老建筑被拆了，着实可惜。

　　那天，我又来到珠市口，真是快不认识了。那些明显变化的建筑好似岁月变迁的参照物，在改变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进而为北京绘制出一幅新封面。（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