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桃花源

每到霜秋季節，香山10萬株黃櫨，葉紅似火。遊人到西山覽勝，一般很難想像，這裡還是我國慈善教育的發源地，這裡的皇家別院、古剎名寺，曾經是數千孤貧兒童的樂土，是他們的家。

　　香山慈幼院由辭任歸隱的民國總理熊希齡于1920年在靜宜園遺址上創建，曾庇祐了超過6000名孤貧兒童。在一個災難頻仍的時代，他不僅勉力維繫著孩子們的生命和尊嚴，還營造出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小環境，讓孩子們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培育出健全的人格。

　　香山慈幼院集學校、家庭、社會的責任于一身，融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為一爐，開了慈善教育的先河。

20世紀20年代，熊希齡院長與學生們在一起合影。

　　“天堂一般的學校”

　　“現在的香山公園，當年是我們的。那是天堂一般的學校，有著美好的傳統。”方亭今年已經95歲了，仍頭腦清晰、平和淡定。她的記憶裏有崢嶸歲月中，用紅色電波迎來北平解放的潛伏經歷；有《北京晚報》創刊時，自己作為元老的輝煌一筆；而深扎腦海的，是她那“玩瘋了”的童年。

　　她是不幸的，3歲喪父後就與寡母相依為命；她又是幸運的，香山慈幼院不僅收留了她，還收留了她的母親，作為慈幼院的保育員。

　　在她幼時的眼裏，蒙養園簡直是一個美麗的童話世界。

　　蒙養園即慈幼院的幼兒園，園址在今天的香山蒙養園賓館。原址兩側門聯是：“生生如己所生”“幼幼及人之幼”，橫書“蒙以養正”。這表述了幼兒教育的方針，意即給幼兒以正確的啟蒙教育，並且有一個健康的身體，為以後的人生積累正氣。

　　步入園內，70人的小幼兒園，花團錦簇。除了日常設施，還設有小農村、小買賣街、小廚房、小軍械室，甚至還有個養著梅花鹿的動物園。孩子們冬天滑冰，秋天登山，夏天游泳，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養育得紅潤結實。

　　不僅是方亭，到蒙養園參觀的美國記者團也大吃一驚，認為這裡較之美國所辦的幼稚學校“有過之無不及”。記者們甚至預言，倘若能一直堅持不懈，香山慈幼院將來會成為“世界幼稚教育之模範”。

　　輪椅上的洛林今年95歲，她比方亭晚進香山慈幼院幾年。1932年，她的父母和兩個兄弟在18個月間先後死於肺結核，唯一的妹妹也失散了。她被姑姑送進了香山慈幼院，入讀小學部二年級。此時學校已經創辦12年，經過了創業期、發展期，可説是到了最好的時候。

蒙養園裏住的是4歲到7歲的孩子。美國專家來蒙養園參觀後，認為當時蒙養園的水準跟美國不相上下。

　　即便以現在的眼光看，這所學校也頗豪華。不僅校園風景如畫，還有玩具陳列館、音樂館、體育館、室內體操場、溜冰場、跑馬場、球場、游泳池等，一應俱全。而她的老師，大多是北京、天津師範學校的高材生，還有不少是歸國的留學生。

　　“香慈的條件固然好，但條件再好，如果沒有愛，也難治孤兒的心病。”洛林剛入香慈時，麻木到完全無視香山的風景，以及學校的良好設施。

　　金俊如老師發現，這個面黃肌瘦的小女孩，從來不跟人説話，也不跟小朋友們玩耍，只是精神恍惚地邊唱邊哭。學校教唱的歌裏，她只哼《孤兒歌》。

　　“咱們學校，凡是真正的貧困孩子或是孤兒，才能作為‘正生’，若是有父母或有錢人家的孩子，不但交學費，而且叫‘附生’。以前我們還不能斷定你是真正的孤兒，所以要進行了解。從現在起，你算是咱們學校的‘正生’了。”金老師這番話讓洛林在沉默近兩個月後，第一次開了口，她沒想到，“天底下竟然有這樣的學校，把孤兒當‘正生’。”

　　後來，洛林發現班上絕大多數孩子都是正生，有些人的故事比她還悽慘。而那些“附生”的父母，不是達官顯貴就是社會名流，齊白石和周作人的孩子都是她的同班同學。

　　在香慈的制度裏，“正生專以孤貧為限”，費用全免，佔總數的95%。富家子弟需要繳納學費，而且只能叫“附生”。要飯娃和富家子在同一屋檐下，同吃同住，但正生因為更得老師關注，反而更有優越感。

　　一年後，洛林唱著“是誰抹去災童的淚？孤兒有慈母”，搬入了“佟宅”，她又重新有了家，有了娘，有了兄弟姐妹。

　　小家庭是香慈的特殊設置。現在的香山飯店舊址，當年是10個三面合圍的小院，每院裏有一位娘帶著12名孩子一起生活。

　　洛林住的第11宅是後建的，在半山腰，如同小別墅，由一位姓“佟”的娘負責，故名“佟宅”。“也許因為我愛她，所以覺得她比別宅的娘俏。”洛林印象中，自己的這位娘，皮膚白凈、長相秀美，認識一些字，會念《三字經》，但不會寫信，每每還要請她代筆。

　　“娘最大的優點是不愛嘮叨，會鼓勵人。”洛林是“佟宅”中年齡最大的孩子，所以要幫助娘幹活。這期間，她學會了養豬、喂雞、打豬草等農活，還學會了做飯，“像烙餅、捍麵、做窩窩頭等都難不住我。”

　　除了家的溫暖，香慈讓人懷念的，還有精神的啟蒙與熏陶。“我是在歌海里長大的，吃飯、睡覺都得先唱歌，當年學校自編了二百多首歌，我至今仍能用五線譜譜出來，可見當年的教育多了不起。”

　　小學五年級時，老師發現洛林常常在琴房外偷聽，而且將拜耳的曲譜爛熟於心，就在家校評議會上，把她的特長拿出來討論。

　　本著因材施教的原則，小學部特批她為學彈鋼琴的學生，師從音樂人老志誠。當年，老志誠已經因為創作“有中國風味的鋼琴曲”，在音樂界小有名氣，還在日本出了唱片，但他卻甘願在薪水很少的香山慈幼院工作，還把自己的宿舍變成了學生們練琴的場所。

上世紀二十年代，香山慈幼院裏的孩子玩上小了三輪車。

　　老人們的回憶，充滿著溫情。他們在香山慈幼院度過了孩提時代，無疑是幸運的。因為在香山慈幼院這個世外桃源中，他們可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地成長，眼中充滿了歡樂和溫暖。

　　香山慈幼院，把國家和民族正經歷的苦難隔絕在桃源之外。

　　“此君一齣天下暖”

　　美好的童年讓洛林和方亭深信，香山慈幼院是中國教育史上最正規、最先進、最科學的孤貧學校。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洛林、方亭和一些校友們開始研究校史。這一回頭，讓他們在記憶中的世外桃源之外，看到了一個風雨飄搖的香慈。

　　民國初年，窮人根本無法指望得到社會救濟。美國社會學家甘博曾如此描繪北京的官辦育嬰堂：“96個孩子夏天被集中安排在一個小院，高高的涼棚下，擺著一排排床，蒼蠅亂飛、灰塵遍地。”

　　污濁的環境嚴重損壞了孩子們的健康，1918年，育嬰堂爆出駭人的醜聞，196名孩子竟然死了195個。警方不得不向丹麥駐華大使的夫人求助，請她全權掌管育嬰堂。大使夫人安裝了紗窗，請了5名學西醫的護士照顧病孩，又聘請了39名保姆，才使得情況有所改善。但好景不長，這次合作很快因經費問題難以維持，當年又死了100多個孩子。

　　甘博得出結論：控制財政大權的人如果不能為育嬰堂的利益著想，有侵佔資金的可能，人們就不會踴躍捐款，結果會任憑貧困的人們受苦。

　　在這一社會背景下，香慈能橫空出世，在滿目瘡痍的中國辦成一流的學校，熊希齡居功至偉。

　　人稱“熊鳳凰”的熊希齡，少年時被稱為“湖南神童”，24歲中進士，成為晚清翰林。維新變法中，他因一場大病沒能及時應詔進京，才在戊戌年間倖免于難。此後，他曾在東三省主持財政事務，因不菲的成就被譽為“第一流之財政家”。

　　民國以降，熊希齡先做財政總長，後任內閣總理。政局的跌宕成全了他，也侵蝕著他的理想。袁世凱以“熱河行宮盜寶案”為要挾，迫使熊希齡附議驅逐國民黨，進而解散國會，強推“總統制”，一生勤勉的熊希齡也因此遭到詬病。

　　任職僅5個月，壯志難酬的熊希齡辭去政府的各項職務，徹底隱居。然而，一段突如其來的插曲，卻改變了他的後半生。

　　1917年，河北發生“五十年來所未有”的洪災，災民達600多萬。《紐約時報》記者納桑尼爾·裴斐曾在這場災荒中穿行，他看到，到處都是無人居住的破敗房屋，人們以各種姿勢死在求生的路上。

　　“村莊集體向城市遷徙，希冀能通過乞討倖存，卻發現城裏的境況比山野更差；城裏人成群結隊地向村莊遷徙，希望能為下一頓湯找到一點野菜。流浪者絕望地回到故鄉，幾乎是坐以待斃，準備好跟祖先埋在一起。”

　　納桑尼爾·裴斐發現，政府面對災難幾乎束手無策，而中國人對國家的信任感與歸屬感，也早已消耗殆盡。

　　政府的無所作為，生民的苦難，也刺激著知識分子的悲憫之心。當肆虐的洪水淹到熊希齡的居所前，門外“難民露宿，呼號求援”的情景讓他難以釋懷。

　　熊希齡要求政府出面撥款賑災，不料，政府卻將皮球踢回給他，希望他主持賑災。熊希齡本不願再在政府部門中任職，但他深知，如果他不出面，賑災計劃就可能無限期拖延，“則此數百萬之饑民，無有全活希望”。

　　躊躇再三，熊希齡決定出山。他以個人多年積攢下的人脈和影響力、號召力，整合了政府、地方士紳與中外慈善團體的力量，成立“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自任會長。這次賑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災民因凍、餓而斃命的現象明顯減少。

　　與此同時，熊希齡注意到那些被遺棄或被賣掉的孩子，“可憐這些孩子，他生下地來並無罪惡，為何遭此慘累呢？”熊希齡一面要求各縣嚴禁買賣幼童，一面在北京設立了臨時的慈幼局，收留那些流落到北京的孤貧孩童。

　　幾個月後，災難基本平息，慈幼局將按計劃解散，熊希齡卻發現，仍有200多個孩子無人認領，而北京常設的慈善機構都以房屋不敷為由，拒絕收養。

　　把這些孩子送到政府的救濟機構，無異於讓孩子去送死。熊希齡於是決定，自己創辦一所長期性孤兒學校，對孤貧兒童進行收養和教育。

蒙養園的孩子們。

　　此時，熊希齡47歲，正值壯年，他如此剖白自己的初心：“我在世上什麼事都經驗過了。我覺得總是悲觀的。政治的罪惡，是不消説了。就是實業呢，我覺得經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對著股東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會呢，我辦過幾年賑，我覺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幾家殷實的紳士也是不乾淨。我在北京修了幾條工賑的馬路，約有三百多裏。有一處係與外國慈善家合辦的，修好了交與地方官去接管。那時天津的報紙，忽然謂我賣路與外人。你想社會事還能辦嗎？所以我很悲觀。我只縮小範圍，辦我的慈幼院，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愛我，把我當他們的父母，我把他們當我的兒女，成立我們這個大家庭。這便是我的終身志願了。”

　　在傳統中國的士大夫社會裏，文人倘若不能在朝堂上匡扶明主，便只有採菊東籬，煙雨平生。不出世便入世，不進仕便歸隱，要麼居廟堂之高，要麼處江湖之遠，要麼獨善其身，要麼兼濟天下，好像只有兩條路可走。

　　然而，慈善這第三條路卻出現在熊希齡面前，讓他在廟堂與江湖的縫隙裏，找到了救國救民的平臺。投身慈善，最初也許是一次迫不得已的“救火”行動，不料，卻成為他後半生唯一的事業。

　　這個選擇于他來説，似乎早已註定。早年參加一次名流聚會，熊希齡提筆作畫，畫的卻不是花鳥魚蟲或者山川曠野，而是一株棉花。這種俗物往往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不料，熊希齡的一句題詞卻令滿座皆驚，他寫道：“此君一齣天下暖”。

　　“人間無此大家庭”

　　大家庭住在哪？熊希齡看上了香山靜宜園。

　　佔地千畝的靜宜園，為“三山五園”之一，是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只是，這雍容華美的庭院在英法聯軍的搶掠和焚燬中化為灰燼。1911年清帝遜位，香山靜宜園遺址仍是清室的私産，雖年久失修，但背倚西山，懷抱幽谷，佔盡風光。

　　1913年，皇親善坤在靜宜園的遺址上辦起了專收貧民女子的靜宜女校，時任熱河都統的熊希齡還為他們提供了一些公款。辦學使得園內的樹木、建築、環境都得到了相應保護，正好可以利用。

　　於是，熊希齡請大總統徐世昌親自當説客，與清皇室商量，將靜宜園永久借用。作為回報，220名破落的八旗子弟也成了第一批學員。

　　又經過10個月緊張施工，慈幼院建校的各項工程次第竣工。由於聘請了著名的德國建築師羅克格，當年樓宇設計淡雅樸素，品質過硬，因此在現在的香山公園內，仍保存著許多“民國范兒”的建築。

　　鎮芳樓是香山公園管理處的辦公場所之一，以前是香山慈幼院院長的辦公處所。此樓為大收藏家張伯駒父親張鎮芳捐款所建，故取名“鎮芳樓”。

　　著名的“雙清別墅”建在靜宜園“松塢雲莊”原址的空地上，不用清代風格，而是青磚白縫，略帶西式。熊希齡在此住了30年，因此自稱為“雙清居士”。

　　建校初期，男校是在靜宜園的東北部，相當於現在香山公園管理處大院。慈幼院的女校是在靜宜園的東南部，就是現在的香山飯店。整個香山靜宜園絕大部分土地都被慈幼院佔用了。

　　香山的面積大概是2400畝，而清華大學1911年建校時，佔用的清華園也不過450畝。透過這組數字，足見香山慈幼院規模之宏大，因此剛一落成，就引來國內外一片驚嘆，被譽為全國其他私立學校和慈善教育機關的模範。

　　1920年10月3日，這座建築規模宏大、教學設施完善、辦學理念先進的愛心學校——北京香山慈幼院正式開學了。

　　百歲老人郭振河是河北寧晉人，他的娘死在逃荒路上，他和弟弟輾轉來到北京，有幸成為開院的第一批學生。在校11年後，他就讀燕京大學，研究生畢業。按郭振河的話説：“因禍得福，從此，有吃有穿，還念了書。這是我一生中最懷念的時光，香慈是我割捨不掉的思戀！”

　　從總理到院長，熊希齡碰到的第一個難題是病。建院之初，孩子們幾乎人人帶病，每日住院的就有四五個，門診百餘人。協和醫院統計，900兒童中竟有700患有沙眼。

　　慈幼院不僅請女紅十字會出面創辦了香山醫院，還請“京城四大名醫”之一的施今墨擔任副院長，免費出診。又經過一年衛生習慣培養，才使得人人患病的情況得以扭轉。

　　1922年中秋，慈幼院1200多名學生集中在操場一起共度良宵，看到昔日個個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的兒童，通過慈幼院兩年的細心撫育，如今個個面色紅潤、衣著整潔，熊希齡禁不住詩興大發，“兒輩須知群最樂，人間無此大家庭”。

　　1934年，慈幼院在院孤貧兒童已達3813人，畢業出院的學生已累計達3494人。孤貧兒童的家世，除了在各種自然災害中受災的平民子弟外，還有前清宗室與滿蒙旗籍的貴族後裔，有革命志士的遺孤，有歷年戰爭陣亡將士的子孫，有父母雙亡、無所依靠的官警兒女，有從朝鮮逃亡流入中國的孤貧兒童。不論其家世出身，只要招錄入院，熊希齡皆平等對待，一視同仁，全部免費。

　　像這樣大規模招收孤貧兒童，在中國前無古人，在當時獨一無二。可是要養活這麼一大家子人，錢從哪來呢？

　　熊希齡籌措的第一筆款，來自賑災餘款：一是由政府從督辦水災河工的費用中裁出17萬元；二是由水災募捐餘款中撥出64萬元。

　　1921年底，慈幼院募集的基金總額達到100余萬元。熊希齡作為民國第一流的財政家，信心滿滿地認為，以自己的理財能力，這筆錢足夠1000個孩子的生活。

　　但1925年以後，隨著政局更疊，一些政府的賬面撥款和承諾資金成了空頭支票，慈幼院每年的收入少了十幾萬大洋。禍不單行，男生部又發生了一場大火，總計燒燬房屋200余間。香慈元氣大傷，熊希齡老淚縱橫。

　　重建男校期間，慈幼院遭遇了建院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1700余名兒童幾乎要斷頓了。幸得馮玉祥資助，才吃上黑面饅頭。此後，資金問題一直是香慈的頭號難題。

　　為了爭取各界的捐款，熊希齡分別從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教義裏尋找依據。他還到處上書，稱“兒童教育能普及者，其國必強”，希望引起政府重視。但縱然奔走呼號，籌款還是日漸艱難。

　　梅蘭芳先生資助辦學的橋段至今都被傳為美談。1922年的某一天，梅蘭芳和好友同上香山踏青。在一處被稱為“蛤蟆山”的頂峰上，他一時興起，隨手在一塊大石塊上刻下一個大大的“梅”字，在右下角署名“蘭芳”。不久，熊希齡找到梅蘭芳，戲言未經同意就在山上石頭上刻字要罰款，請他給香山慈幼院籌募基金義演一場戲。梅蘭芳爽快答應，擇日便在香山腳下臨時搭起的舞臺，演出一場《宇宙鋒》，將全部收入捐獻給了香山慈幼院。這恐怕是最昂貴的“到此一遊”的代價。

　　熊希齡也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時候。當年美國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訪華期間，曾經到香山遊覽。熊希齡出面招待之餘，希望他能夠給慈幼院一些贊助。這位大亨卻摳門無比，他説可以贊助，但要在他賣給中國的煤油價格上，每桶多加一枚銅板。如此無理要求，遭到熊希齡斷然拒絕。

　　1932年，熊希齡的夫人朱其慧去世。為了紀念亡妻，更為解香慈的燃眉之急，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産，包括公債股票面額大洋340200元，股票面額銀兩62000兩，房地契抵押大洋132077.14元，以及41張《房地契》、1張《礦産股票》和1張《地契銀行存證》等多項未計價或無法計價財産。如此純粹的“裸捐”，舉國為之動容。

1933年春，熊希齡率長女熊芷及香慈師生代表王在湘等，赴長城救死扶傷、宣慰抗日將士。圖為熊希齡在長城講演，前立者為宋哲元將軍。

　　正因為有了這筆資金救急，洛林1932年進入香山慈幼院時，才能在內憂外患中，衣食無憂，吃上當時十分稀罕的番茄拌白糖。

　　多年後，曾在慈幼院任過教的陳樹人老師，回憶起該院昔日的盛況，仍感慨萬千地説：“只就經費一端言之，已遠超過張伯芩先生之於南開，胡元倓先生之於明德。全賴秉老愛心獨運，發為民胞物與，救死恤傷之信心，致其畢生教育及慈幼事業之輝煌成就，足以垂范後世！”

　　“無事無時不改良”

　　既然把孤兒視同己出，自然不能只養不教。曾擔任過慈幼院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胡健晚年回憶，一開始，熊希齡和當時其他教會團體的想法相同，慈善行為主要是對孤貧兒童予以相當的養育，並教以謀生的技藝，使之能自立於社會。

　　開院一年以後，熊希齡感到慈善救濟旨在救人之“身”，慈善教育才能救人之“心”。於是，他邀請蔣夢麟、胡適、李大釗、張伯苓等數十位當時著名的教育家，擔任香慈評議會的評議員，出謀劃策，一起幫助慈幼院辦教育。

　　這還不夠，1921年，熊希齡又與蔡元培等創辦了中華教育改進社並委託研究改進香慈的教育。胡適、陶行知等當時也是中華教育改進社的骨幹。

　　很多兒童入院後，在院學習達18年之久，這足以供教育家們進行次第試驗，此時的香慈簡直可以看做中國最大的實驗學校，提供了當時最前衛的教育。

　　熊希齡作《香山慈幼院院歌》，讓孩子們天天唱在口裏，記在心上，是通俗版本的辦學方針：

　　好好讀書，好好勞動，好好圖自立。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規模真無比！重職業，自食自力，精勤莫荒嬉。好兄弟，好姐妹，少年須愛惜！

　　遵循這一宗旨，慈幼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體系：

　　縱的方面自嬰兒教保園而蒙養園、而小學、而中學、而補助升入大學，貫徹全部教育階段；橫的方面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兼施，學校、工廠齊辦，小學得職業之陶冶，初中得職業之試探，高中得職業之專修。

　　熊希齡非常重視家庭教育，他曾説：“家庭教育實造人才之基礎”，像“佟宅”那樣的小家庭比1949年奧地利首個國際SOS兒童村早了15年。此外，他還要求全院同學都要以兄弟姐妹相稱，以增強家庭觀念。

　　倡導職業教育是香慈另一特色。院中的初小、高小的學生，每天都要花一兩個小時，到各農場、工場進行培訓勞動。另外，各村公園的花壇，要學生自己栽種；道路也要孩子們自己去修去取名；圖書館的章程，要孩子自己擬，自己執行。孩子們從身邊的事情做起，知道了學用結合的道理。

　　“興學之本，先重師範”。熊希齡本人最看重的還是師範教育，為此他特地請來在教育界響噹噹的張雪門老師做校長，來培育幼師。連蒙養園中的保姆，都需要經過一年的專門培訓。

　　一個慈善機構能集學校、家庭、社會的責任于一身，融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為一爐，可謂開了慈善事業的先河。

　　熊希齡自言，“我們自開辦以來，可以説無事不失敗，無時不失敗，但是我們雖然失敗，但仍無事無時不改良。”正是在這種不斷改良中，香慈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經驗。

　　比如，熊希齡當初在日本考察時，看見中國留學生每次開會都互相打罵，飛墨盤，踢桌子，還不以為然。誰料民國元年第一屆國會開幕時，有些議員們就是這幫留學生，仍然不守秩序。他從中悟出良好的公德，是兒時養成的，孩子必須有點公民常識，才可算是國民。

　　起初，為了讓孩子們成為“健全國民”，慈幼院搞起了“學生自治”，由學生組成議會、審判所、警察所，自行管理校園事物。

　　“學生自治”實施了一段時間，熊希齡發現這種形式對小孩子來説太耗精力，又及時糾正，改為制定了《兒童習禮法》《兒童勞動法》《兒童治家法》，從細節上規範行為、培養公德。

　　“吃完飯，筷子不可放桌子上，一定要輕輕放在碗上，再向同席的人告退。”這些兒時習得的生活細節，洛林已經遵守了一輩子。香慈的畢業生裏，幾乎沒有抽煙的，因為熊希齡以身作則，自己先戒了煙。

　　營造出一個烏托邦似的小社會後，熊希齡又平添一份擔心，孩子們離開了慈幼院，如何面對這個令人悲觀的亂世？

　　王春宜，父親是熊希齡的助手王在湘，他對記者説，香慈的理念是對每個兒童都要負責到底，不僅負責他們的衣食住行，負責教育，而且還負責他們將來的出路。為此，熊希齡曾在北京開設了陶工廠、農場、飼畜場、銅工廠、電話局、郵政局等等近代産業，以便大多數學生畢業之後都能進入實業。他還在東北買了大塊的荒地，準備建個墾荒農場，想和孩子們繼續生活在一處，耕田織布。

　　就像一個處處為孩子考慮的嚴父，熊希齡還定下了一系列看起來不近人情的條款。例如，他要求孩子一旦進入慈幼院，“非有父母的病喪大故，不準請假回家”，“兒童長大後，他們的婚姻，須由院長裁可”。其實，他並不是要左右孩子們的生活，只是他認為，“兒童的家庭，習慣不良的多，好不容易在學校盡力的改去，萬一回家，又不免有點故態複萌了。孩子的婚姻，若是遇到頑固或無知識的父母覬覦人家的財禮，糊塗的訂婚，豈不是他們的終身的恨事嗎？”

　　為了讓孩子們有歸屬感，1935年7月7日，熊希齡辦了第一屆“回家節”，離校的孩子們紛紛返校團聚。講演時，他亦莊亦諧地稱孩子們為“各位姑老爺、姑奶奶”，還把新婚妻子毛彥文介紹給了孩子們。

毛彥文

　　這對老夫少妻一個66歲，一個33歲，合起來剛好是99歲，一時傳為佳話。毛彥文是美國密歇根大學的教育學碩士，堪稱民國奇女子，她之所以拒絕了吳宓，答應了熊希齡的求婚，除了被他的一片赤誠感動，也是因為他的夙願。他説自己不僅要尋求一個晚年的伴侶，也希望為慈幼院找一個穩妥的繼承人。

　　“此心不甘亡虜”

　　熊希齡小心翼翼地保護著每一個孩子，在國難當頭時，他又會把孩子們親自送上戰場。

　　1932年東北全境淪陷後，熊希齡給自己寫好了墓誌銘，挖好了生冢，而後發佈了《香山慈幼院通告》：

　　國若能救，雖死猶榮；國不能救，雖生亦辱。余雖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虜，一息尚存，誓當奮鬥。本院平日以愛國主義教育諸生，值此危時，豈能坐視？故于全國人民救國總動員之前，先為本院師生救國總動員，于本院師生救國總動員之前，先為余一家救國總動員。

　　在慈幼院，蒙養園的孩子最早學的就是“國恥”二字，全院還把每年的5月9日定為國恥日。1915年的5月9日，袁世凱接受了臭名昭著的日本“二十一條”，並在1915年5月25日簽訂了從“二十一條”刪減而來的中日《民四條約》。在蒙養園，每到5月9日，就要講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意義，讓孩子們從小接受知國恥雪國恥的教育。

　　東北淪陷後，熊希齡對全家抗日救亡做出安排。女婿朱霖，係飛機製造專家，赴江西南昌第一飛機製造廠工作；女兒熊芷組織女紅十字救護隊前往戰區，救護傷兵。同時他宣佈香山慈幼院中學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課學習，集中到北平青龍橋三校進行軍事訓練，時刻準備將達到一定年齡的學生，輸送給馮玉祥所統率的抗日部隊做後備軍。女生則加入熊芷的紅十字救護隊，擬赴戰區醫院。

　　1933年，日軍侵佔熱河承德，隨後進犯長城。中國軍民奮起抵抗，史稱“長城抗戰”。熊希齡又親自帶女兒熊芷以及一部分師生組成救護隊，奔赴前線古北口救護傷兵。接著“淞滬抗戰”爆發，熊希齡以老病之軀率領上海紅十字會會員，和夫人毛彥文冒著槍林彈雨，穿行于傷兵和難民之間，設立臨時醫院4所，難民收容所8所，救出傷兵6000余人，收容難民15萬人。

　　1937年7月7日，又是一年一度的“回家節”，香慈自己的節日。只是，這一天，盧溝橋的戰火讓節日變成了祭日。方亭還記得，那天老師教的是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同學們忍不住伏案痛哭。

　　困居上海的熊希齡，憂心忡忡，他給在長沙辦學的朱經農寫了一封信，希望將困在北平的師生接到南方。然而戰火迅速蔓延，上海、南京相繼淪陷，他自己也快被這烽煙消耗盡了。

　　1937年12月24日，避難香港的熊希齡悲憤、疲憊，突發腦溢血逝世，去世時身無長物。已身無分文的熊夫人毛彥文，不得不向鹽務稽核所駐香港辦事處借貸5000英鎊，作為治喪費用。

　　到1939年，洛林也在晨曦中離開了香慈下屬的師範學院，奔赴抗日前線。她還記得，自己對送行的同學説：“好了！暫時離別又何妨。”沒想到，這一別，與香慈竟是永訣！

　　苦等到日本投降，毛彥文重返北平，見到的是一片斷瓦殘垣。香山慈幼院在抗戰期間資金斷絕，財産變賣一空，依靠代理院長胡恩光的苦心經營，才勉強保存下來700師生。

　　毛彥文認定，“物質遺産雖已毀滅，精神遺産仍很豐富。就憑這一點，我有了勇氣，決定重建本院。”為了籌款，這位民國名媛頻繁地拜訪各方政要，“沿門托缽，過著化緣的日子”，廣受讚譽也飽受冷眼，北京香慈又漸漸有了生機。

　　“只有把所有的精神寄託在先生的事業上，這樣就似乎和先生並不分離”，她兌現著自己在熊希齡墓前的誓言：“吾當盡吾力之所及，重整慈院，借繼君造福孤寒之遺志，亦以報相知于天上也。”

　　“為了新中國，多大的光榮啊”

　　1948年秋，北平上空戰雲密布，國民黨軍208師進駐香山昭廟。孩子們天真爛漫，分不清國軍共軍，當著208師的面也唱《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是日寇投降後八路軍教的，後來國軍派人填了新詞，但新詞怎麼也唱不順口，孩子們一唱就唱到老詞上去了。

　　孩子們真把208師給“唱”跑了。原來，北平城已經被人民解放軍團團圍住，到1948年11月，香山就解放了。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派軍代表以“勞動大學”的名義找到香山慈幼院，商談擬借校舍及雙清別墅。當時院長毛彥文不在北平，副院長雷動與院董事會董事雷潔瓊只提了一個條件，“慈幼院有一千多名兒童，如要借用，需給與妥善安置。”1949年3月，解放軍派出一個汽車團，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將慈幼院遷入新址。

　　接下來的歷史可謂眾所週知，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而“進京趕考”落腳京城第一站，即為香山。那個“勞動大學”，其實是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的駐地，毛主席在雙清別墅指揮了渡江戰役，寫出了《別了，司徒雷登》。

　　黨中央為什麼選擇香山作為進京的第一處駐地？這其中當然有很多現實考量：

　　其一，當時北平剛剛和平解放，眾多特務潛伏於此，暗殺、綁架、打冷槍時有發生。並且，青島尚未解放，敵機隨時可能來北平轟炸，選址香山無疑是確保中央機關的安全的上策。

　　其二，中國共産黨長期處於農村環境，對城市還不習慣，缺乏城市管理經驗。因此，無論是生活還是思想，都需要一個過渡期，來積累新經驗。

　　其三，當時傅作義的軍事機關尚未完全撤出，北平環境極為複雜，房屋十分不集中。而香山有3000多間房，僅需遷出一家慈幼院即可。

　　而香山慈幼院以及熊希齡，與中國共産黨的淵源，可比這些現實考量要深遠得多，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産黨成立初期。

　　20世紀初，全國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1918年秋，20余名三湘子弟抵京，他們大多出身貧寒，經濟拮據。作為同鄉，毛澤東四處奔走籌措款項。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先生（楊開慧之父）指點他去找湘籍前輩熊希齡幫忙，並寫了一封引薦信。毛澤東前往拜訪熊希齡説明原委，熊慨然允諾，幫助這些赴法學生解決了難題。1919年至1920年全國約有1600余人，分20批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其中湘籍子弟佔400余人。這其中有很多人都成了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

　　1921年中國共産黨誕生。郭隆真1923年由周恩來介紹入黨，是河北地區第一位女共産黨員。1925年她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後，受北平中共地下黨組織委派，負責在香山慈幼院開展黨的工作。她不但建立了地下支部，還秘密發展了一批共産黨員。

　　新中國成立後，大家才知道原鐵道部部長劉建章，原郵電部部長王子綱等，就是當年在香山慈幼院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産黨走上革命道路的。

　　熊希齡對慈幼院地下黨組織活動顯然心知肚明。1927年4月6日，張作霖逮捕了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在李大釗妻兒生死攸關的時刻，熊希齡機智地以自己女兒結婚迎賓為名，派當時香山慈幼院五校副主任李淩鬥，搶在敵人下手之前，突破重重關卡，用自己的汽車把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和孩子們接到了香山。熊指派李淩鬥絕非隨意，因為李即是中共黨員。

　　當時熊希齡為防止不測，沒有立即把趙紉蘭母子接進香山慈幼院，而是把他們母子藏進了香山紅山頭南麓。逃過奉系軍閥的大搜捕後，他又及時協助共産黨人將他們母子安全轉移出京。

　　李大釗被害後，停靈6年不能安葬。1933年春，在地下黨組織和社會名流的奔走呼籲下，得以出殯安葬。出殯當天，熊希齡組織慈幼院的部分師生趕去送葬。不久，趙紉蘭也去世了。李光華和李欣華兄弟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難。在白色恐怖下，熊希齡再次伸出援手。1934年秋，兩兄弟一同被熊希齡招收為慈幼院的正生，享受了生活、學習全部免費的待遇。

　　50多年後，李光華深情地説：“如果把回憶我的大半生比作欣賞一場音樂會，那麼，在香山的那段生活則是這場音樂會中一支最優美動人的歌曲。”

　　離開香山的時候，全體師生完全沒有失落感，張世林回憶，當時説搬就搬了，大夥沒什麼留戀的，“你想啊，為黨中央、新中國的成立，多大的光榮啊。”

　　雖然沒有明文確認，事實上，黨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對香慈是優待有加。香慈當時的老師，都以解放前參加革命論，後來享受離休待遇。搬離香山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秘書長薛子正還在中南海的西花廳設宴招待香慈的全體師生，表示感謝和慰問，並宣佈，慈幼院的經費由國家辦理。

　　“都解放了，哪能還有孤兒？”受此思想影響，該校變為一個綜合性學校。1973年1月，“北京立新學校”成立，意為“破舊立新”，香山慈幼院之名就此消失。

　　仿佛為了把那些天各一方的校友聚在一處，1992年熊希齡骨灰歸葬香山。兒時的夥伴已是白髮蒼蒼，他們一邊遊園，一邊懷舊，看到昭廟，他們説，那是校醫院；見心齋，是慈幼院幼稚師範；香山飯店，是他們的住處。香山風景管理處那座二層小樓，是香慈總部。

　　香慈舊跡多半湮滅無聞，倒是那些兒時唱的歌，能讓他們離那個記憶中的學校更近些。

　　洛林最愛唱十二首“醉桃源系列歌”，都是熊希齡寫的詞。採訪時，她隨口哼起“飯後歌”：“饅頭棒子豆芽湯，蒸蒸撲鼻香；如今生活比天堂，精神體魄強；堂以外，可心傷，窮孩滿四鄉；如何救彼出饑荒，時時不可忘。”

　　哼到“窮孩滿四鄉”的時候，她嘆了口氣，唱不下去了。

　　每到霜秋季節，香山10萬株黃櫨，葉紅似火，絢麗無比。當中很多古樹，是熊希齡辦學中保護下來的，還有一些，是香慈的孩子們栽種的。這，或許可以算得上是香山慈幼院的無字碑。（孫文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