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桃花源

每到霜秋季节，香山10万株黄栌，叶红似火。游人到西山览胜，一般很难想象，这里还是我国慈善教育的发源地，这里的皇家别院、古刹名寺，曾经是数千孤贫儿童的乐土，是他们的家。

　　香山慈幼院由辞任归隐的民国总理熊希龄于1920年在静宜园遗址上创建，曾庇佑了超过6000名孤贫儿童。在一个灾难频仍的时代，他不仅勉力维系着孩子们的生命和尊严，还营造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环境，让孩子们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培育出健全的人格。

　　香山慈幼院集学校、家庭、社会的责任于一身，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为一炉，开了慈善教育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熊希龄院长与学生们在一起合影。

　　“天堂一般的学校”

　　“现在的香山公园，当年是我们的。那是天堂一般的学校，有着美好的传统。”方亭今年已经95岁了，仍头脑清晰、平和淡定。她的记忆里有峥嵘岁月中，用红色电波迎来北平解放的潜伏经历；有《北京晚报》创刊时，自己作为元老的辉煌一笔；而深扎脑海的，是她那“玩疯了”的童年。

　　她是不幸的，3岁丧父后就与寡母相依为命；她又是幸运的，香山慈幼院不仅收留了她，还收留了她的母亲，作为慈幼院的保育员。

　　在她幼时的眼里，蒙养园简直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蒙养园即慈幼院的幼儿园，园址在今天的香山蒙养园宾馆。原址两侧门联是：“生生如己所生”“幼幼及人之幼”，横书“蒙以养正”。这表述了幼儿教育的方针，意即给幼儿以正确的启蒙教育，并且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为以后的人生积累正气。

　　步入园内，70人的小幼儿园，花团锦簇。除了日常设施，还设有小农村、小买卖街、小厨房、小军械室，甚至还有个养着梅花鹿的动物园。孩子们冬天滑冰，秋天登山，夏天游泳，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养育得红润结实。

　　不仅是方亭，到蒙养园参观的美国记者团也大吃一惊，认为这里较之美国所办的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记者们甚至预言，倘若能一直坚持不懈，香山慈幼院将来会成为“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轮椅上的洛林今年95岁，她比方亭晚进香山慈幼院几年。1932年，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在18个月间先后死于肺结核，唯一的妹妹也失散了。她被姑姑送进了香山慈幼院，入读小学部二年级。此时学校已经创办12年，经过了创业期、发展期，可说是到了最好的时候。

蒙养园里住的是4岁到7岁的孩子。美国专家来蒙养园参观后，认为当时蒙养园的水准跟美国不相上下。

　　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所学校也颇豪华。不仅校园风景如画，还有玩具陈列馆、音乐馆、体育馆、室内体操场、溜冰场、跑马场、球场、游泳池等，一应俱全。而她的老师，大多是北京、天津师范学校的高材生，还有不少是归国的留学生。

　　“香慈的条件固然好，但条件再好，如果没有爱，也难治孤儿的心病。”洛林刚入香慈时，麻木到完全无视香山的风景，以及学校的良好设施。

　　金俊如老师发现，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从来不跟人说话，也不跟小朋友们玩耍，只是精神恍惚地边唱边哭。学校教唱的歌里，她只哼《孤儿歌》。

　　“咱们学校，凡是真正的贫困孩子或是孤儿，才能作为‘正生’，若是有父母或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但交学费，而且叫‘附生’。以前我们还不能断定你是真正的孤儿，所以要进行了解。从现在起，你算是咱们学校的‘正生’了。”金老师这番话让洛林在沉默近两个月后，第一次开了口，她没想到，“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学校，把孤儿当‘正生’。”

　　后来，洛林发现班上绝大多数孩子都是正生，有些人的故事比她还凄惨。而那些“附生”的父母，不是达官显贵就是社会名流，齐白石和周作人的孩子都是她的同班同学。

　　在香慈的制度里，“正生专以孤贫为限”，费用全免，占总数的95%。富家子弟需要缴纳学费，而且只能叫“附生”。要饭娃和富家子在同一屋檐下，同吃同住，但正生因为更得老师关注，反而更有优越感。

　　一年后，洛林唱着“是谁抹去灾童的泪？孤儿有慈母”，搬入了“佟宅”，她又重新有了家，有了娘，有了兄弟姐妹。

　　小家庭是香慈的特殊设置。现在的香山饭店旧址，当年是10个三面合围的小院，每院里有一位娘带着12名孩子一起生活。

　　洛林住的第11宅是后建的，在半山腰，如同小别墅，由一位姓“佟”的娘负责，故名“佟宅”。“也许因为我爱她，所以觉得她比别宅的娘俏。”洛林印象中，自己的这位娘，皮肤白净、长相秀美，认识一些字，会念《三字经》，但不会写信，每每还要请她代笔。

　　“娘最大的优点是不爱唠叨，会鼓励人。”洛林是“佟宅”中年龄最大的孩子，所以要帮助娘干活。这期间，她学会了养猪、喂鸡、打猪草等农活，还学会了做饭，“像烙饼、擀面、做窝窝头等都难不住我。”

　　除了家的温暖，香慈让人怀念的，还有精神的启蒙与熏陶。“我是在歌海里长大的，吃饭、睡觉都得先唱歌，当年学校自编了二百多首歌，我至今仍能用五线谱谱出来，可见当年的教育多了不起。”

　　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发现洛林常常在琴房外偷听，而且将拜耳的曲谱烂熟于心，就在家校评议会上，把她的特长拿出来讨论。

　　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小学部特批她为学弹钢琴的学生，师从音乐人老志诚。当年，老志诚已经因为创作“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在音乐界小有名气，还在日本出了唱片，但他却甘愿在薪水很少的香山慈幼院工作，还把自己的宿舍变成了学生们练琴的场所。

上世纪二十年代，香山慈幼院里的孩子玩上小了三轮车。

　　老人们的回忆，充满着温情。他们在香山慈幼院度过了孩提时代，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在香山慈幼院这个世外桃源中，他们可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成长，眼中充满了欢乐和温暖。

　　香山慈幼院，把国家和民族正经历的苦难隔绝在桃源之外。

　　“此君一出天下暖”

　　美好的童年让洛林和方亭深信，香山慈幼院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正规、最先进、最科学的孤贫学校。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洛林、方亭和一些校友们开始研究校史。这一回头，让他们在记忆中的世外桃源之外，看到了一个风雨飘摇的香慈。

　　民国初年，穷人根本无法指望得到社会救济。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曾如此描绘北京的官办育婴堂：“96个孩子夏天被集中安排在一个小院，高高的凉棚下，摆着一排排床，苍蝇乱飞、灰尘遍地。”

　　污浊的环境严重损坏了孩子们的健康，1918年，育婴堂爆出骇人的丑闻，196名孩子竟然死了195个。警方不得不向丹麦驻华大使的夫人求助，请她全权掌管育婴堂。大使夫人安装了纱窗，请了5名学西医的护士照顾病孩，又聘请了39名保姆，才使得情况有所改善。但好景不长，这次合作很快因经费问题难以维持，当年又死了100多个孩子。

　　甘博得出结论：控制财政大权的人如果不能为育婴堂的利益着想，有侵占资金的可能，人们就不会踊跃捐款，结果会任凭贫困的人们受苦。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香慈能横空出世，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办成一流的学校，熊希龄居功至伟。

　　人称“熊凤凰”的熊希龄，少年时被称为“湖南神童”，24岁中进士，成为晚清翰林。维新变法中，他因一场大病没能及时应诏进京，才在戊戌年间幸免于难。此后，他曾在东三省主持财政事务，因不菲的成就被誉为“第一流之财政家”。

　　民国以降，熊希龄先做财政总长，后任内阁总理。政局的跌宕成全了他，也侵蚀着他的理想。袁世凯以“热河行宫盗宝案”为要挟，迫使熊希龄附议驱逐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强推“总统制”，一生勤勉的熊希龄也因此遭到诟病。

　　任职仅5个月，壮志难酬的熊希龄辞去政府的各项职务，彻底隐居。然而，一段突如其来的插曲，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1917年，河北发生“五十年来所未有”的洪灾，灾民达600多万。《纽约时报》记者纳桑尼尔·裴斐曾在这场灾荒中穿行，他看到，到处都是无人居住的破败房屋，人们以各种姿势死在求生的路上。

　　“村庄集体向城市迁徙，希冀能通过乞讨幸存，却发现城里的境况比山野更差；城里人成群结队地向村庄迁徙，希望能为下一顿汤找到一点野菜。流浪者绝望地回到故乡，几乎是坐以待毙，准备好跟祖先埋在一起。”

　　纳桑尼尔·裴斐发现，政府面对灾难几乎束手无策，而中国人对国家的信任感与归属感，也早已消耗殆尽。

　　政府的无所作为，生民的苦难，也刺激着知识分子的悲悯之心。当肆虐的洪水淹到熊希龄的居所前，门外“难民露宿，呼号求援”的情景让他难以释怀。

　　熊希龄要求政府出面拨款赈灾，不料，政府却将皮球踢回给他，希望他主持赈灾。熊希龄本不愿再在政府部门中任职，但他深知，如果他不出面，赈灾计划就可能无限期拖延，“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

　　踌躇再三，熊希龄决定出山。他以个人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影响力、号召力，整合了政府、地方士绅与中外慈善团体的力量，成立“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这次赈灾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灾民因冻、饿而毙命的现象明显减少。

　　与此同时，熊希龄注意到那些被遗弃或被卖掉的孩子，“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地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呢？”熊希龄一面要求各县严禁买卖幼童，一面在北京设立了临时的慈幼局，收留那些流落到北京的孤贫孩童。

　　几个月后，灾难基本平息，慈幼局将按计划解散，熊希龄却发现，仍有200多个孩子无人认领，而北京常设的慈善机构都以房屋不敷为由，拒绝收养。

　　把这些孩子送到政府的救济机构，无异于让孩子去送死。熊希龄于是决定，自己创办一所长期性孤儿学校，对孤贫儿童进行收养和教育。

蒙养园的孩子们。

　　此时，熊希龄47岁，正值壮年，他如此剖白自己的初心：“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过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几家殷实的绅士也是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条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时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

　　在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社会里，文人倘若不能在朝堂上匡扶明主，便只有采菊东篱，烟雨平生。不出世便入世，不进仕便归隐，要么居庙堂之高，要么处江湖之远，要么独善其身，要么兼济天下，好像只有两条路可走。

　　然而，慈善这第三条路却出现在熊希龄面前，让他在庙堂与江湖的缝隙里，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平台。投身慈善，最初也许是一次迫不得已的“救火”行动，不料，却成为他后半生唯一的事业。

　　这个选择于他来说，似乎早已注定。早年参加一次名流聚会，熊希龄提笔作画，画的却不是花鸟鱼虫或者山川旷野，而是一株棉花。这种俗物往往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不料，熊希龄的一句题词却令满座皆惊，他写道：“此君一出天下暖”。

　　“人间无此大家庭”

　　大家庭住在哪？熊希龄看上了香山静宜园。

　　占地千亩的静宜园，为“三山五园”之一，是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只是，这雍容华美的庭院在英法联军的抢掠和焚毁中化为灰烬。1911年清帝逊位，香山静宜园遗址仍是清室的私产，虽年久失修，但背倚西山，怀抱幽谷，占尽风光。

　　1913年，皇亲善坤在静宜园的遗址上办起了专收贫民女子的静宜女校，时任热河都统的熊希龄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公款。办学使得园内的树木、建筑、环境都得到了相应保护，正好可以利用。

　　于是，熊希龄请大总统徐世昌亲自当说客，与清皇室商量，将静宜园永久借用。作为回报，220名破落的八旗子弟也成了第一批学员。

　　又经过10个月紧张施工，慈幼院建校的各项工程次第竣工。由于聘请了著名的德国建筑师罗克格，当年楼宇设计淡雅朴素，质量过硬，因此在现在的香山公园内，仍保存着许多“民国范儿”的建筑。

　　镇芳楼是香山公园管理处的办公场所之一，以前是香山慈幼院院长的办公处所。此楼为大收藏家张伯驹父亲张镇芳捐款所建，故取名“镇芳楼”。

　　著名的“双清别墅”建在静宜园“松坞云庄”原址的空地上，不用清代风格，而是青砖白缝，略带西式。熊希龄在此住了30年，因此自称为“双清居士”。

　　建校初期，男校是在静宜园的东北部，相当于现在香山公园管理处大院。慈幼院的女校是在静宜园的东南部，就是现在的香山饭店。整个香山静宜园绝大部分土地都被慈幼院占用了。

　　香山的面积大概是2400亩，而清华大学1911年建校时，占用的清华园也不过450亩。透过这组数字，足见香山慈幼院规模之宏大，因此刚一落成，就引来国内外一片惊叹，被誉为全国其他私立学校和慈善教育机关的模范。

　　1920年10月3日，这座建筑规模宏大、教学设施完善、办学理念先进的爱心学校——北京香山慈幼院正式开学了。

　　百岁老人郭振河是河北宁晋人，他的娘死在逃荒路上，他和弟弟辗转来到北京，有幸成为开院的第一批学生。在校11年后，他就读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按郭振河的话说：“因祸得福，从此，有吃有穿，还念了书。这是我一生中最怀念的时光，香慈是我割舍不掉的思恋！”

　　从总理到院长，熊希龄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病。建院之初，孩子们几乎人人带病，每日住院的就有四五个，门诊百余人。协和医院统计，900儿童中竟有700患有沙眼。

　　慈幼院不仅请女红十字会出面创办了香山医院，还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担任副院长，免费出诊。又经过一年卫生习惯培养，才使得人人患病的情况得以扭转。

　　1922年中秋，慈幼院1200多名学生集中在操场一起共度良宵，看到昔日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儿童，通过慈幼院两年的细心抚育，如今个个面色红润、衣着整洁，熊希龄禁不住诗兴大发，“儿辈须知群最乐，人间无此大家庭”。

　　1934年，慈幼院在院孤贫儿童已达3813人，毕业出院的学生已累计达3494人。孤贫儿童的家世，除了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受灾的平民子弟外，还有前清宗室与满蒙旗籍的贵族后裔，有革命志士的遗孤，有历年战争阵亡将士的子孙，有父母双亡、无所依靠的官警儿女，有从朝鲜逃亡流入中国的孤贫儿童。不论其家世出身，只要招录入院，熊希龄皆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全部免费。

　　像这样大规模招收孤贫儿童，在中国前无古人，在当时独一无二。可是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钱从哪里来呢？

　　熊希龄筹措的第一笔款，来自赈灾余款：一是由政府从督办水灾河工的费用中裁出17万元；二是由水灾募捐余款中拨出64万元。

　　1921年底，慈幼院募集的基金总额达到100余万元。熊希龄作为民国第一流的财政家，信心满满地认为，以自己的理财能力，这笔钱足够1000个孩子的生活。

　　但1925年以后，随着政局更迭，一些政府的账面拨款和承诺资金成了空头支票，慈幼院每年的收入少了十几万大洋。祸不单行，男生部又发生了一场大火，总计烧毁房屋200余间。香慈元气大伤，熊希龄老泪纵横。

　　重建男校期间，慈幼院遭遇了建院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700余名儿童几乎要断顿了。幸得冯玉祥资助，才吃上黑面馒头。此后，资金问题一直是香慈的头号难题。

　　为了争取各界的捐款，熊希龄分别从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教义里寻找依据。他还到处上书，称“儿童教育能普及者，其国必强”，希望引起政府重视。但纵然奔走呼号，筹款还是日渐艰难。

　　梅兰芳先生资助办学的桥段至今都被传为美谈。1922年的某一天，梅兰芳和好友同上香山踏青。在一处被称为“蛤蟆山”的顶峰上，他一时兴起，随手在一块大石块上刻下一个大大的“梅”字，在右下角署名“兰芳”。不久，熊希龄找到梅兰芳，戏言未经同意就在山上石头上刻字要罚款，请他给香山慈幼院筹募基金义演一场戏。梅兰芳爽快答应，择日便在香山脚下临时搭起的舞台，演出一场《宇宙锋》，将全部收入捐献给了香山慈幼院。这恐怕是最昂贵的“到此一游”的代价。

　　熊希龄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当年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访华期间，曾经到香山游览。熊希龄出面招待之余，希望他能够给慈幼院一些赞助。这位大亨却抠门无比，他说可以赞助，但要在他卖给中国的煤油价格上，每桶多加一枚铜板。如此无理要求，遭到熊希龄断然拒绝。

　　1932年，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去世。为了纪念亡妻，更为解香慈的燃眉之急，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包括公债股票面额大洋340200元，股票面额银两62000两，房地契抵押大洋132077.14元，以及41张《房地契》、1张《矿产股票》和1张《地契银行存证》等多项未计价或无法计价财产。如此纯粹的“裸捐”，举国为之动容。

1933年春，熊希龄率长女熊芷及香慈师生代表王在湘等，赴长城救死扶伤、宣慰抗日将士。图为熊希龄在长城讲演，前立者为宋哲元将军。

　　正因为有了这笔资金救急，洛林1932年进入香山慈幼院时，才能在内忧外患中，衣食无忧，吃上当时十分稀罕的西红柿拌白糖。

　　多年后，曾在慈幼院任过教的陈树人老师，回忆起该院昔日的盛况，仍感慨万千地说：“只就经费一端言之，已远超过张伯芩先生之于南开，胡元倓先生之于明德。全赖秉老爱心独运，发为民胞物与，救死恤伤之信心，致其毕生教育及慈幼事业之辉煌成就，足以垂范后世！”

　　“无事无时不改良”

　　既然把孤儿视同己出，自然不能只养不教。曾担任过慈幼院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胡健晚年回忆，一开始，熊希龄和当时其他教会团体的想法相同，慈善行为主要是对孤贫儿童予以相当的养育，并教以谋生的技艺，使之能自立于社会。

　　开院一年以后，熊希龄感到慈善救济旨在救人之“身”，慈善教育才能救人之“心”。于是，他邀请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数十位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担任香慈评议会的评议员，出谋划策，一起帮助慈幼院办教育。

　　这还不够，1921年，熊希龄又与蔡元培等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并委托研究改进香慈的教育。胡适、陶行知等当时也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骨干。

　　很多儿童入院后，在院学习达18年之久，这足以供教育家们进行次第试验，此时的香慈简直可以看做中国最大的实验学校，提供了当时最前卫的教育。

　　熊希龄作《香山慈幼院院歌》，让孩子们天天唱在口里，记在心上，是通俗版本的办学方针：

　　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规模真无比！重职业，自食自力，精勤莫荒嬉。好兄弟，好姐妹，少年须爱惜！

　　遵循这一宗旨，慈幼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纵的方面自婴儿教保园而蒙养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横的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之陶冶，初中得职业之试探，高中得职业之专修。

　　熊希龄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曾说：“家庭教育实造人才之基础”，像“佟宅”那样的小家庭比1949年奥地利首个国际SOS儿童村早了15年。此外，他还要求全院同学都要以兄弟姐妹相称，以增强家庭观念。

　　倡导职业教育是香慈另一特色。院中的初小、高小的学生，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到各农场、工场进行培训劳动。另外，各村公园的花坛，要学生自己栽种；道路也要孩子们自己去修去取名；图书馆的章程，要孩子自己拟，自己执行。孩子们从身边的事情做起，知道了学用结合的道理。

　　“兴学之本，先重师范”。熊希龄本人最看重的还是师范教育，为此他特地请来在教育界响当当的张雪门老师做校长，来培育幼师。连蒙养园中的保姆，都需要经过一年的专门培训。

　　一个慈善机构能集学校、家庭、社会的责任于一身，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为一炉，可谓开了慈善事业的先河。

　　熊希龄自言，“我们自开办以来，可以说无事不失败，无时不失败，但是我们虽然失败，但仍无事无时不改良。”正是在这种不断改良中，香慈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验。

　　比如，熊希龄当初在日本考察时，看见中国留学生每次开会都互相打骂，飞墨盘，踢桌子，还不以为然。谁料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开幕时，有些议员们就是这帮留学生，仍然不守秩序。他从中悟出良好的公德，是儿时养成的，孩子必须有点公民常识，才可算是国民。

　　起初，为了让孩子们成为“健全国民”，慈幼院搞起了“学生自治”，由学生组成议会、审判所、警察所，自行管理校园事物。

　　“学生自治”实施了一段时间，熊希龄发现这种形式对小孩子来说太耗精力，又及时纠正，改为制定了《儿童习礼法》《儿童劳动法》《儿童治家法》，从细节上规范行为、培养公德。

　　“吃完饭，筷子不可放桌子上，一定要轻轻放在碗上，再向同席的人告退。”这些儿时习得的生活细节，洛林已经遵守了一辈子。香慈的毕业生里，几乎没有抽烟的，因为熊希龄以身作则，自己先戒了烟。

　　营造出一个乌托邦似的小社会后，熊希龄又平添一份担心，孩子们离开了慈幼院，如何面对这个令人悲观的乱世？

　　王春宜，父亲是熊希龄的助手王在湘，他对记者说，香慈的理念是对每个儿童都要负责到底，不仅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负责教育，而且还负责他们将来的出路。为此，熊希龄曾在北京开设了陶工厂、农场、饲畜场、铜工厂、电话局、邮政局等等近代产业，以便大多数学生毕业之后都能进入实业。他还在东北买了大块的荒地，准备建个垦荒农场，想和孩子们继续生活在一处，耕田织布。

　　就像一个处处为孩子考虑的严父，熊希龄还定下了一系列看起来不近人情的条款。例如，他要求孩子一旦进入慈幼院，“非有父母的病丧大故，不准请假回家”，“儿童长大后，他们的婚姻，须由院长裁可”。其实，他并不是要左右孩子们的生活，只是他认为，“儿童的家庭，习惯不良的多，好不容易在学校尽力的改去，万一回家，又不免有点故态复萌了。孩子的婚姻，若是遇到顽固或无知识的父母觊觎人家的财礼，糊涂的订婚，岂不是他们的终身的恨事吗？”

　　为了让孩子们有归属感，1935年7月7日，熊希龄办了第一届“回家节”，离校的孩子们纷纷返校团聚。讲演时，他亦庄亦谐地称孩子们为“各位姑老爷、姑奶奶”，还把新婚妻子毛彦文介绍给了孩子们。

毛彦文

　　这对老夫少妻一个66岁，一个33岁，合起来刚好是99岁，一时传为佳话。毛彦文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堪称民国奇女子，她之所以拒绝了吴宓，答应了熊希龄的求婚，除了被他的一片赤诚感动，也是因为他的夙愿。他说自己不仅要寻求一个晚年的伴侣，也希望为慈幼院找一个稳妥的继承人。

　　“此心不甘亡虏”

　　熊希龄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每一个孩子，在国难当头时，他又会把孩子们亲自送上战场。

　　1932年东北全境沦陷后，熊希龄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挖好了生冢，而后发布了《香山慈幼院通告》：

　　国若能救，虽死犹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于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余一家救国总动员。

　　在慈幼院，蒙养园的孩子最早学的就是“国耻”二字，全院还把每年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1915年的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臭名昭著的日本“二十一条”，并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从“二十一条”删减而来的中日《民四条约》。在蒙养园，每到5月9日，就要讲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知国耻雪国耻的教育。

　　东北沦陷后，熊希龄对全家抗日救亡做出安排。女婿朱霖，系飞机制造专家，赴江西南昌第一飞机制造厂工作；女儿熊芷组织女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救护伤兵。同时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冯玉祥所统率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女生则加入熊芷的红十字救护队，拟赴战区医院。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承德，随后进犯长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史称“长城抗战”。熊希龄又亲自带女儿熊芷以及一部分师生组成救护队，奔赴前线古北口救护伤兵。接着“淞沪抗战”爆发，熊希龄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和夫人毛彦文冒着枪林弹雨，穿行于伤兵和难民之间，设立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所，救出伤兵6000余人，收容难民15万人。

　　1937年7月7日，又是一年一度的“回家节”，香慈自己的节日。只是，这一天，卢沟桥的战火让节日变成了祭日。方亭还记得，那天老师教的是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同学们忍不住伏案痛哭。

　　困居上海的熊希龄，忧心忡忡，他给在长沙办学的朱经农写了一封信，希望将困在北平的师生接到南方。然而战火迅速蔓延，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自己也快被这烽烟消耗尽了。

　　1937年12月24日，避难香港的熊希龄悲愤、疲惫，突发脑溢血逝世，去世时身无长物。已身无分文的熊夫人毛彦文，不得不向盐务稽核所驻香港办事处借贷5000英镑，作为治丧费用。

　　到1939年，洛林也在晨曦中离开了香慈下属的师范学院，奔赴抗日前线。她还记得，自己对送行的同学说：“好了！暂时离别又何妨。”没想到，这一别，与香慈竟是永诀！

　　苦等到日本投降，毛彦文重返北平，见到的是一片断瓦残垣。香山慈幼院在抗战期间资金断绝，财产变卖一空，依靠代理院长胡恩光的苦心经营，才勉强保存下来700师生。

　　毛彦文认定，“物质遗产虽已毁灭，精神遗产仍很丰富。就凭这一点，我有了勇气，决定重建本院。”为了筹款，这位民国名媛频繁地拜访各方政要，“沿门托钵，过着化缘的日子”，广受赞誉也饱受冷眼，北京香慈又渐渐有了生机。

　　“只有把所有的精神寄托在先生的事业上，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不分离”，她兑现着自己在熊希龄墓前的誓言：“吾当尽吾力之所及，重整慈院，借继君造福孤寒之遗志，亦以报相知于天上也。”

　　“为了新中国，多大的光荣啊”

　　1948年秋，北平上空战云密布，国民党军208师进驻香山昭庙。孩子们天真烂漫，分不清国军共军，当着208师的面也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日寇投降后八路军教的，后来国军派人填了新词，但新词怎么也唱不顺口，孩子们一唱就唱到老词上去了。

　　孩子们真把208师给“唱”跑了。原来，北平城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围住，到1948年11月，香山就解放了。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派军代表以“劳动大学”的名义找到香山慈幼院，商谈拟借校舍及双清别墅。当时院长毛彦文不在北平，副院长雷动与院董事会董事雷洁琼只提了一个条件，“慈幼院有一千多名儿童，如要借用，需给与妥善安置。”1949年3月，解放军派出一个汽车团，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慈幼院迁入新址。

　　接下来的历史可谓众所周知，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而“进京赶考”落脚京城第一站，即为香山。那个“劳动大学”，其实是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驻地，毛主席在双清别墅指挥了渡江战役，写出了《别了，司徒雷登》。

　　党中央为什么选择香山作为进京的第一处驻地？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现实考量：

　　其一，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众多特务潜伏于此，暗杀、绑架、打冷枪时有发生。并且，青岛尚未解放，敌机随时可能来北平轰炸，选址香山无疑是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的上策。

　　其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对城市还不习惯，缺乏城市管理经验。因此，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都需要一个过渡期，来积累新经验。

　　其三，当时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完全撤出，北平环境极为复杂，房屋十分不集中。而香山有3000多间房，仅需迁出一家慈幼院即可。

　　而香山慈幼院以及熊希龄，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可比这些现实考量要深远得多，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20世纪初，全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918年秋，20余名三湘子弟抵京，他们大多出身贫寒，经济拮据。作为同乡，毛泽东四处奔走筹措款项。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杨开慧之父）指点他去找湘籍前辈熊希龄帮忙，并写了一封引荐信。毛泽东前往拜访熊希龄说明原委，熊慨然允诺，帮助这些赴法学生解决了难题。1919年至1920年全国约有1600余人，分20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湘籍子弟占400余人。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成了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郭隆真1923年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是河北地区第一位女共产党员。1925年她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受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负责在香山慈幼院开展党的工作。她不但建立了地下支部，还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才知道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原邮电部部长王子纲等，就是当年在香山慈幼院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

　　熊希龄对慈幼院地下党组织活动显然心知肚明。1927年4月6日，张作霖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在李大钊妻儿生死攸关的时刻，熊希龄机智地以自己女儿结婚迎宾为名，派当时香山慈幼院五校副主任李凌斗，抢在敌人下手之前，突破重重关卡，用自己的汽车把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了香山。熊指派李凌斗绝非随意，因为李即是中共党员。

　　当时熊希龄为防止不测，没有立即把赵纫兰母子接进香山慈幼院，而是把他们母子藏进了香山红山头南麓。逃过奉系军阀的大搜捕后，他又及时协助共产党人将他们母子安全转移出京。

　　李大钊被害后，停灵6年不能安葬。1933年春，在地下党组织和社会名流的奔走呼吁下，得以出殡安葬。出殡当天，熊希龄组织慈幼院的部分师生赶去送葬。不久，赵纫兰也去世了。李光华和李欣华兄弟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在白色恐怖下，熊希龄再次伸出援手。1934年秋，两兄弟一同被熊希龄招收为慈幼院的正生，享受了生活、学习全部免费的待遇。

　　50多年后，李光华深情地说：“如果把回忆我的大半生比作欣赏一场音乐会，那么，在香山的那段生活则是这场音乐会中一支最优美动人的歌曲。”

　　离开香山的时候，全体师生完全没有失落感，张世林回忆，当时说搬就搬了，大伙没什么留恋的，“你想啊，为党中央、新中国的成立，多大的光荣啊。”

　　虽然没有明文确认，事实上，党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对香慈是优待有加。香慈当时的老师，都以解放前参加革命论，后来享受离休待遇。搬离香山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还在中南海的西花厅设宴招待香慈的全体师生，表示感谢和慰问，并宣布，慈幼院的经费由国家办理。

　　“都解放了，哪能还有孤儿？”受此思想影响，该校变为一个综合性学校。1973年1月，“北京立新学校”成立，意为“破旧立新”，香山慈幼院之名就此消失。

　　仿佛为了把那些天各一方的校友聚在一处，1992年熊希龄骨灰归葬香山。儿时的伙伴已是白发苍苍，他们一边游园，一边怀旧，看到昭庙，他们说，那是校医院；见心斋，是慈幼院幼稚师范；香山饭店，是他们的住处。香山风景管理处那座二层小楼，是香慈总部。

　　香慈旧迹多半湮灭无闻，倒是那些儿时唱的歌，能让他们离那个记忆中的学校更近些。

　　洛林最爱唱十二首“醉桃源系列歌”，都是熊希龄写的词。采访时，她随口哼起“饭后歌”：“馒头棒子豆芽汤，蒸蒸扑鼻香；如今生活比天堂，精神体魄强；堂以外，可心伤，穷孩满四乡；如何救彼出饥荒，时时不可忘。”

　　哼到“穷孩满四乡”的时候，她叹了口气，唱不下去了。

　　每到霜秋季节，香山10万株黄栌，叶红似火，绚丽无比。当中很多古树，是熊希龄办学中保护下来的，还有一些，是香慈的孩子们栽种的。这，或许可以算得上是香山慈幼院的无字碑。（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