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 馬克思主義名播京城

日期:2021-01-15 11:12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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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年前 馬克思主義名播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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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率先在中國大地上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

  紅跡1

  北大紅樓

  早期共産黨組織的孕育之地

  順著沙灘南巷往北走,小巷的盡頭就是五四大街,這條街以五四運動的發源地而得名,北大紅樓就在五四大街的北邊。當年的莘莘學子和新潮教授,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是新思潮、新時尚、革命主義的代表。

  為了迎接建黨一百週年的重大日子,北大紅樓正在提升改造。前些年,我曾來此參觀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當時漫步紅樓,聽著腳下紅漆木地板發出的響聲,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北大,仿佛看到了為中國革命立下不朽功勳的先輩們在這裡活動的身影。李大釗和陳獨秀在這裡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進步思想,正是他們,使這幢紅樓積澱了多彩厚重的歷史文化,使她作為中國革命的搖籃永載史冊。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副館長李金光曾這樣談及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淵源:“1921年7月,中共一大於上海召開,那是中國共産黨的降生之地;確切地説,北大紅樓則是她的孕育之地。”

  讓我們先來了解北大紅樓的歷史。時光回到1918年8月,一座有著濃郁西方建築風格的大樓在當時名為“漢花園”的地方拔地而起。這座樓採用了當時流行的工字形結構,墻體的主要部分均用紅磚砌成,且用紅瓦鋪頂,故名“紅樓”。大樓建成後,這裡成為北京大學文科、圖書館及校部所在地。這一年,文科學長陳獨秀和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相繼遷入紅樓。如今的紅樓中,已經復原了李大釗的辦公室。

  紅樓註定走上歷史的舞臺: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李大釗率先在中國大地上高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並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當時的北大紅樓,迅速成為新思潮的中心,這裡不僅有《每週評論》、《新青年》等進步刊物,還有眾多接受新思想的社團。

  五四運動後,社會革新思潮風起雲湧,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開闢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在這一期,李大釗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圖書館成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

  1920年3月,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當時名為“馬克斯學説研究會”)在北大秘密成立,其主要活動是“蒐集馬氏學説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種圖書”,並加以編譯和整理。值得一提的是,與李大釗私交甚篤的北大教授髙一涵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在文章裏這樣回憶,“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注:李大釗,字守常)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當時不用馬克思的名字,而是用馬爾克斯這個名字。因為‘馬爾克斯’和人口學家‘馬爾薩斯’在語音上很接近,稀裏糊塗的警察回去報告,上司一聽研究馬爾薩斯,認為這是研究人口論的,也就不來干涉了。”

  馬克思學説研究會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在青年學生中得以迅速傳播,而這一系列影響的最重要成果,便是為北京黨組織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1920年春,李大釗與陳獨秀通信相商,同時在北方和南方從事建黨的籌備工作。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1920年10月,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北京共産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經過一番調整後,同年底,北京共産黨組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共産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書記,成員有鄧中夏、張申府、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繆伯英、高君宇等人。

  事實上,其中的很多黨員,正是秘密狀態下的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的成員。1921年11月17日,就在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不久,《北京大學日刊》發表了《發起馬克斯學説研究會啟事》,這標誌著研究會的公開亮相。

  在這篇啟事中,除了介紹研究會的宗旨外,還公開了最初發起這個組織的19名進步學生。這19人中,至少有15人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鈞偉介紹説,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組織學習、翻譯書籍、依託《新青年》的陣地辦刊物、到工人中宣傳新思想等。

  1922年2月19日下午,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在北大舉行了第一次公開演講會,李大釗作了題為《馬克思經濟學説》的演講,大大擴大了研究會的影響。馬克思學説研究會還開過一次為期兩天的辯論會,主題是“社會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李大釗擔任評判員。辯論結束時,李大釗手裏拿著一張筆記大綱,開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來闡述“社會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辯論會後,研究會的成員增加到數十人,其影響力也由校內發展到校外。馬克思主義就這樣在全國逐漸傳播開來。

  紅跡2

  亢慕義齋舊址

  專門的馬克思著作圖書室

  馬克思學説研究會成立後,得到了校長蔡元培的支援。經過蔡元培的同意,在北大第二院西齋為研究會撥了兩間房子,一間做辦公室,一間做圖書室。圖書室名曰“亢慕義齋”(Communism的音譯,即“共産主義小室”的意思),“亢”取其“盈”、“高”之義,研究會成員常簡稱為“亢齋”。

  當時,亢慕義齋設備齊全,火爐、用具應有盡有,因為亢慕義齋離校長辦公室比較近,還有校警站崗。

  作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圖書室,如今是否還留有痕跡?我來到沙灘後街55號,這裡還保留有和碩和嘉公主府大殿以及北大數學系樓等建築。公主府是京師大學堂最早的校址,1918年,公主府一帶成了北大二院。當年因為住房緊張,在公主府西墻外,建起了十四排平房,作為學生宿舍,是為西齋。

  從公主府舊址往西,走過幾十米,便能看到一座舊式的四合院門樓。門牌號為沙灘後街59號,墻上附有“京師大學堂建築遺存”的文保標識,上面提到,京師大學堂遺存的建築,有公主府大殿、數學系樓以及十四排平房的西齋。東側剛剛看過公主府大殿和數學系樓,那麼這裡就應該是西齋舊址了。從大門望過去,不遠處是一座影壁,上面寫著大大的“福”字,院中依然能看到一排排平房的格局。可惜的是,當年亢慕義齋具體在哪間房屋,已經不得而知。

  著名黨史專家、北京市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劉岳介紹,當年亢慕義齋墻壁正中挂著馬克思像,兩邊貼著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旁邊還有兩句口號: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是研究會發起人之一宋天放的“墨寶”,這句對聯上下聯都有“典故”。1919年6月,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發表題為《研究室與監獄》的隨感錄。文中稱:“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實驗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而下聯則是研究會成員之間的“玩笑”,研究會中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李大釗稱南方人為“南方之強”,而南方人則稱李大釗為“北方之強”,“南方兼有北方強”,表示南北同志團結互助,同心一德。

  作為圖書室,“亢慕義齋”收集了多種馬克思主義期刊,諸如《共産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語言版本的書籍。研究會成員們還自己動手,翻譯外文版書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鈞偉介紹説,毛澤東當時讀的《共産黨宣言》第一章就是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翻譯並油印的。

  當時,研究會翻譯《共産黨宣言》時,有這樣一個細節,因為原著理論深邃,語言精練,要想達到“信達雅”的翻譯,比較困難。特別是《共産黨宣言》第一句“一個幽靈,共産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就讓翻譯組犯難:對於這句話,他們覺得怎樣譯都不合適,因為“幽靈”“徘徊”在中文都是貶義詞。於是,在翻譯時,他們加了一段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氾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産主義。”

  紅跡3

  來今雨軒

  進步社團的活動據點

  冬日的中山公園,在蒼松和柏樹的掩映下,顯得格外肅穆。從南門往北走幾十米,便是著名的保衛和平坊,這座石牌坊後面是孫中山先生的立像雕塑。從這裡右轉,向東穿過一片古柏,再走過一條長廊,便能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築:來今雨軒。

  正門上方,懸挂有“來今雨軒”的匾額,這是趙樸初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所題寫的墨寶。門外廊檐上有一副對聯:“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大有歷經滄桑後,期待故人相見的江湖快意。周圍古樹林立,抬頭東望,便是故宮金碧輝煌的建築,的確是觀景的好去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儲著武介紹,民國時期,來今雨軒是社會名流經常聚會交流的重要場所。據《魯迅日記》記載,自1917年至1929年間,魯迅先生二十多次到這裡飲茗、交談,甚至還在這裡翻譯小説,《小約翰》正是在這裡翻譯完成的。

  除此之外,作為民國時期少有的公共空間之一,來今雨軒更是吸引了眾多進步文化學術團體在此活動,他們或在此召開成立大會,或在此舉辦各種活動。在中國近現代的新文化運動中,它發揮了重要作用。

  儲著武説,這裡與李大釗還有極深的淵源。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在來今雨軒成立。學會先後創辦了《少年中國》以及《少年世界》等雜誌,在李大釗的帶領下,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團體雖然名為“少年中國學會”,但會員非常廣泛,它是當時國內影響最大的青年社團之一,鄧中夏、惲代英、高君宇、毛澤東、張聞天、趙世炎等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都是這個社團的成員。

  來今雨軒是少年中國學會的重要“據點”。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國學會的北京會員與周恩來領導的天津覺悟社等團體,在陶然亭舉行茶話會,討論研究新思潮,商討革命運動的方向。三天后,意猶未盡的青年們,來到來今雨軒,再次召開茶話會,李大釗提出了學會“對內對外似均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即指出該學會要有一種主義作為指導。

  1921年6月17日,少年中國學會十來位成員如約來到來今雨軒。此時,作為“共産黨北京支部”最早成員之一的鄧中夏,經過半年多的歷練,已經發展成為負責工人運動的領導骨幹,這次的會議由他主持。他力主“學會有採用一種主義的必要,而且不可不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進步思潮再次得以大力推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來今雨軒與北大的馬克思學説研究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時,馬克思學説研究學會還處於秘密狀態時,學會的成員們就常到來今雨軒討論會務。由此可見,來今雨軒與中國共産黨早期的成立及其發展,有著密切關係,這座頗受文人雅士歡迎的茶座,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紅跡4

  碧雲寺

  鄧中夏為一大準備材料

碧雲寺禪堂院

  位於香山公園北側的碧雲寺是一座佈局緊湊、保存完好的園林式寺廟。寺內各組殿堂層層疊起,上下相差二百多米。登頂展眼遠望,松柏掩映寺墻,別具一番風韻。

  世人熟知碧雲寺,除了其作為古建築的本身價值外,和1925年孫中山先生去世後,靈柩曾停放在碧雲寺金剛寶座塔石券門內有關。鮮為人知的是,北京共産主義小組最早的成員之一、工人運動的領袖鄧中夏,以及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劉仁靜,受李大釗之托,就是于1921年6月份在碧雲寺中為中共一大的召開準備材料的。

  邁進山門,沿一條槐徑前行,中有“綠玉之華白石橋”一座,下臨數丈深的溝壑,溝底溪流淙淙,環境優雅。彌勒殿前,石獅蹲坐于須彌座上,雕工精美,栩栩如生。穿過彌勒殿,就進入大雄寶殿院落,大殿正上方懸挂乾隆御筆所題的匾額“能仁寂照”四字。據説鄧中夏為中共一大撰寫材料時,就租住于左近的廂房中。可惜的是,鄧中夏到底租住于哪間房屋,至今仍是難解之謎。碧雲寺文化研究會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民國時期寺中租住者眾,各廂房住過哪些人,並未留下文字材料。

  不過,鄧中夏的住處並非無跡可尋。以前碧雲寺允許住人的就是大雄寶殿東邊的含青齋和西邊的禪堂院。含青齋院內疊石為池,景致秀雅,有“雲容水態”之稱;禪堂院為僧人修行之處,現在是《千年香山》展室。當年周作人就住在禪堂院裏,他在《山中雜信》中寫道:“近日天氣漸熱,到山裏來往的人也漸多了。對面的那三間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約日內就有人搬來。”搬到該處的是否是鄧中夏並不可考,不過,鄧中夏和劉仁靜到碧雲寺的時間是六月份,他們還曾到周作人的房中座談。

  碧雲寺松柏蓊鬱,澗泉潺潺,環境優美,建築宏麗。鄧中夏和劉仁靜在這優美的環境中短住幾天,為中共一大準備了相關材料。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鈞偉介紹説,當時北京共産主義小組的領導人是李大釗,他委託鄧中夏為一大準備材料。由於革命年代的特殊原因,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綱領》中文版並未保存下來,鄧中夏為一大準備的材料也未保存下來。

  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之時,共産國際派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們將中共一大文件帶回了蘇聯,保存在共産國際的檔案庫裏。1956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訪問莫斯科時,帶回了幾箱檔案。專家們在查閱這批檔案時,在檔案的第九卷中發現了一大綱領的俄文版,令人欣喜的是,與中共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還有《北京共産主義組織的報告》。

  “這些材料的真實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王鈞偉介紹説,像一大綱領有兩個版本,一是俄文版,二是英文版。英文版是陳公博到美國讀書時寫論文,把一大綱領翻譯成了英文,但是翻譯時依據的中文版也找不到了。不過,對比兩個版本,內容基本一樣,而且都缺少第11項,這應該不是巧合,而是當時或者對第11項有爭議,或者出於保密需要。

  從蘇聯帶回的《北京共産主義組織的報告》也是俄文版,1958年後由有關部門譯為中文。《北京共産主義組織的報告》分析了北京的政治和社會狀況,以及如何在工人和知識分子中展開宣傳工作。

  去南京參加另一會議的鄧中夏並未出席一大。在嘉興南湖的遊船上,出席一大的北京代表張國燾宣讀了《北京共産主義組織的報告》,這一報告究竟是張國燾所寫,還是鄧中夏為一大準備的材料之一,已經無從可考。不過,從創建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到成立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繼而成立北京共産主義小組,再到為中共一大的召開準備材料,中國革命的希望之火在北京這座古都逐漸點燃,並隨著革命的進程愈燃愈旺。(楊昌平 姜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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