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京的“吶喊”

日期:2021-03-22 11:20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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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時任教育部職員的周樹人隨同北上,開啟了他在北京的十四載生涯。這是他漂泊一生中居留時間最長的地方,對他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正是在這裡,他開始了新文學寫作,第一次使用“魯迅”這個為後人認知和銘記的名字。自此,他的人生和中國文學、中國革命緊密聯繫在一起。

魯迅(資料圖)

  魯迅(資料圖)

  《狂人日記》的癲狂冷眼、《祝福》的悲憫熱腸、《孔乙己》的哀其不幸、《藥》的怒其不爭、《阿Q正傳》的全面國民性批判……一篇篇現代小説經典之作,正是在紹興會館、八道灣、磚塔衚同抑或阜成門西三條的孤燈下完成。冷峻陡峭的筆鋒中,寄託著魯迅對國家命運的憂心……

  魯迅本人一生無黨無派,但始終是國民革命的“同路人”,深受進步青年和中國共産黨的尊敬與信任,其本人更與多位中共黨員結下深厚情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有很深的鑽研。

  本期“京畿紅跡”探尋與魯迅在京工作生活有關的幾處重要地標,包括“三·一八”慘案發生地、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舊址、北京魯迅博物館。雖未涵蓋魯迅在京的全部足跡,卻能體現出魯迅不屈不撓的戰鬥性所在,讓人們看到中華民族的這塊“最硬的骨頭”,是如何立於“黑暗的閘門”之間的。

 魯迅博物館

  魯迅博物館

  紅跡24 “三·一八”慘案發生地

  魯迅的思想發生重大轉變

  位於張自忠路3號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民國史研究院和社科院的一些研究所在內辦公。儘管人來車往,但建築還保留著一百多年前的樣子。那時這條路還叫做鐵獅子衚同,得名自曾擺放在明末權臣田弘遇宅邸前的兩尊鐵獅子。清時鐵獅子蕩然無存,但“鐵1號”門前有一對高達三米多的石獅,1906年“鐵1號”內建築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三組磚木結構的歐式古典樓群,設為清末新政中成立的陸軍部和海軍部所在地。

  此地建築由留英建築師沈琪設計,稱得上美輪美奐。一百多年過去,桁梁依舊堅實,雕花依舊精美,冬日陽光照耀其上,兀然有穿越之感。它們和門前的石獅一起,見證了一段“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歷史:1911年清帝遜位,帝制完結;1912年這裡變成了袁世凱的總統府;1924年又變成了段祺瑞執政府所在地,1926年段祺瑞當政期間製造的“三·一八”血腥慘案,就發生在這對石獅子的前方。如今大門東側石獅旁邊,立著一尊樸素的漢白玉石碑,上書“‘三·一八’慘案發生地”八個大字。

  時世變易,平靜的街市車水馬龍,但目光觸到這塊碑時,依然心中凜動,耳畔迴響起魯迅當日在《無花的薔薇(之二)》文末的擲筆悲泣:“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時間回到1926年春。1926年3月12日,兩艘日本軍艦違規掩護奉系軍艦駛入大沽口,並悍然開火,駐守炮臺的國民軍被迫反擊,惱羞成怒的日本政府于1926年3月16日糾集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中國須同意撤去海路封鎖等五項要求,至遲不超過18日正午。面對這一侵略性質的通牒,段政府不僅未加反抗,反而準備妥協。

  這一事件引起各界極大憤慨。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地委聯合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左派)的領導下,數千學生和群眾來到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反對八國最後通牒。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中共早期領導人都參與部署了這次活動,由中共黨員王一飛擔任遊行總指揮。按照部署,約兩千人從天安門往鐵獅子衚同段祺瑞執政府進發,高呼“打倒帝國主義”遊行請願。至政府東轅門,請願群眾與衛隊交涉派五名代表入見總理賈德耀,不被准許,群情激昂之際,衛隊竟朝無辜群眾開槍。群眾避退時,道路堵塞,又被士兵用棍棒、大刀擊殺,鐵獅子衚同一時血光四濺,慘不忍睹。

“三·一八”慘案發生地

  “三·一八”慘案發生地

  據當時正在警備吉兆衚同段祺瑞宅的衛隊參謀長楚溪春回憶,當他聽到槍聲後趕至現場,親眼目睹“有十幾個學生被打倒,渾身是血,有的還在呻吟,衛隊旅的警衛士兵還在端著槍四下搜尋”。當日慘案,共造成47人死亡,200余人受傷或失蹤。令人髮指的是,為了卸脫罪責,段政府事後找來幾把舊手槍和煤油桶,説是學生的“兇器”,污衊學生為“暴徒”。一群幫閒文人充當“理中客”,散播學生們“受人利用”、被引入“死地”的流言。

  死去的47人中,十之七八為學生,包括當日擔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下簡稱“女師大”)遊行隊伍指揮的劉和珍,同校同學楊德群去攙扶她時亦被槍殺。犧牲時,劉和珍年僅22歲,楊德群年僅24歲。魯迅當時在包括北大、中國大學、女師大等在內的八所學校兼課,劉、楊二人都是他的學生。尤其是劉和珍,1925年震動全國的女師大風潮中,她和許廣平都是被專制校長楊蔭榆開除的校自治會成員,是指揮同學們進行“驅楊”鬥爭的領導者之一,還曾拿出拮據的生活費訂了全年的《莽原》。時任《莽原》主編的魯迅對劉和珍印象很深。

  1926年3月18日早,時為女師大學生的許廣平原本也要去參加請願,臨行前去魯迅家送抄稿,魯迅一向對“請願”這類事不以為然,阻止她前去,留她繼續抄稿,而他自己則在寫揶揄陳西瀅和章士釗的《無花的薔薇(之二)》。寫成三節後,有人跑來報告慘訊,魯迅悲憤之際立轉筆鋒,另起一段痛陳:“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他將矛頭直指當局,刺破其妄圖顛倒黑白的假面:“墨寫的謊説,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對此前工作重心主要放在辦刊物和思想啟蒙、與政治保持距離的魯迅來説,“三·一八”這一血的教訓對他震動極大。從事發當天到四月中下旬,他接連寫出《無花的薔薇(之二)》《可慘與可笑》《死地》《記念劉和珍君》《空談》《如此“討赤”》《淡淡的血痕中》七篇檄文,揭露段政府的兇殘面目,同時也告誡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交兵須用“壕塹戰”,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尤其是《記念劉和珍君》一文,成為現在人們對此慘案的直觀印象。這篇文字在悲憤中又蘊含著激勵人奮然前行的力量,對作惡者的恨之切,對青年們的愛之深,如今讀來,那些脫口而出的語句依舊警醒:“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縱觀魯迅一生的生活和思想軌跡,“三·一八”慘案及此前的女師大風潮可謂是重要的轉捩點。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教授邱煥星認為,魯迅此前對革命懷著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反對街頭政治和無謂犧牲,另一方面面對強權,又深覺手中的筆墨無力;但隨著慘案發生和民眾革命形勢的高漲,他積極行動了起來,“不但參與了國共兩黨在京發動的一些國民革命的週邊活動,而且公開批判政府,控訴兇殘統治,從思想革命轉向了在野的政治革命,持續左轉,實際成為了革命的同路人”。他的雜文寫作也“開始從文明批評轉向政治批評,製造了一個民眾公開發聲的平臺”。

  紅跡25 京師女子師範 學堂舊址

  劉和珍的精神遺産永存

  沿著位於西單附近的新文化街行至45號,一座中西合璧的精美建築出現在眼前,這便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原址,如今是魯迅中學的校址。“三·一八”慘案中為反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而犧牲的劉和珍、楊德群烈士,曾在此就讀。冬日枯枝掩映下的雕花青磚、紅漆拱窗,在繁華阜盛的地界中,顯出一派積蘊悠久的滄桑與沉靜。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舊址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舊址

  女師大的前身是成立於晚清的京師女子師範學堂,這也是其以“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舊址”之名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原因。該學堂是中國現代教育萌出的新芽之一,由清朝御史黃瑞麟于1908年奏請設立,次年即在石駙馬大街(今新文化街)鬥公府原址上建成,是中國最早的女子師範學堂。1912年民國成立後,改稱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學校,1924年又改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1928年改為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至1931年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即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如今從沿街的立面仰望去,可看見嵌入主樓的匾額上題有“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八個端雅金字,由清末大臣榮慶書于宣統二年(1910),與塑在大門週邊墻上的魯迅中學四個大字形成跨越時空的互文。

  從1923年至1926年,魯迅曾在女師大任國文係講師,他率先以教員身份挺身而出,參與了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支援學生與楊蔭榆、章士釗等人鬥爭。如今透過主樓拱門,可以看到坐落在一二號樓之間的魯迅雕像。懷想當年那些受魯迅、李大釗等教員影響的女學生們,也正是穿過這座拱門與古樸的校門,意氣風發地走向亟待改革的社會。這裡面,有劉和珍和楊德群,有魯迅的一生知己許廣平,有中共第一位女黨員繆伯英及傑出的中共革命家趙世蘭、劉亞雄,有著名作家兼社會活動家石評梅、陸晶清,有中國第一個女兵作家謝冰瑩……

  據魯迅中學辦公室的趙老師介紹,如今校內有六座建築,一至五號樓都是當年的舊建築。立有劉和珍、楊德群烈士紀念碑的文化園位於校園西邊的一個庭院內,那裏的屋舍正是魯迅當年為女師大學生上課的地方,現在辟為魯迅生平展室,參觀展室是每年新生入學的固定活動。每年3月18日,松柏新綠之時,高三學生都要在紀念碑前舉行莊重的成人禮,一代代傳承著先烈遺志與精神傳統。

  庭院中央,方尖碑樣式的漢白玉烈士紀念碑由當年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師生籌資,立於1931年“三·一八”慘案五週年之時,碑面刻“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1926年3月25日,就在碑後的禮堂裏,舉行了兩位烈士的追悼會。當日來追悼的魯迅在禮堂外偶遇程毅志同學,她勸魯迅寫點東西,因為“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於是有了一週後的《記念劉和珍君》。

  整整九十年過去,紀念碑巍然而立,仿佛浮現出“時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的劉和珍與“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的年輕面容。先輩已矣,但“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這是留給後代革命者與學子最珍貴的精神遺産與力量。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匾額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匾額

  紅跡26 魯迅博物館

  “魯迅”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

  自1912年來京,魯迅在北京先後住過四個地方,分別是南半截衚同的紹興會館、新街口的八道灣11號、磚塔衚同61號和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最末一處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處魯迅居所,是魯迅1924年春花800大洋買下、親自設計改建的。同年5月,魯迅攜母親、家眷搬來居住,直至1926年8月離京。1929年5月及1932年11月,魯迅自上海兩次短暫返京省親,也住在這裡。

 西三條21號魯迅故居,院中兩棵白丁香為魯迅所植。

  西三條21號魯迅故居,院中兩棵白丁香為魯迅所植。

  這所故居就是今天位於阜成門內大街宮門口二條19號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博物館正式開放于195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20週年之際。邁入博物館大門,迎面的花圃內是漢白玉的魯迅半身塑像,還有一頁手稿雕塑,銘刻的是魯迅的一篇自傳。雕塑後面是魯迅生平陳列廳,裏面按照時間順序介紹了魯迅的一生:紹興童年、求學南京、東渡日本、北京任職、南下廈門、輾轉廣州,最終在上海走完人生之途。

魯迅博物館陳列廳內的“三味書屋”模型 新華社圖

  魯迅博物館陳列廳內的“三味書屋”模型 新華社圖

  從這些生平事跡中,可以看到魯迅這位“同路人”和中國革命越來越緊密的聯繫,尤其在南方,他多次積極參與營救被捕的共産黨人和進步學生,參加了中共領導的中國濟難會和自由運動大同盟,更是中共領導的文藝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的旗幟人物,和瞿秋白、馮雪峰、陳賡、陳雲、陳延年、畢磊等多位中共黨員有密切的交往乃至深厚的友誼。人們熟知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正是1933年2月“左聯五烈士”(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兩週年之際,魯迅含著悲憤之情為這五位左聯青年作家、中共黨員所寫,哀嘆“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拳拳之心,令人淚下。

  魯博常務副館長黃喬生介紹説,比起國內其他魯迅故居,北京魯博藏品十分豐富,因魯迅原本就將大量藏書藏品留在北京,建館之初考慮到北方乾燥,又把南方的很多藏品運來。館內現不僅藏有魯迅的手稿、藏書、藏畫、藏拓、親友信札等文物藏品,還有許廣平、周作人、周建人、章太炎等人的遺稿遺物等。此外,魯博還編輯出版了《魯迅年譜》《魯迅研究資料》《魯迅手稿全集》《魯迅藏拓本全集》《魯迅藏外國版畫全集》等,主辦《魯迅研究月刊》,是國內魯迅研究的主陣地之一。2014年,魯博和位於原北大沙灘紅樓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合併,因魯迅曾在北大教書,兩館合體更全面展示了魯迅在京的工作生活。

  陳列廳院子的東側現在被辟為魯迅書店,西側矗立著美國左翼作家兼魯迅好友史沫特萊、魯迅留日期間恩師藤野嚴九郎及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雕像。沿著雕像邊的小巷繼續向西走數十步,便行至魯迅當年所住的故居,門上還嵌著西三條21號的藍底門牌,墻上鐫著由郭沫若書寫的“魯迅故居”四字。穿過門廊,眼前是一個整潔方正的小四合院,灰瓦灰磚,紅漆門窗,襯著院中魯迅植于1925年4月5日(民國植樹節)的兩株高大遒勁的白丁香枝幹,顯出清朗曠遠的氣象。北房正中是起居室,起居室後面凸出來的一間,便是被魯迅戲稱為“老虎尾巴”和“綠林書屋”的臥室兼工作室。

  “老虎尾巴”面積不到十平方米,陳設簡單,只有一桌、一椅、一櫃、一榻。書桌上擺著一盞煤油燈,便是《秋夜》裏小飛蟲“撞得丁丁地響”的那盞。書桌上方墻壁上,正如《藤野先生》一文所述,懸著一幅藤野先生的照片,“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説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此外,墻上還挂有青年作家司徒喬反映底層疾苦的《五個警察一個〇》等美術作品。至於魯迅的床舖,更是十分簡易,僅是在兩條長凳上置一木板,上覆薄褥。唯一特別的是枕頭,枕套上繡著“臥遊”二字,是許廣平的手作。透過後窗,可望見後園景致,園中有一口用柵欄圍起來的井,井後是一叢同樣由魯迅種植的黃刺玫,時值寒冬,枯枝仍見繁茂,繚亂而倔強地向蒼天伸展,蘊含著無限的生命力。

  就在這個四合院中,在“老虎尾巴”書桌的煤油燈下,魯迅寫出了《徬徨》《野草》《朝花夕拾》中的多篇名作,延續著他文學創作的勃發期和創新期。但這期間,愈發黑暗的現實統治、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學界風波、兄弟失和等原因,讓這些作品又呈現出與此前“吶喊”不同的風貌。如黃喬生所説,這是魯迅一生中最苦悶的時候,文字充滿了矛盾和痛苦,真實地描繪了他在悲觀和絕望中的掙扎,或沉入內心深處,隱微傳達憂鬱絕望的情緒,或潛回青少年記憶,尋找些微光明與美好。也是住在這裡期間,魯迅介入了女師大風潮及“三·一八”事件,接觸現實,鼓舞鬥志,寫出一系列後來收入《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的論爭文章,開啟了他到南方以後的主要寫作類型。

  在北京的十四年,對魯迅有深刻的影響。黃喬生説,魯迅作品境界高、品位正、視野廣、用情深,這些特點都與北京的環境有關。北京傳統文化深厚,圖書資源豐富,在教育部任職時負責多項文藝工作的經歷,助魯迅形成了純正的品位和開闊的視野。的確,自他1918年在寫于紹興會館的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上首次署名“魯迅”,他就與這座城市産生了無法割捨的深刻聯繫,正如黃喬生所言,“北京作為政治文化中心,是成就魯迅的關鍵所在——他正是在這裡開始叫‘魯迅’的。北京是中國新文化的發源地和代表城市,是中國文化新舊轉型、推陳出新的典範城市,魯迅見證、參與了這個轉變過程,他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文/張玉瑤 圖片/除署名外均為張玉瑤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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