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愛國話會館

北京的會館，既不是漢唐時的官邸，也不是現代意義的駐京辦事處，按其性質及其作用，可分為試館及工商會館。其中試館又稱士人會館，是民辦的公益場所，為不同地域進京會試的舉人服務。它伴隨著科舉考試興起、衰落，見證了中國歷史的風雲變幻和滾燙的愛國情懷。

明代繪畫中的殿試

　　舉人會試重學歷

　　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永樂帝將三年一次的會試，由南京移到北京，北京城內開始建造會館。永樂十九年（1421年），京師也正式遷至北京。自1415年至1949年，北京先後有647處會館，其中大部分為士人會館。

　　科考對學歷有著嚴格的要求。考生要經縣、府、院考試，通過者才有資格參加鄉試。鄉試的第二年，即醜、辰、未、戌年三月，在京師由禮部主持舉行會試。

　　會試考中者還要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再從合格的進士中選拔狀元、榜眼、探花。

　　有時，國家逢大典之年，加開“恩科”。“恩科”不在三年一次的會試之內。除有特殊規定，上述“學歷”，仍不能逾越。

　　但也有一次例外。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加開博學鴻儒科，以示崇儒重道。

　　康熙帝諭命內外官員舉薦人才，凡學行兼優、文詞卓越的人，無論已任未任，都可以向朝廷舉薦。

　　這次考試結果出人意料，年過半百，沒參加過任何級別的科考，更沒有功名，為一介布衣的朱彝尊被拔置一等。從此，朱彝尊以布衣身份步入翰林院。同時進入翰林的還有李因篤、潘耒、嚴繩孫，也都是布衣入選，人稱“四布衣”，傳為佳話。

朱彝尊

　　敦親誼 興會館

　　參加科考的人，都是當地的佼佼者，每次會試，少則六千人，多則一萬兩三千人。

　　舉人進京趕考，起碼要耽擱三四個月，大約會試前一個月就要在北京做準備，考後要在京候榜。中榜的，要謁師，等待分配。

　　三年一次的考試，京城客店供不應求，而且費用也高，一般舉子負擔不起，便住進廟宇。北京的一些民戶出租單間客房，被稱為“狀元吉寓”，但仍不能滿足龐大人群的需要。於是，經濟發達、進京趕考人數又多的地域，由有權威的人發起集資，在京城買房舍；或由在京居住的人，把自家房産捐出。“會館”由此誕生了。

　　在清朝，崇文門、正陽門、宣武門外已是商業繁華區，距離貢院考場亦不甚遠，附近的會館較多。《宣南鴻雪圖志》一書中有標注會館具體的分佈狀況。

　　舉人住會館，所出費用極少。大體是，大房間每月五錢，小間每月三錢。一兩銀子，可以住仨倆月。當舉人不在會試檔期，本地域居住者也可投宿會館。

　　會館誕生的初衷，是對流寓北京的同鄉人進行互助，聯絡鄉誼。應試舉人住在一起，可以互相鼓勵，單獨居住容易荒廢學業。

　　會館發展到清中期，一些在京居官的上層官僚，看到會館“以敦親睦之誼，以敘桑梓之樂，雖異地宛如同鄉”，生羨不已。級別低的官員，便在本籍會館聚會或筵宴，級別高的官員，便成立自己的會館。同治十年（1871年）建成的安徽會館，便是其一。安徽會館耗銀33350兩、洋錢318元，由李鴻章及其兄李翰章發起，在京皖籍淮軍將領，官紳，以及各省封疆大吏、藩臬道府等154人紛紛附議捐資，其中李鴻章兄弟各捐銀一千兩。

　　安徽會館規模之大，堪稱京城各省會館之冠。它既不是解決皖籍應試舉人在京食宿之地，也不是皖籍商界的行業會館，而是專供皖籍淮軍將領、達官貴人在京活動的場所，可稱皖籍高官俱樂部。

　　仕途落榜不落志

　　三年一次的科考，既然是人才的選拔，便有了入選和落選。落榜者，有的留在會館裏復讀，有的則回鄉，三年後再進京趕考。並不是每個進士都能一次成功，此時會館又是復讀者的加油站。

　　京城百年老字號店舖中，具有傳統色彩的是王致和臭豆腐。王致和是安徽仙源縣舉人。相傳康熙八年（1669年）進京趕考，落榜後在京復讀期間，住在會館，靠做豆腐、醬菜維持生計。他連續三次都落榜，但豆腐生意卻越做越興隆。一次無意間，他發現被遺忘的一缸豆腐發黴，奇臭無比，卻能夠食用。這就是臭豆腐。後傳入宮中，備受慈禧太后讚賞，賜名“青方”，成為禦膳。

　　另一家老字號“一得閣墨汁”，創辦人謝崧岱也是安徽人。進京趕考，屢試不第。他想到進了考場，本就緊張，研墨又費很多時間，要是有現成的墨汁該多好。在京復讀時，他著手研製墨汁。當他把墨汁拿到會館銷售時，很受待考、復讀舉人的歡迎。於是，他故棄仕途，鑽研古書中關於研墨的傳統技法。清同治四年（1865年），他在琉璃廠開了一間經營墨汁的店舖。

　　謝崧岱把自己制藝的心得，寫成了一副對聯：“一藝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書。”上下聯的頭一個字，組成“一得”，加上店舖是座樓閣，遂給店舖取名“一得閣”墨汁廠。至今，謝崧岱書寫的“一得閣”三個蒼勁大字，仍懸挂在琉璃廠“一得閣”墨汁廠的門前。如今這項百年非遺技藝已有了第四代傳人。

　　清朝，在琉璃廠開店舖的，大多身懷絕技，其中很多都是落第舉人。他們有紮實的學業功底，做起書籍、書畫、文玩業務，更是得心應手。

　　林則徐力舉禁煙大旗

　　晚清，英國政府採用鴉片貿易的方式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街頭隨處可見骨瘦如柴、面色鐵青的煙民。很多人因吸食鴉片，從殷實人家變得傾家蕩産。

　　國家的白銀大量流失，而收穫中國白銀的帝國，卻誣稱中國國民為“東亞病夫”。

　　嘉慶十六年（1811年），林則徐考中進士，嘉慶十八年（1813年）五月，到京入翰林院就任。林則徐累計在北京十年，這十年中，大部時間就住在福州館前街的莆陽會館。

　　林則徐在京期間，結識了一些以經世自任的士人精英：陶澍、黃爵滋、龔自珍，以及魏源、張際亮，祁寯藻等人。他們雖分散在各個會館，但接觸頻繁，在互相往來、寫詩撰文中，共同形成了鴉片戰爭前後的經世思想。黃爵滋和林則徐二人，成為了嚴禁鴉片的代言人。

　　道光十八年（1838年），針對當時日益嚴重的社會危及，黃爵滋首上著名的《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歷數鴉片的危害，提出嚴厲查禁鴉片。

　　黃爵滋的上疏，得到林則徐的積極支援，同年八月，時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上著名的《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尖銳指出煙毒之危害及其對社會經濟的破壞。

　　正是有這樣一個愛國禁煙群體，黃爵滋、林則徐的相繼上疏受到清廷的重視。道光皇帝于1838年十一月召林則徐進京，連續八次召對，詢問禁煙大計，並任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赴粵查禁鴉片。

　　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在中國大地上興起，即將揭開我國近代史的序幕。

　　“公車上書”求變法

　　1895年4月17日，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這一年，正值會試，各省舉人齊聚北京，聞訊無不義憤填膺。位於宣武門外後鐵廠衚同的全臺會館（1896年在大江衚同建新館），打破了往日的沉寂。

　　身為台灣士子的戶部主事葉題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和候榜舉人汪春源、羅秀惠、黃宗鼎五人，于1895年4月28日，即《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十一天，上書都察院，呈文開言直抒：“聞諸道路，有割棄全臺予倭之説，不勝悲憤！”進而表達台灣人民誓死保衛台灣的強烈決心：“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台灣人民願“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史稱“台灣五人上書”。

　　居住在米市衚同南海會館的康有為，聽到台灣五人上書的消息後，親眼見到“台灣舉子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隨即，他以一晝兩夜的時間，疾書《上清帝第二書》。因有萬字，一般稱其為“萬言書”。

　　康有為在“萬言書”中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四項主張。

　　這年，跟隨康有為進京趕考的梁啟超，將“萬言書”繕寫，會館舉人紛紛在“萬言書”上簽名。

　　1895年5月2日，有1300余人簽名的“萬言書”，被遞交到都察院，史稱“公車上書”。

　　正值候榜，“公車上書”的行動對舉人有一定的危險性。但面對國家危難，愛國青年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中國一代代愛國志士，為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付出了不懈努力和犧牲，終於在歷史隧道盡頭，看到了一縷曙光。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産黨成立。從此，中國革命開始有了領路人。（李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