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救國滿京華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尋訪紅色地標的時候，共産黨人的事跡，帶著我們的思緒回到那火熱的年代。共産黨人為救國圖存而呼喊，而奔走，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國共産黨的第一位女黨員繆伯英和她的丈夫何孟雄，就是其中的人傑鬼雄。

　　繆伯英就讀于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這所學校後來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繆伯英、魏野疇、許興凱等一批學子很早就加入中國共産黨，黨在北京地區最早的兩個支部分別是西城支部和東城支部，而西城支部就是以“紅色師範”中的黨員為主。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一二·九運動”揭露了日軍侵略中國、吞併華北的陰謀，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由“一二·九運動”發起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師大成立，僅一年的時間，就介紹了七千多名革命青年到各個抗日根據地。

　　本期我們要探訪的第一個紅色地標，就是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舊址。第二個紅色地標是輔仁大學舊址，作為留守北平的抗日據點，該校僅在1944年就有數十名師生被日寇抓捕。“一二·九運動”紀念亭是本期探訪的第三個紅色地標，當年在紀念亭所在區域舉辦的愛國軍事夏令營，使心懷抗日救國志向的學生們學習到基本的軍事知識。

輔仁大學舊址

　　繆伯英（資料圖）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舊址

　　紅跡27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舊址

　　首位女黨員不讓鬚眉

　　春節裏的南新華街，多了幾分寧靜。從和平門出發，沿著南新華街向南走段路，就來到了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第一實驗小學。此時仍是寒假，往日熱鬧的校園一派安寧，正等待著開學那天敞開懷抱，迎接朝氣蓬勃的學生們。

　　北京第一實驗小學校史展覽館旁邊有一座北京杏壇美術館。美術館樓體的一側，立有一塊石碑，碑文曰：國立高師圖書館舊址。這裡，便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的舊址。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 1900年，當梁啟超寫下這樣慷慨激昂的語句時，或許正想起那所自己傾注心血的京師大學堂。1902年，清廷委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主持重建京師大學堂。其中，“師範館”為建設之重，後逐漸發展壯大，獨立為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校址遷至廠甸，也就是如今的南新華街區域。民國時期，優級師範學堂更名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7月，北京高師正式更名為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師範大學，梁啟超是該校董事會主席。

　　自師大創立之初，便一直有“男女兩高師”的説法。北師大黨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魏書亮介紹説，1931年7月1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前身為男高師）與原國立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前身為女高師）正式合併，仍稱“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為如今北師大之前身。並校後的北師大學科建制完善，學術英才輩出，更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盡顯“紅色師範”之本色，培養出的進步青年積極投身革命，為建黨偉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19年7月，繆伯英以長沙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女高師理化係。遠走他鄉，繆伯英並不感到孤獨，因為她的“發小”楊開慧早已在車站等著她。楊開慧騎著自行車，載著繆伯英來到北京東城區豆腐池衚同9號“板倉楊宅”院子裏。在那裏，毛澤東、何孟雄、楊昌濟、鄧中夏等人正在談論時事。同樣在那裏，繆伯英結識了未來與她並肩作戰的革命伴侶——何孟雄。

　　青年人心中的火種，需要前輩為之撒播。1920年，中國共産黨的重要創始人李大釗舉家遷至石駙馬大街後宅35號（今西城區文華衚同 24號）居住。這座小院正在“兩高師”附近，從1920年秋季起，李大釗同時在“兩高師”任教。魏書亮表示，“兩高師”是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建黨活動的一個重要基地。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兩高師”學生繆伯英、魏野疇、許興凱等先後加入到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和黨團組織中。繆伯英還經常把進步書刊秘密帶回女高師，在同學中傳閱。

　　1920年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繆伯英成為北京地區第一位女團員。沒過多久，為了充實黨組織的力量，李大釗決定從團員中吸收繆伯英、何孟雄、鄧中夏、高君宇、李駿5人入黨。1921年，21歲的繆伯英成為中國共産黨第一位女黨員。

　　同年秋天，何孟雄和繆伯英在景山西街中老衚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結為夫婦。他們合製了“伯雄藏書”圖章，以表終身為革命的心志。這對英姿勃發、同心同德的革命愛侶，一時為人們所稱羨，稱為“英雄”夫婦。

　　何孟雄和繆伯英的加入，只是一個開始。誕生不久的中國共産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據魏書亮介紹，1923年，魏野疇經李大釗介紹正式入黨。這位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的青年，由此開啟了新的革命征程，後來成為西北地區共産主義活動的先驅。此外，楚圖南、邵式平、黃道等一批高師學生也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兩高師及其附中的黨組織很快建立起來，成為高校建設和發展黨組織、學生愛國進步活動的一個北方中心。

　　“五四運動”的錘鍊、李大釗的推動，讓“兩高師”成為中國共産黨在北京建立組織的重要陣地。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成立，下設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中共北京東城支部。西城支部以“兩高師”的黨員為主，首任書記便是繆伯英。1927年8月，繆伯英前往上海，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中開展地下工作。由於長期處於危險、艱苦的環境中，再加上清貧的生活，繆伯英的身體每況愈下。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傷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濟醫院，因醫治無效，不幸溘然辭世，年僅30歲。1931年1月，她的丈夫何孟雄在上海被敵人抓捕，2月7日英勇就義，年僅32歲。

　　“一二·九運動”後，在黨的號召和引領下，平津學生聯合組成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民眾中間宣傳抗日救國。其中，北師大體育係學生薑文彬任副總指揮。由此，杭州、廣州、武漢、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繼舉行遊行示威。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了全國學生的響應和全國人民的支援，形成了全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1936年2月1日，南下宣傳團回到北平後，在北平師範大學召開了代表大會，商討建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以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為一切工作的宗旨，北師大歷史系學生敖白楓（又名高錦明）擔任隊長。與既往學生組織有所不同，“民先”主動放棄了諸如遊行、罷課等鬥爭形式，而經常以露營、爬山、集體行軍、遊擊戰演習、組織報告會、座談會等方式進行活動。究其原因，在於“民先”領導者意識到，青年學生應當以促進抗日戰線形成、提升自身軍事與政治能力為中心任務，如此方能為抗日鬥爭提供堅實有力的支援。

　　“西安事變”的發生，也讓“民先”改變了組織方式，開始積極介入抗日鬥爭，開展了多次賑災運動，如“萬件棉衣運動”等，為軍隊提供了物質與精神的支援。至“盧溝橋事變”，“民先”的進步青年們意識到，戰火迫在眉睫，轉而全面動員廣大青年支援抗戰、奔赴抗戰第一線。

　　曾經的軍事訓練，為投身戰鬥做好了充分準備。北平失陷後，遵照中共北平地下黨的指示，一些“民先”隊員加入了著名的平西遊擊隊。在遠郊地區發動遊擊戰的同時，一批又一批的“民先”隊員走向華北其他敵後戰場。據《新華日報》統計，從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經“民先”介紹到抗日根據地的革命青年即達七千余人。所以，當時華北流傳一句話：“哪有遊擊隊，哪就有‘民先’。”

　　紅跡28 輔仁大學舊址

　　留守北平與敵鬥爭

　　定阜街是一條寧靜的街道，寬度只有兩條車道。沿著定阜街向東走到盡頭，便能看到一座古樸大氣的中國宮殿式建築。正門是漢白玉石拱門，門上雕刻著山石鬆樹的紋樣；屋頂是三個排列有序的歇山式屋頂，覆綠色琉璃瓦，下有倣中國傳統木鬥拱形狀的石拱，四角設有角樓。這裡便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又一前身——輔仁大學的舊址。

　　輔仁大學所在地原為濤貝勒府。相較于不遠處的恭王府，濤貝勒府的名聲並不大，但其主人的身份也不一般。濤貝勒府舊主載濤為光緒帝之弟，清朝覆滅後，載濤將王府“永租”（實為賣）給了美國本篤會，作為當時籌辦的輔仁大學校址。

　　輔仁大學的前身為輔仁社，取《論語》“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典，原是教育家英斂之在香山景宜園開辦的學校。英斂之去世後，陳垣接任社長，繼續籌措款項，正式建立了輔仁大學。輔仁大學的主樓融合了中西建築元素，整體恢弘大氣，又不失典雅。

　　正如同時期的知名高校，那時的輔仁大學，不僅是學術的陣地，更是愛國運動的前線。

　　走進輔仁大學的校門，拾階而上，便來到了學校的禮堂。1932年11月22日，就是在這裡，魯迅先生發表了一次熱情洋溢的演講。當時，為了激發人們的抗日熱情，魯迅在北京的幾所高校巡迴演講，批評當局的對日不抵抗政策。那天下午，輔仁大學門口人頭攢動，其中有試圖阻攔聽眾的警察，但更多的是聞訊而來的愛國師生。魯迅一如既往身著長布袍，當他登上講臺時，大禮堂裏擠滿了觀眾，按照禮堂所能容納的人數計算，總人數達到了一千兩百人。魯迅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講點燃了人們對當局的憤怒，會場上響起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的口號。演講進行到四十分鐘左右，陳垣校長突然上臺，遞給了魯迅先生一張紙條，而後領著他匆匆從後門離開。剛走一會兒，警察便衝進會場，禮堂內頓時一片混亂。

　　如今，禮堂早已沒有當時的擁擠與嘈雜，但魯迅先生堅定有力的話語，似乎還飄蕩在空氣中。走出禮堂，穿過走廊，路過一間間點綴著午後陽光的教室，來到圖書館的門前，便能看到主花園的入口。許多人來到這裡，便會為這大觀園一般的美景所吸引，流連忘返。其實，若是不急著進入主花園，而是轉過身來，便會發現圖書館兩側各有一扇門，通向兩個僻靜的角落。這裡沒有美麗的連廊與亭閣，卻有著不一樣的風景。走進右側的小花園，中央有一個小山坡，坡上立著一塊書冊形狀的石碑。爬上小坡，能看到碑的正面為啟功先生所題寫的碑文：一二·九運動紀念碑。這塊石碑所紀念的，正是輔仁大學師生動人心魄的愛國故事。

　　在1935年12月北平青年的兩次愛國大遊行中，輔仁大學的學生都是積極的發動者和參加者。參與遊行的輔仁大學化學系學生文立徵在給表弟的信中寫道：“我們的武器，自然是血和肉。對方的，初是水龍，水龍不足用，繼之以棒、皮鞭、刺刀、大刀背，於是流血開始了……”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這位用血與肉抗爭的愛國學生，南下山東，成了抗日遊擊隊的一名戰士。1945年2月22日深夜，因叛徒告密，他遭到了敵偽武裝的突然襲擊，不幸壯烈犧牲，年僅34歲。他的動人故事，後來被電影《鐵道遊擊隊》所採用，政委李正即以其為原型。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正是千千萬萬如文立徵一樣的青年，用自己的身軀，在持久的黑暗中，燃起了熊熊之火。

　　北平淪陷後，輔仁大學成為日偽時期少數留下來的高校。抗日戰爭時期，輔仁大學在淪陷區孑然獨立，成為唯一不懸挂日偽國旗、不讀日偽所編教材、不開設日偽奴化課程的高校。為了監視控制師生，日偽經常來校盤問搜查，師生要不斷填寫各種表格，學校要經常填表報告學生情況。從1939年開始，日偽甚至派遣特務到學校任教、上學，以嚴密監視愛國師生的一舉一動。

　　真正的抗爭，不僅是堅決抵抗，更是主動出擊。最具代表性的是輔仁大學愛國社團“炎社”。魏書亮介紹説，1938年，輔仁大學教授沈兼士、英千里、張懷等人組織成立“炎社”，以顧炎武為楷模，積極進行抗戰救國的宣傳。他們借研究明末清初有民族氣節的學人顧炎武的學説為名，以激發師生愛國家、愛人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熱情，以“人心不死，國家不亡”相號召，鼓舞師生奮發圖強，刻苦讀書，積蓄力量，以待來日報效國家。

　　1939年夏，“炎社”擴大改組為“華北文化教育協會”，簡稱“華北文教協會”。在課內外向學生宣傳不畏強暴、不受利誘、不向敵人投降等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學習，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報效國家。此外，更積極組織活動，向後方輸送願做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學生，為抗戰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這個在淪陷區悄悄成長起來的抗日組織，最終沒有逃過日軍的魔爪。1944年3月，日本憲兵隊逮捕英千里，並從他家中抄出華北文協主要成員名單。隨後，校內外華北文協的骨幹幾乎全部被捕，校內有張懷、董洗凡、徐恃峰、歐陽湘、趙錫禹等30余人。經4個月關押審訊，日寇華北軍事法庭把華北文協主要負責人張懷、英千里、董洗凡判處15年監禁，其餘人員分別判處7年、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他們在日寇監獄裏坐了1年多，飽受酷刑折磨，直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夕才獲得自由。

　　以文化砥礪民族氣節，以抗爭護衛國家命運。輔仁大學的師生們，以自己的思想與行動，詮釋了“輔仁”的真諦。

　　輔仁大學舊址 攝影：白杏玨

　　位於櫻桃溝的“保衛華北”石刻 攝影：戶力平

　　紅跡29 “一二·九”運動紀念亭

　　愛國學生為抗日預先軍訓

　　在植物園櫻桃溝水源東側的平臺上，佇立著“一二·九運動”紀念碑和紀念亭。紀念碑長28米、高3.3米，碑身為黑色磨光大理石，碑東側鐫刻由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同志題寫的：“一二·九運動紀念亭”八個鎏金大字，字體蒼勁有力、金光閃閃。碑西側鐫刻著碑文。

　　紀念亭由三座三角形小亭組成，中央主亭高5.5米，邊長5米；兩邊的次亭高4.2米，邊長1.8米。其創意是：三角形是“一二·九運動”後舉辦軍事夏令營時露營帳篷的縮影。三個三角形組成一個立體的“眾”字，寓意著廣大民眾的覺醒和人民眾志成城抵抗侵略的決心。挺拔的建築線條象徵青年朝氣蓬勃、積極向上的精神。3座亭在黑白相間的花崗岩臺基上，周圍矮墻上覆蓋粉紅色花崗岩壓面石。

　　1936年暑期，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建立的抗日救國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此舉辦“平西櫻桃溝抗日救國軍事夏令營”，燃起熱血青年的抗日愛國之情。至今這裡還保留著當年熱血青年留下的“保衛華北”和“收復失地”石刻遺跡。

　　“平西櫻桃溝抗日救國軍事夏令營”成員共200余人，來自北平各大、中院校，均為“民先”隊員或具有雙重身份的共産黨員。

　　第一期夏令營于1936年7月10日開始，營員們在清華大學集合後，一路高歌，徒步行進，向西郊香山櫻桃溝進發。大家士氣高昂，精神抖擻。到達櫻桃溝水泉旁，營員們紮起營帳，打起地鋪，支起鍋灶，開始夏令營的生活與學習活動。夏令營司令部設在退谷亭內，亭週邊起雨布，內吊馬燈。擔任司號員的是北京大學教育係學生、共産黨員陸平。

　　每日清晨四點五十分，司號員陸平攀上一塊巨大的岩石，吹響軍號，喚醒營員們，揭開一天的緊張訓練生活。

　　夏令營的生活十分豐富，營員們學習軍事常識、遊擊戰術，舉行軍事訓練和軍事演習，還進行爬山活動，以增強體力。同時舉辦政治講座，聽楊秀峰、黃松齡等教授分析抗日戰爭的局勢，聽總隊長兼軍事教官白乙化等闡述軍事理論、作軍事報告。大家更爭相傳閱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等當時很難見到的文件；熱烈談論紅軍北上抗日的消息和愛國志士的抗日活動；激烈爭辯當時的社會問題、理論問題。儘管大家爭論得面紅耳赤，最後終於統一了認識，使“保衛華北”這個氣吞山河的口號，響徹櫻桃溝上空，這也是營員們的共同誓言！

　　一天中午，司號員陸平站在退谷亭旁，吹過午休號，正欲返回指揮部休息時，突然聽到水源頭傳來陣陣的鑿石聲。他走過去一看，發現清華大學外語系學生、共産黨員趙德尊正在用地質係採樣用的工具，在一塊青灰色的岩石上鑿出一個蒼勁有力的“保”字，隨著手臂的上下揮動，字跡深深地鐫刻在石頭上。陸平心領神會，連忙接過他手中的工具，二人相互倒換著，在岩石上鑿出“保衛華北”四個大字，且呈十字形排列。每個字闊約六七寸，正正方方，凝重大方。二人歇息了一會兒，又仔細端詳了一陣已刻好的“保衛華北”四個大字，本想再刻上“1936年平西櫻桃溝抗日救國軍事夏令營”，但發現石頭上面已沒有地方了，只好作罷。隨後，他們又在附近的一塊岩石上刻下“收復失地”四個字，字跡呈橫向，自右向左排列。這也是當時熱血青年發自心底的最強音，要收復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的東三省。

　　經過幾十年的風雨滄桑，“平西櫻桃溝抗日救國軍事夏令營”活動的遺跡逐漸消失了。1980年6月，北京植物園管理科櫻桃溝班工人在清除櫻桃溝的雜草時，無意間發現了溝旁的一塊長約2米，高約1.2米的大青石，上面刻有“保衛華北”四個大字。雖然經過了幾十年的風雨侵蝕，但石刻依然完好。時逢北京市領導劉導生（1936年任中共北平地下黨北京大學黨支部書記）到櫻桃溝視察，經仔細辨別後，證實“保衛華北”四個字是1936年“平西櫻桃溝抗日救國軍事夏令營”活動時留下的，是難得的革命活動遺跡。多年後，又在櫻桃溝的一個土坡之下發現“收復失地”石刻，雖然在土石中埋沒多年，但字跡清晰可見，保存完整。

　　1984年，有關部門發起倡議，決定在香山櫻桃溝建立一個“一二·九運動”紀念地，以緬懷革命先烈並啟教後人。同年12月8日，舉行了隆重的“一二·九運動”紀念亭奠基典禮。2012年共青團建團90週年之際，又在此增建了“青年服務國家”雕塑墻，五隻緊握的拳頭喻示著青年團結一致，抵禦外敵的決心。

“一二·九運動”紀念亭

　　如今，“一二·九運動紀念亭”已成為櫻桃溝的一處景觀，既是紅色紀念地，也是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白杏玨 戶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