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在中國

　　原標題：愛因斯坦在中國

　　愛因斯坦等在梓園合影。前排右起：于右任、王一亭、應時、愛因斯坦、應蕙德、愛爾莎、稻垣夫人、章肅；後排右起：王傳熊、曹谷冰、斐司德、稻垣、前田、張君謀、張季鸞、村田、斐司德夫人

　　《時報》報道愛因斯坦訪問上海的消息

　　愛因斯坦在接受採訪時順手寫下的公式

　　愛因斯坦與夫人愛爾莎在赴美訪問途中

　　2019年是愛因斯坦誕辰140週年，在全球範圍內，他和他的相對論早已家喻戶曉。鮮為人知的是，愛因斯坦曾準備在北大講學，但是由於種種誤會，最終擦肩而過。

　　“這是一個充滿遺憾的故事。”中科院研究員方在慶説，中方比日方更早向愛因斯坦發出邀請，但愛因斯坦只在訪日途中，在上海來回停留了總共三天時間。沒有正式訪問中國，這成了愛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遺憾”。

　　去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了他在這段旅行期間的日記，有媒體稱，愛因斯坦在這些日記中表現出對中國人的歧視，“令人震驚”，是一種“刻板印象”。

　　不過，也正是這本旅行日記，讓我們看到了愛因斯坦當時對中國的真實看法，撥開了籠罩于上海之行的團團迷霧。

　　蔡元培誠邀愛因斯坦

　　1953年春，有個學歷史的研究生從加利福尼亞給愛因斯坦寫信，請他對“中國有無發展出現代科學”的問題發表意見，愛因斯坦在回信中寫道：

　　所謂現代科學，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的：一是古希臘哲學家創造的形式邏輯體系，一是後來發現的通過實驗找出因果關係的方式。

　　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的賢哲們未能邁出這兩步而感到驚訝。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成就竟然被人做出來了。

　　在愛因斯坦看來，中華文明缺少形式邏輯和實證研究兩大傳統。他恐怕沒想到，一向缺乏科學頭腦的中國人，卻在1917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無爭議地，接受了相對論，一點也不比西方晚。

　　相對論初現于中國，與蔡元培的一次演講有關。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宗教信仰問題發表演講，裏面講到一個觀點：科學不能解決的有關時間、空間的問題，要靠哲學來解決。

　　在日留學的許崇清不認同此觀點，並以狹義相對論為論據進行反駁，同時還介紹了狹義相對論的一些基本假設和概念術語。

　　這篇小青年懟學術大佬的文章，使許崇清意外地成為中國介紹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第一人，此時距狹義相對論誕生的“奇跡年”，已經過去了12年。

　　中國知識界大多讀不懂許崇清的文章，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向遠在德國柏林、師從愛因斯坦學習的北大理科學長夏元瑮教授請教有關知識，並索要了一冊介紹相對論的簡明讀本。更難能可貴的是，蔡元培還不計前嫌，把許崇清請到北大教書。

　　很快便是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的吶喊聲響徹雲霄。五四運動半年後，愛丁頓一次轟動世界的天文觀測證實，光在太陽附近的彎曲程度與廣義相對論預言的一致。

　　這一次，全世界都懂了。對於普羅大眾來説，愛因斯坦成了英雄。倫敦《泰晤士報》的報道標題極為醒目：“科學革命、新時空論、牛頓引力論的顛覆”。

　　愛因斯坦應邀為《泰晤士報》撰文，在解釋相對論時，他打了一個略有政治意味的比喻：“現在我在德國被稱為德國科學家，但是在英國我代表瑞士猶太人。如果我被看成眼中釘的時候，就會反過來，德國人把我當成瑞士猶太人，而英國人把我當成德國科學家。”

　　這些話有神奇的預見性，在幾個月後就成了真。

　　德國反猶的右翼民族主義者攻擊愛因斯坦，還在1920年8月24日舉行了一次反相對論的集會，愛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憤怒之下，他寫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駁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猶太人，而是德國民族主義者，不管有沒有納粹標誌”，那麼理論就不會被攻擊。

　　反相對論浪潮也影響了諾貝爾獎。這一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否定對愛因斯坦的提名時，引用了反相對論的論點。

　　教育部次長袁希濤拜訪愛因斯坦時，恰逢德國反愛因斯坦運動風起雲湧，報紙報道他準備離開德國。袁希濤於是電告蔡元培：“愛（因）斯坦博士有意離德意志，或能來遠東”，並詢問北大是否願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復電：“甚歡迎，惟條件如何？請函告。”袁希濤遂于9月11日向愛因斯坦轉達邀請，但愛因斯坦沒有馬上接受。

　　不久蔡元培和梁啟超等人邀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掀起了中國的第一次“愛因斯坦熱”。

　　羅素在北京大學做的哲學專題講演中，有一個專題是《物之分析》，共六講，其中五講都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羅素反覆説“要論現代最偉大的人物，那就只有兩個，一個是列寧，一個是愛因斯坦”。

　　這些演講廣為流傳，報刊上介紹相對論的文章數量激增。魏嗣鑾、張申府、任鴻雋、文元模等學者紛紛撰文評介，稱讚相對論為“一個革命性的嶄新的物理學理論”。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左翼知識分子則撰文，誇它像馬克思主義一樣“打破了舊體制”。中國知識界“從此無人不知相對論”。

　　1921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長身份赴歐美考察，把邀請歐美名流來華任教或講學作為一項重要公務。在他列出的學術名單上，愛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抵達柏林的第三天，他就專程拜訪了愛因斯坦，當面邀請其到中國講學。愛因斯坦説：“今年已允美國學者之請，且為設立猶太大學事必須往美，恐不能到亞洲。”

　　蔡元培仍不肯放棄，他懇切地説，從美國前往中國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愛因斯坦婉言拒絕，説他擔任著物理研究所所長，德國方面不希望他離開柏林太久。

　　同時，他也向蔡元培表示“很願意稍遲一些訪問中國”，還詢問在中國應用何種語言演講。蔡元培説可以用德文，然後由像夏元瑮這樣的學者翻譯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授則提議也可用英文講學，但愛因斯坦馬上否決這個建議，聲稱自己的英語太差。

　　語言問題看似一個小插曲，但一直在海外研究愛因斯坦的胡大年博士認為，這恰是阻礙愛因斯坦到華講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愛因斯坦有嚴重的“外語恐懼症”，他一直堅持：只有用德文，他才能很好地闡述相對論思想。但中方始終沒有就此給他一個明確答復，也沒有給愛因斯坦推薦合適的中文翻譯，而這一直是他講學看重的前提。

　　可以肯定的是，“稍遲訪問中國”不是客套話。《愛因斯坦全集》譯者方在慶分析，有三個因素讓他考慮遠東之行：首先是愛因斯坦想逃離在德國流行的反猶主義；其次是德國通貨膨脹嚴重，他急需改善經濟狀況，渡過經濟危機；再就是對東方文化的好奇和渴望。

　　日本簽約搶佔先機

　　蔡元培離開德國之後，委託當時留學柏林的北大教員朱家驊繼續商討來華事宜。在朱家驊的軟磨硬泡之下，愛因斯坦同意，從美國回來後，中國將是他訪問的下一站。不過，對於具體細節，雙方並未深談。

　　與此同時，羅素從中國旅行到日本，也向日本推介了愛因斯坦。日本的改造社在同年9月專門派記者到歐洲跟愛因斯坦接洽講學，同時還請一些有名的日本科學家寫信，説服愛因斯坦。

　　雙方談判一波三折。起初，愛因斯坦覺得改造社的條件太苛刻，除了講學，對方要求愛因斯坦所有在日本的演講，都在改造社的雜誌上發表，愛因斯坦覺得發表量太大了。後來，他又看到羅素對改造社社長的評價，“就是拿名人做幌子賺錢，是個騙子”，於是明確表示不去日本了。

　　日本人急了，把條件放得更寬：將酬勞提高到講學四週2000英鎊（約合5000美金），同時提供愛因斯坦夫人訪問的所有費用。為了體現誠意，還把費用的一半先放在倫敦的一個銀行，愛因斯坦如果不得已不去，這筆費用也不用退；另外，愛因斯坦只要給雜誌提供一篇文章就行。

　　愛因斯坦看出日本人的誠意，就簽了合同。

　　東方之行勞力費時，路上就要三個月，如果可以順便訪問中國，豈不是好？愛因斯坦為此主動聯繫了中國駐德公使。

　　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國駐德公使魏宸組的電報：“日本政府擬請愛因斯坦于秋間往東京講演，該博士願同時來華講演半月，問條件如何？”

　　日本承擔路費，中國卻可以沾光，這本是好事，但朱家驊從使館得知消息後，馬上寫信給愛因斯坦，勸他先訪中國再訪日本，因為“凡屬對東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認為東方文化的根是在中國，日本是受中國文化影響。”

　　愛因斯坦直言不諱地回了一封信，“我一點兒也不能理解，這兩項訪問的次序，究竟有什麼關係。我之所以把中國排在之後，是因為冬天的日本會比較冷，當時北京可能還會暖和一些。”而且，日本出了高價，自然應該有優先權。

　　信的最後，愛因斯坦寫道，“我愉快地希望我們可以達成一個使雙方都完全滿意的協議，使我能親眼目睹東亞文明的發源地。”

　　可見，愛因斯坦想遵循西方規矩，簽訂一個協議，以便對雙方都有所約束。但朱家驊卻只顧著向蔡元培抱怨愛因斯坦出爾反爾，從此不再參與邀約一事。

　　“這反映出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和世界接軌時，還保留著固有的‘我為天下之大’的心態。”方在慶説，“愛因斯坦從來沒有承認當時的東方中心是中國，在他這個‘世界公民’看來，這是一種比較可笑的一種想法。”

　　蔡元培顯然比朱家驊豁達，他接到公使電報後立即回電：“博士來華講演，甚歡迎。各校擔任中國境內旅費，並致送酬金每月千元。”

　　當時，北大深陷經費危機，教工因為欠薪多次遊行，1000華幣已是北大教授三到四個月的月薪了。不過，兩周250美元的出價，與各國邀請講學的行情相去甚遠。同年，愛因斯坦訪美，在普林斯頓作了一週的學術演講，就得到上萬美元報酬，而且還談妥以15%的版稅出版這個演講。

　　駐德使館實在是慢性子，4月8日，愛因斯坦才收到蔡元培的回復。

　　5月3日，愛因斯坦回信，願意訪日後來中國，但“以兩星期為限”。同時開出兩項條件：“第一，一千華幣改為一千美金。第二，東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費，暨北京飯店開銷，均請按兩人合計。”

　　駐德使館把信轉到蔡元培手中，已是6月下旬。一千美金兩星期的酬金，是最初報價的四倍，這讓蔡元培“真不知往何處籌措”，但他還是咬著牙回電“條件照辦,請代訂定”。

　　7月初，蔡元培專赴山東向梁啟超求援，梁啟超承諾，他領導的講學社“必任經費一部分”，這才使費用稍有眉目。

　　不知何故，使館拖到7月22日才致信愛因斯坦“北大已愉快地接受了您的條件”。對愛因斯坦來説，從邀約到回復，足足等了兩個多月，不過他還是迅速復電“擬於新年前後到北京”。

　　使館又耽擱一個月，直到8月底，蔡元培才知曉這件喜事。

　　對中方來説，博士來華講學的事算定了。但對於愛因斯坦來説，卻並未落實。復旦大學物理系施鬱教授找到了強有力的證據：

　　當時，大數學家希爾伯特的女婿斐司德在上海當同濟醫工專門學校講師，他和他的美國朋友羅勃生曾邀請愛因斯坦到金陵等地演講。

　　愛因斯坦在8月回復斐司德時説，北大邀請了我，但鋻於中國的重大困難，我還在猶疑，也希望幫忙與北大聯繫一下，“建議要足夠詳細，以便我在此基礎上作決定並確定日程”。

　　顯然，雖然北大口頭答應了，但對於愛因斯坦來説，缺乏細節和合同就不能算數。方在慶認為，中國人講究君子之交言而有信，不習慣使用現代社會通行的書面契約，這為最後的壞消息埋下了伏筆。

　　愛因斯坦在上海

　　1922年11月13日，愛因斯坦在訪日途中路經上海，登岸觀光。

　　這段訪問的諸多細節，如“愛因斯坦在上海接受了諾貝爾獎，上海是他的福地”“學生們抬著愛因斯坦從南京路的一頭走到了另一頭”等，一直為人津津樂道。

　　黃浦檔案館研究員景智宇對這些説法頗為懷疑，他蒐集了當年華文、日文、西文報章上的報道，和相關當事人日記仔細比較，去偽存真，終於撥開了愛因斯坦上海之行的迷霧。

　　愛因斯坦抵達上海的時間，《申報》報道是12日，並言之鑿鑿地稱“旅滬日本學士會于昨日六時半，假日本人俱樂部開會歡迎，到者頗眾，並有國際聯盟日本代表鳩山秀夫博士出席歡迎”。其實，以上報道都是子虛烏有。

　　不僅《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都出現了同樣的低級“烏龍”。原來，愛因斯坦的到來，並沒有引起中國媒體重視，甚至沒派記者去採訪，而是直接使用了中國通訊社的錯誤電訊。以至於，郵輪因風暴耽擱了一天，愛因斯坦取消了很多在中國的活動，媒體都全然無知。

　　真實的情況是：

　　在中國海域，“理想的氣候、清新的空氣和南方天空中燦爛的星斗”都使愛因斯坦欣喜不已，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13日上午10時40分，愛因斯坦偕第二任夫人愛爾莎搭乘的“北野丸”號郵輪在上海匯山碼頭靠岸。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婦、德國公使、上海醫生斐司德夫婦等上船迎接。

　　在甲板上，14名日本記者和幾位美國記者圍住了愛因斯坦，七嘴八舌地提問：“全世界只有12個人懂相對論，是這樣嗎？”“你覺得中國有幾人能理解相對論？”還有記著提出相對論中“尺縮”問題，愛因斯坦在解答提問時，拿起紙寫下了一個洛倫茲收縮因子。

　　在愛因斯坦的日記裏，沒有一個中國人在碼頭迎接他。（雖然《中國新報》的記者曹谷冰也在現場，但沒有被提到。）這與杜威和羅素到上海時的場面形成了鮮明對比：1919年杜威夫婦到達上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都專程到上海迎接；1920年羅素到上海，蔣百里、張申府、趙元任等前去迎接，還有約百人出席了當晚的歡迎晚會。

　　愛因斯坦的上海之行，全由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安排。下船後的第一頓飯，稻垣參照了中方當年接待羅素的標準，在“一品香”吃午餐。

　　一品香是“番菜館”，所謂“番菜”，是對西餐的貶稱。不過，在日記裏，這家菜館卻是“西菜中吃”：雖然“食物精細、源源不斷”，但從共用的小碗夾菜，讓他“內臟很不舒服”。吃飯時，外面路過的送葬隊伍，嘈雜而色彩斑斕，讓他覺得“野蠻而近乎滑稽”。

　　飯後，愛因斯坦到小世界遊樂場欣賞崑曲，幾乎成了史學界的定論。其依據是《民國日報》上的一句話，“至小世界聆昆劇”。圍繞著這句話，産生了許多添枝加葉的渲染和想像。有人描繪道，愛因斯坦雖然聽不懂唱詞，但是對華麗的服裝和優美的舞姿很感興趣。

　　其實，愛因斯坦並不是專程去聽崑曲的，他在飯後表示，要“仔仔細細看看人民的生活”，於是稻垣把他帶出租界，帶到了老城廂，也就是現在的上海城隍廟一帶。由於道路狹窄，一行人只能下車步行，稻垣在日記裏寫道：“那可真是又臟又臭的地方，連話也沒辦法説，我甚至想沒必要帶博士來，回去算了，但博士卻説不要緊。”

　　對於沿途所見的中國人，愛因斯坦寫道：“印像是一群溫順、漠然、被忽略的人為生存而堅強奮鬥。”“即使是做苦力也沒有顯露悲慘的模樣。”“特別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特別健康的神經，更像機器人而不是人。”

　　愛因斯坦喜歡音樂，但一行人到小世界時，風格典雅的崑曲尚未開演，他們轉而去看新劇，即早期的話劇。按稻垣記述，他們看的是“喜劇”。尷尬的是，因為劇場內出現了幾個歐洲人，觀眾都好奇地跑來圍觀。愛因斯坦忍俊不禁地説:“我們也成了一台戲。”他們一路被圍觀，直到在斐司德別墅喝下午茶，愛因斯坦才稍覺自在。

　　當天的重頭戲，是中國大商人、書畫家王一亭在梓園設宴招待愛因斯坦夫婦。

　　梓園是王一亭的私宅，稻垣之所以選在這裡，一是因為王一亭跟日本政商界關係好，二是因為梓園是一座精緻的中式庭院。

　　宴會在假山東側的立德堂大廳舉行。參加宴會的還有上海大學校長于右任、斐司德夫婦、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教務長應時夫婦、《中華新報》總編輯張季鸞和記者曹谷冰、北京大學化學教授張君謀等。賓主分兩桌圍坐，用德語、法語、漢語、日語交談，氣氛熱烈。

　　酒酣之後，于右任、愛因斯坦、張君謀先後致辭。愛因斯坦説：“今晚來此，非常愉快。一到中國，就看見許多美術精品，使我有深刻的印象，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品。美術固然是個人作品，但由此可以相信將來中國科學一定能發達……在東京講演後，很願意能來中國講演。”其間，大家多次請愛因斯坦談相對論。但他在海上顛簸一個多月，疲憊不堪，婉言謝絕了。

　　所有人中，愛因斯坦對小女孩著墨最多。她是應時的女兒，名蕙德，僅11歲就會德、法等國語言。當晚，蕙德用流利的德語朗誦了歌德長詩《一個古老的故事》，再用法語朗誦《拉嬌小春燕》,還唱德國歌曲《創立》，博得滿堂喝彩。

　　如果有什麼不滿，那便是晚宴的奢侈鋪張。他寫道：“講究的程度是驚人的，沒完沒了的宴席上，儘是連歐洲人也難以想像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作為匆匆過客，愛因斯坦在上海並沒有留下多少痕跡，梓園是為數不多仍有遺存的地方。雖然當年的假山、池塘、宴會廳都已無存，但梓園尚存一幢塔式主樓、一座兩層佛閣，王一亭的曾孫樓斌仍住在王一亭當年的臥室。他給記者看了玻璃板下的照片，果然如愛因斯坦所寫，王一亭與大生物學家霍爾丹神似。

　　深夜，愛因斯坦還到日本俱樂部，與百名日本青年座談，然後才回船睡覺。第二天，愛因斯坦夫婦再次登陸上海，卻因為沒有中國人陪同而鮮為人知。

　　稻垣記載，他帶他們參觀了龍華寺，掃興的是，這座明代重建的古剎當時成了軍閥的兵營。按稻垣的計劃，還要參觀商務印書館、上海總商會、英美煙草公司、聖約翰大學等，因時間來不及而作罷。

　　下午3時，愛因斯坦夫婦仍乘“北野丸”號去日本神戶，稻垣夫婦陪同前往。稻垣記述了愛因斯坦這一天多的感受，“博士從昨天到今天，觀察了受外國人壓迫的中國人的狀況。他鄭重地説：再過50年，中國人一定能趕上外國人。”

　　這段只有兩天的上海之行，在當時並未受到國人多少關注，滬上主流中文報紙只是在不起眼的版面刊登了簡短的消息。直到1979年後，隨著“愛因斯坦熱”升溫，又經過豐富的想像，才被添油加醋出諸多細節。

　　“愛因斯坦説過，各種無稽之談都加在我身上，許多巧妙編造的故事也沒完沒了。”方在慶舉例説，傳聞中愛因斯坦因看到上海舊城區的工人敲打石塊而同情悲憤，其實就很不準確。“根據愛因斯坦的日記，那一幕是他在香港看到的。”

　　至於日記裏那些“毒舌”評論，方在慶覺得沒必要過度解讀，“愛因斯坦寫日記時並沒有想到出版，他是寫給女兒看的，某種程度上有和女兒交流的心情在裏面。所以裏面有些難聽的話，他嘲笑了亞洲人，也嘲笑了在亞洲的歐洲人，甚至猶太人。實際他身上還有點憤世嫉俗的情結。”

　　諾貝爾獎疑雲

　　在這些“肥皂泡”和“烏龍”報道中，傳得最邪乎的，是愛因斯坦在上海匯山碼頭得知自己被授予了諾貝爾獎，還舉行了盛大的儀式。

　　景智宇認為，這一想像，源於當年11月14日的英文報紙《大陸報》。該報報道“愛因斯坦兩天前已通過無線電得悉獲諾貝爾獎消息，在上海得到瑞典總領事的正式通知。”

　　根據這段文字，推演出一則生動的故事，説是瑞典駐滬總領事在匯山碼頭向愛因斯坦宣讀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授獎詞，並頒發證書，愛因斯坦當晚興奮得徹夜難眠。除此以外，還有“在浦江飯店收到獲獎電報”，“在船上從收音機裏聽到新聞”等説法。

　　就連日本科學史專家金子務在《愛因斯坦衝擊》中，對此都前後矛盾，一會兒説11月10日到達香港, 這天在船上突然收到獲獎的電文；一會兒又説在11月12日的夜行船中收到獲獎電報。

　　新聞報道和學者研究説法不一，而翻遍愛因斯坦的日記，對於唯一一次獲得諾獎，他竟然沒有只言片語。要知道，這可是他陪跑12年，被提名62次後，才獲得的重量級獎項。

　　為什麼愛因斯坦對諾獎避而不談？施鬱教授的研究表明：

　　首先，他對獲獎並不驚訝。在他出發去日本之前，諾貝爾物理學獎委員會主席阿侖尼烏斯和物理學家勞厄都曾寫信給他，暗示他將得到諾獎，勸他考慮不要去日本。但愛因斯坦沒有因此改變計劃，直到次年春天才回到德國。

　　其次，這個獎給得實在太勉強了。起初幾年，愛因斯坦因狹義相對論還有待實驗驗證而被拒絕。狹義相對論得到實驗驗證後，諾獎委員會又開始質疑他在1915年創立的廣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被日食觀測證明後，諾獎委員會又質疑觀測數據的科學性。

　　1922年，提名愛因斯坦的人數達到了空前的16人，諾獎委員會在巨大的壓力下，僅把上一年空缺的獎頒給了愛因斯坦，而且還聲明不是因為相對論，而是因為光電效應定律。

　　有這麼多恩怨，愛因斯坦“無視”這個獎項，也就可以理解了。

　　諾貝爾獎是在瑞典當地時間11月9日公佈的，瑞典皇家科學院10日即向愛因斯坦柏林的家拍發了電報，這天愛因斯坦正在香港。消息幾經輾轉，12日，在香港到上海的郵船上電報送達愛因斯坦，應該是比較合理的説法。

　　景智宇通過比對各種資料發現，在碼頭歡迎的人中並沒有瑞典總領事的身影，愛因斯坦在上海的一天多時間內沒有會見過任何瑞典人。

　　11月15日的《時報》稱：“今年諾貝爾獎金，關於科學研究之一種，已給予博士，日前由上海瑞領得無線電通告之。”可見，瑞典總領事並未與愛因斯坦見面，只是發了一份電報而已。景智宇認為，愛因斯坦收到了兩份電報，分別來自瑞典皇家科學院和瑞典總領事。

　　全球對愛因斯坦的研究可謂沒有死角，但他究竟是何時何地正式得到諾獎通知的，卻成了他人生的謎團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愛因斯坦獲獎後，第一個抵達的城市就是上海，但他並沒有受到中國人隆重的歡迎，更沒有粉絲的追逐；第二天他悄然離去，也沒有人送行。

　　在上海時，他對記者説，七星期後將來中國正式訪問，應邀去北京大學、金陵大學演講，如有時間，也將在上海演講，包括在聖約翰大學。

　　上海的中文報紙這才在他離去後報道了他的形象：“博士面貌溫和，一君子人，其神氣頗類鄉村傳道教師。衣黑色，極樸實，領結黑白色，發黑而短，二目棕色，閃爍有神。談話時，用英文頗柔順，無德語之硬音。”

　　突如其來的解約

　　愛因斯坦離開上海那天，《北京大學日刊》特地刊登了愛因斯坦將於新年來華的消息，蔡元培還專門撰寫《安斯坦（愛因斯坦）博士來華之準備》，簡述他接受其邀請的過程。

　　雖然學界對愛因斯坦翹首以盼，但北大並未派人在上海迎接他，也一直未與其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在梓園出席宴會北大教授張君謀，只是作為王一亭的親友參與，席間也沒有談到北大的接待計劃。

　　與此對照的是，日本為了保證愛因斯坦順利訪問，從他登上輪船開始，就全程有人陪著。到了上海以後，專門又有人接待安排。

　　蔡元培怎麼會疏漏了呢？歷史上，1922年是蔡元培在北大的最後一年。10月發生的“講義費風潮”， 蔡元培差點和鬧事的學生拼命，辦學的窘境和苦楚讓他心灰意冷，次年1月就登報辭職了。

　　雖然未曾接船，但蔡元培仍積極組織宣傳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召集各大學術團體聯合簽名，起草歡迎信。

　　不幸的是，這封歡迎信12月8日發出，又過了兩周，也就是愛因斯坦到日本後的第五周（原計劃訪問四週）才收到。那時愛因斯坦已經取消了北京的行程，他心情沉重地回復説：

　　“我到日本以後等了五個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時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學不打算踐約了。”“還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了先生的全權委託——曾向我提出與我們先前約定相抵觸的留華請求，我因此推測先生不準備履行前約……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種誤解，但是我現在已經不能追改我的行程……如今我切實希望，這種因誤會而發生的延誤，將來再有彌補的機會。”

　　這封信讓蔡元培既失望又困惑，不過最莫名其妙的，是憑空跳出個斐司德夫婦。

　　他哪知道，愛因斯坦到上海時，斐司德在熱情接待的過程中，不但要求愛因斯坦用英語在金陵做演講和報告，還説中國沒有人能勝任翻譯，而且絕口未提酬勞的事情。愛因斯坦大概誤以為他代表了蔡元培，從而直接導致計劃流産。

　　如果北大與愛因斯坦建立了有效的溝通渠道，這些誤會都不會有。但遺憾的是，蔡元培認定“早經彼與駐德使館約定，本沒有加約的必要”。

　　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中，蔡元培吐槽説：“我們合各種學術團體致函歡迎，是表示鄭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團體電復，發出稍遲；一方面到日本後因他的行蹤無定，寄到稍遲；我們那（哪）裏會想到他還在日本候我們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

　　那麼，愛因斯坦又為什麼一再懷疑北大的履約能力呢？正如他在出發前告訴斐司德的，“中國嚴重的國內局勢，使他仍不確定是否會履行這一邀請”。

　　1922年，中國正值軍閥割據狀態，首都北京也未能倖免。4月底，直隸和奉系軍閥在北京附近展開激戰。之後，北京內閣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4月的6個月中，更換五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教育狀況可想而知。就在1922年8月，蔡元培和其他七所國立大學及高等研究院的校長，親自找到中央政府，索取已拖欠五個月的教育經費。對這些，愛因斯坦肯定有所耳聞。

　　另有夏元瑮收到12月7日愛因斯坦寫于日本京都的信，説“現以要事，急須西歸，不能與君一晤，只能函告一切”。

　　對於這件“急須西歸”的“要事”，有猜測説，愛因斯坦急著要趕去耶路撒冷，擔任新籌建的希伯來大學校長一職；也有猜測説，愛因斯坦在日本期間産生了一些新想法，急於趕回歐洲撰寫新論文。不過，從後來的行程看，這兩種説法都查無實據。

　　還有一種説法是，日本人從中作梗，讓愛因斯坦把計劃在中國講學的兩周都移在了日本。

　　“與其説從中作梗，不如説是日本人的科學狂熱。”方在慶説，愛因斯坦在日本非常忙碌，行程很滿，基本上可以説是馬不停蹄。“他所到之處，都受到狂熱追捧，僅在早稻田大學就有一萬多學生出迎。一場相對論演講，從德文翻譯成日文，三個多小時，但聽眾們仍抱怨為什麼縮短了演講時間。受到聽眾的鼓舞，愛因斯坦在日本做了很多演講，時間幾乎一場比一場長，他還時不時拉一段小提琴。”

　　可以肯定，愛因斯坦並不希望毀約，胡大年發現，愛因斯坦為了訪華謝絕了幾份來自美國報酬更高的邀請，有的甚至已經付了酬金。他從日本到耶路撒冷途中，又對記者説，“既然來到上海，未赴內地觀光，是最大的遺憾。”

　　方在慶認為，除了表面上的誤會，真正讓他打退堂鼓的，是中國人整體偏低的自然科學素養。

　　從日本返回路過上海時，剛好是1922年的最後一天。這次的碼頭接待更為冷清，只有兩個猶太人接他。

　　1923年元旦，應猶太青年團體之邀，愛因斯坦在美國商團訓練所樓上舉辦相對論討論會，由租界工部局的一名英國工程師同步翻譯為英文。

　　當時有三四百外國人參加，中國人只有四五個。理解相對論的人太少，現場的問題大多相當幼稚。在梓園有一面之緣的張君謀詢問他對洛奇研究靈學（人鬼交流）的看法，愛因斯坦用法語回答説：“這是微不足道的。”這次講演給他留下的印象並不好，在其日記中稱之為這是“一場充滿愚蠢問題的滑稽戲”。

　　《民國日報》哀嘆：吾國人喜聽演講哲學，故于杜威羅素相繼東來，無不竭誠傾聽。乃對於恩氏所講科學大革命之新原理，則視若漠然。實則研究哲學，非有科學根底，不能窺其門徑。

　　第二次訪滬，愛因斯坦對中國人有了進一步認識，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人污穢、備受挫折、遲鈍、善良、堅強、穩重——然而健全。” 作為和平主義者，他對殖民深惡痛絕，提及在上海的歐洲人雇了很多中國傭人，他描述這些在華的歐洲人“懶惰、自得、膚淺”；他同情香港殖民地的貧民：“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2日，愛因斯坦乘“榛名丸”號離開上海，順訪埃及、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訪問12天，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奠基，然後繞道西班牙，在馬德里大學講演，最後輾轉回到柏林。

　　兩次途經上海和香港，成為愛因斯坦與中國僅有的“親密接觸”。在通信中，愛因斯坦稱這是一種“莫大的痛苦”，而蔡元培則説這是“最大的遺憾”。

　　“實際上，日本當時在很多方面是遠超過中國的，特別是知識分子對世界的了解。”方在慶認為，這件事反映出中日兩國從民眾到科學界，各個層面的差距。總體來講，中國學術界能跟愛因斯坦對話的人很少，而在日本，給愛因斯坦全程做翻譯的人，叫石原純，已經用德語發表了相對論方面的論文十余篇。正如愛因斯坦所寫，“日本人羨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懷著偉大的理想主義，成功地深入科學之中，這並沒有錯”。在一百多年前的日本，科學已經如此深入民心，也就不難理解日本日後的科技成就了。

　　遲到的愛因斯坦熱

　　愛因斯坦雖然未能如願來華講學，但中國人對這次講學的渴望，卻使相對論在中國更為廣泛傳播，並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達到高潮。

　　12月，《東方雜誌》的“愛因斯坦號”出版了。

　　周昌壽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愛因斯坦這個名字，在今日中國，恐怕凡是在學界裏面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不然，差不多沒有一個肯自己承認不知道的；真所謂有口皆碑，無人不道的時髦人物了。”

　　此前，另外兩本雜誌的專號中，人們最津津樂道的，不僅是科學家撰寫的科普文章，更有浪漫詩人徐志摩寫的推介：“眾位要知宇宙間的玄妙並非讀自然科學的人的專利，凡是誠心求實真確知識的人，都應該養育一種不怕難、好奇的精神，方才可以頭頭是道。”

　　新專號如法炮製，不但刊發了介紹相對論的科普文章、兩張愛因斯坦照片，還別具匠心地刊登了一齣介紹相對論的劇本，名曰《愛之光》。

　　劇中共有四個角色：科學博士，時間先生，空間小姐，光之神。劇情是：一個科學博士以前認為，時間先生和空間小姐毫無聯繫、相對獨立，所以在科學研究中遇到許多無法克服的困難。一天，科學博士在研究過程中睡著了，光之神便在這時給他帶來了至關重要的靈感。最終，科學博士摘下了他的“有色眼鏡”，蒙在時空之間的薄紗被燒燬——科學博士明白了時間先生和空間小姐之間的本質聯繫。

　　遺憾的是，這股熱潮來去匆匆，愛因斯坦先是被描繪成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而後又被譽為傑出的人道主義者。

　　1931年11月，愛因斯坦公開譴責日本發動9·18事變侵略東三省，呼籲各國聯合起來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

　　1932年10月，中國共産黨創始人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愛因斯坦、羅素和杜威等名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

　　1937年3月，沈鈞儒等“七君子”因要求抗日入獄，愛因斯坦又聯合杜威、孟祿等通電國民黨當局要求釋放。

　　1938年6月，愛因斯坦與羅斯福總統長子共同發起“援助中國委員會”，在美國2000個城鎮開展援華募捐。

　　可以説，愛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愛不分國界和膚色，他對中華民族的關愛完全建立在人類同情心和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之上。1936年，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與前來進修的周培源單獨交談，還談起了在中國時的情形與感觸“中國人民是苦難的人民”。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向蘇聯學習”，開始用教條主義哲學批判相對論。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時，他在新聞中僅被稱為“大科學家”。

　　“文革”中愛因斯坦“遭到曲解和污衊”，全國掀起大批判狂潮，直到1979年召開愛因斯坦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他才得以在中國正名。

　　這次由鄧小平親自批示的愛因斯坦“平反大會”，有一千多名科學家到北京參會，雖然這次大會對愛因斯坦來説毫無意義，但對於中國卻意義非凡。在這次大會上，周培源的學生、時任國家科委副主席的于光遠強調，中國過去關於如何評價愛因斯坦的爭論，其本質在於“要不要發展科學和文化，應不應該重視自然科學基礎理論”。

　　“平反”以後，愛因斯坦在中國重新成為“世紀偉人”，而且熱度一浪高過一浪。今年5月，黑洞照片首次曝光,再次證實了愛因斯坦的理論，他的逸聞趣事又被炒作了一把。然而，我們真正了解愛因斯坦嗎？他不只是科學的象徵，在哲學和社會政治事務方面也有重要建樹，是一個遠比我們想像中更豐富的歷史人物。（孫文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