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考古”趣事

　　2020年12月，圆明园澹泊宁静皇家稻田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世人关注。通过现代考古方法，可以研究历史遗迹，探寻古人生活。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在拥有众多古迹的北京，古人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现代考古技术、方法、手段、理念的活动。翻检读之，甚是有趣。

元代进士题名碑。

　　传拓技法与登高俯视

　　考古中常用到传拓技法，用于拓石刻文物文字、铜器纹饰等，这一方法至少已有千年历史。张建章曾任晚唐时期的卢龙节度使，并出使渤海国。他的墓志曾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宋人孙光宪著《北梦琐言》十三题有“张建章泛海遇仙”，记载了他的一则趣事。一次，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亲征高丽的纪事碑被发现，不过一半沉在了水中。张建章看到后，用布帛包上麦屑做成拓包，把浮出水面部分的文字拓了下来，水中的则用手摸而读之，不欠一字。水上水下全覆盖，两部分文字完美结合，碑石全文畅通可读，顺理成章。这是当时幽州人都知道的事。

　　唐代诗人陈子昂在697年随军北征契丹到了北京地区，登上了当时的蓟丘，发现蓟城的城池已荒废，于是作了文学史上有名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异，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登高而俯视，以览全景，寻找和确认古代遗迹的位置和形状。这种方法和现在的航空考古有些类似，都是从高处向地面俯视，针对大范围地区的遗迹，进行宏观考察。只是陈子昂只能登蓟丘，而今人可以凭借航空器。

上世纪50年代的潞城城墙遗存。

　　“燕灵王旧”的命运

　　《金史·蔡珪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启圹，其东墓之柩题其和曰‘燕灵王旧’。‘旧’，古‘柩’字，通用。乃西汉高祖子刘建葬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珪作《两燕王墓辩》，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

　　意思是说，金代海陵王天德年间（约1150年前后），决定迁都燕京，把这儿定为金国的中都，于是在辽国南京城的基础上开始扩建都城。很不巧，相传是燕王和太子丹的墓正好在辽国南京城东边的城外，被划到了拆迁范围之内。海陵王虽然残暴且不讲道理，但是文物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他下了道命令：不要动这两座墓。于是，这两座古墓得以保存到了金国中都的都城里，作为金国文物保护示范单位，供人参观和瞻仰。又过了近二十年，到了大定九年（1169年）的时候，时任皇帝金世宗就没那么强的文保意识了，他看着自己城里的两座古墓，越看越不顺眼，想要迁到城外去。一听说要挖燕太子丹的墓，喜欢看热闹的官员和老百姓都来参观发掘现场。很快，所谓燕太子丹的墓就被挖开，灵柩上写着“燕灵王旧”。于是，辩博号称天下第一的蔡珪出来解释：“这个燕灵王，不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国王，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刘建。这个墓不是战国时期的，而是西汉的。”西边的古墓也被挖开，是西汉的另一位燕王燕康王刘嘉的墓。为了给这件事盖棺定论，蔡珪专门写了一篇《两燕王墓辩》，算是考古报告的结语。

　　这个故事在《夷坚志》支甲卷一《燕王迁都》中被演绎得更为神乎其神：金代扩城时遇到相传是燕王的两座古墓。工人将其搬迁，干了没两天，老百姓大半夜听见有人喊“燕王迁都”，便都出来看热闹，只见两座墓间有銮辂仪卫，烛如白昼，香风十里。第二夜，又是如此。于是市民向朝廷请愿，朝廷只得为避开燕王陵而改变施工位置。

颐和园里的耶律楚材祠。

　　拆旧建新故事多

　　古人有时会用前人的墓砖修建自己的墓穴。原因很简单——就地取材，这是古代普通百姓节约成本的重要方式。这种情形在考古中常会见到。例如通州潞城的几座唐代墓葬，所用的砖都是汉砖。大兴的元代墓葬，用了很多北朝、唐代、金代的砖。房山的明清墓葬中，大量使用了辽代墓砖。

　　《金史·刘頍传》记载，金章宗修南苑时，发现有一块石碑上写着：贞元十年（794年），御史大夫刘怦墓。这意味着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怦的墓地被圈在了墙内。于是金章宗给刘頍三百贯钱，让刘頍把刘怦的墓迁到城外。金章宗的文物保护意识更胜一筹，没有为配合建设而单纯考古，而是采取迁移的方式保护了唐代墓葬。

　　明军攻破元大都后，以消除前朝“王气”为由，将元宫城全部拆除。所幸的是，当时有位名叫萧洵的人，在明初任工部郎中，奉命参与拆除元宫城。萧洵懂得建筑艺术，面对这座即将被拆除的一代宫阙，未免感到有些惋惜，于是决心在拆毁之前尽可能加以记录。“凡门阙楼台殿宇之美丽深邃，阑槛琐窗屏障金碧之流辉，园苑奇花异卉峰石之罗列，高下曲折，以至广寒秘密之所，莫不详具该载，一何盛哉！”他把这些记录成书，形成一部田野调查报告，即流传至今的《故宫遗录》，此书是研究元大都宫城的最重要资料之一。

张建章墓志。

　　偶然发现和实地调查

　　琉璃厂位于和平门外，跟南新华街交叉，东西长约1公里。元、明于此设琉璃窑厂，以专制宫殿、庙宇琉璃瓦件而闻名。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营缮司窑工在琉璃窑厂取土，发现一块辽保宁十年（978年）御史大夫李内贞墓志。志文记载，墓主人“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地，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这段史料出自奉宽《燕京故城考》一文，刊载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六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五期。根据这方墓志，可以得知琉璃厂在辽代叫作“海王村”。所谓“京东”，是以辽南京城为中心说的，辽南京位于今天广安门莲花池一带，海王村在它的东城墙以外。所以也就有了“先有海王村，后有琉璃厂”的说法。

　　明代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载，明万历年间，蒙元的开国功臣耶律楚材的墓曾被人无意间发现，“近日一友人治别业于京师外西山，忽发一冢，开梓得大头颅，加常人几倍，不知何人葬地……未几掘得碣石，则楚材墓也。虽稍为葺治，闻坟中他物散去多矣。”这段文字中，考古者有了“体质人类学”“石质文物”等方面的记录。直到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园（今颐和园），在瓮山之阳地挖地基时，二次考古发现了埋在此处的耶律楚材的棺木等物，才决定原址保护，新修祠堂，恢复墓地。

　　明万历六年（1578年）宛平知县李荫得知良乡县修学舍时在瓦砾中发现唐代著名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所书“云麾将军”残石六础，就将其运至京师，并把它砌在墙上，以便观赏。他不仅考古了，还做到了保护和展示。

　　清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吴苑在崇圣祠发掘出土了三块不知何故埋于地下的元代进士题名碑，这成为孔庙仅有的三座元代碑。

　　清光绪《通州志·冢墓》载，金代在通州西仓北门有一座“王子坟”，明万历二年（1574年），此处忽然地面塌陷，役夫在地陷处以锨下掘，见有石块砌室如窑状，四面皆粉饰墨画人物，室中有一神座，座前设一方台，台上列置香炉。仓役下去探找宝物，西仓监督闻之，命仓役挖土掩住陷处，且堆积成土坨。寻宝的仓役成为了明代的考古者，他们发掘的是金代的壁画墓。

　　《日下旧闻考》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西安门出土一方唐代的卞氏墓志，志记卞氏贞元十五年（799年）葬在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

　　清代学者刘锡信喜欢实地调查，长于考据之学，可以算的上是清代的“考古学家”。他的《潞城考古录》中有《潞县故城考》：“通州潞河东八里有古城，周围四里许，遗址高约五尺，东、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的官道已成陆地，西北隅废堞独高丈余，疑当日角楼敌台之类。”这是对汉代潞县故城最早的考古调查。

　　还有一次，他的朋友散步时发现了农夫用来堵塞稻田水渠的一方石块。石上长了不少苔藓，便擦去苔藓，石面上现出文字，知是墓志。访问农夫，说是耕地时从地下掘出的。刘锡信得知后将其买下，根据墓志志文中的“葬于县之南三里”，推断出唐代潞县城的位置，并强调“惟石刻”“令后之考古者，因以援古证今，以佐志乘之所不及”。

　　至于类似清代吴长元等为著《宸垣识略》等进行的实地调查，那就更多了。

　　（作者：郭京宁 单位：北京市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