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老北京如何滅蠅

　　原標題：百年前老北京如何滅蠅

崇文門及迤西城墻內外

　　大熱天，老人總念叨“進出門快著點兒，別放蒼蠅蚊子進家來”，説是這麼説，但隨著咱們北京越來越整潔衛生，蚊子偶爾還會有一兩隻冷不丁鑽進屋子滋擾一番，蒼蠅可真的是不多了。

　　近日翻書，在民俗大家鄧雲鄉先生的書中看到對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袁良主政北平期間開展滅蠅運動的回憶，不禁頗有感慨，因為那是一場已經被很多人淡忘的“衛生戰爭”。

雨後泥濘的衚同

　　過了五月節窗戶糊“冷布”

　　“客店則天井落，四壁毀，葦蓆破，屋外糞尿纍纍，蒼蠅聚而為黑，人到，驚而飛散，掠面撲頭……”

　　這是于1873年來到中國留學的日本凈土真宗東本願寺派僧人小粟棲香頂在趕赴北京的途中，對旅店衛生狀況的一段描述。而進入北京後，他的印象依然是“到處臭穢……小兒便屋外，糞鹵纍纍，余行步局蹐，恐瀆靴”，盤旋室內室外的蒼蠅更是讓他感到不勝其煩，焦頭爛額。

　　晚清的北京城，衛生狀況十分糟糕，這一點在很多來華外國人的筆下都有記載：德國銀行家恩司諾在1886年遊歷北京後，在寫給投資方的經濟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在普遍缺乏維護的情況下，街上的黑色塵土積有一英尺厚，所有的大街和廣場都散發出令人無法忍受的臭氣。”奧地利記者海司在1898年的一篇新聞報道中談及自己的北京印象：“除了夏季多雨的幾個月，街上總是覆蓋著厚厚一層深至腳踝的黑色塵土……一般七八月份都有強暴雨，北京由此成了一個大泥水潭，只有房子和街道中間某些路段還露在外面，步行是絕對不可能的了，騎馬坐轎子甚至會有生命危險，很多深坑被泥漿遮住，牲口被絆倒，轎夫陷入沒到膝蓋的泥漿中，身著貴重衣衫的官員也會栽進臭糞水裏。”麇集的蚊蠅到處胡亂飛舞，帶來各種傳染病，在北京的英國醫生芮尼觀察到“蚊子叮人的情況愈來愈厲害……發熱病和神經痛症因此有所增加。”美國攝影師多蘿西·格雷實在被蒼蠅搞得困擾不已，就找姓韓的管家詢問有無辦法，韓管家拿來一把蠅帚，可是“蠅帚看上去僅是充門面的玩意，只能將蚊蟲從一處驅趕到另一處。”

　　多蘿西租住的院落位於哈德門(崇文門)附近，不僅有五間正房、廚房、傭人房，還有自來水和電燈，在老北京屬於比較好的居住條件，在這樣的環境裏尚且蚊蠅成群，就更不要提貧民區了。著名文史學者成善卿先生在回憶錄中寫道：“東龍須溝因年久失修而污泥淤積，濁水四溢，加以死貓、死狗、死鼠、糞便以及垃圾沉浮于溝中，故此終年臭氣熏天，每逢夏秋之際，蚊蠅滋生，傳染霍亂、瘧疾、鼠疫等各種急性傳染病，嚴重地危害著溝旁居民的健康甚至生命。”

　　為了對付蚊蠅，老北京的每個家庭，一過五月節就把窗戶紙撕去了，糊上了“冷布”。冷布就是一種染成綠色的稀疏紗布，通風兼防蚊蠅。但這種被動的防禦往往被狡猾的蚊蠅輕易突破，以至於京城有了一句歇後語：“馬勺上的蒼蠅——混飯吃。”馬勺就是木頭製成的盛飯勺子，侵入室內的蒼蠅常常落在上面，傳播病菌，貽害無窮。

上世紀初雨後積水的衚同和擁擠的院落

　　“滅蠅大會”高招頻出

　　1920年的夏天，北京暴發霍亂，引起全國關注，許多報章都呼籲加強京師的衛生防疫工作。一些醫院和社會團體率先行動起來：據《順天時報》報道：1921年5月24日，西北城地方服務團在缸瓦市大街請協和醫院的體育教員陳冠傑演講蒼蠅之害，現場不僅用幻燈做展示，還贈送給聽講者滅蠅小叢書；1922年9月，傳染病醫院貼出佈告，提醒市民注意飲食、用水和殺滅蒼蠅；1923年4月，有關媒體呼籲“僅撲殺生蠅，猶非根治辦法，其最要者應同時剷除蠅之製造所”，也就是號召通過治理環境衛生來消滅滋生蚊蠅的土壤。青年會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在學校舉辦滅蠅比賽，包括中小學以及平民學校、補習學校、職業學校等均有參加，還將殺滅蠅蟲的數目進行統計，刊登于報端，以引起社會的注意。

　　1925年，“京師警察廳試辦公共衛生事務所”成立，這是北京歷史上的第一所公共衛生事務所，“勸滅蚊蠅”是他們諸多工作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項。1927年5月下旬，他們跟青年會“強強合作”，決定一起搞個“大事情”，那就是舉辦“滅蠅大會”：聯合東城各小學舉行滅蠅比賽，捕蠅最多的學生獎給銀盃一隻。這可是北京人聞所未聞的稀罕事，無論學生、家長、老師還是社會人士都覺得新奇有趣，積極參與進來。大會期間進行了各種跟滅蠅有關的報告、演説，發放宣傳品，舉辦面向社會開放的展覽，內容有蒼蠅模型圖畫以及滅蠅器具等。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這兩個機構聯合致函商學務局，希望全城市民都加入進滅蠅行動中來。這一年的五月，青年會與協和醫學院的丙寅醫學社合作，編制了考查滅蠅運動常識的試題，對學校學生進行調查和宣傳；平民學校組織驅蠅運動，深入家庭講演蒼蠅危害；美國人麥克樂建議京師警察廳學習美國高效的滅蠅方法，並結合科學的分析調查和實驗數據，根據“大數據”調整滅蠅的方式，改進滅蠅的工具；報紙上也對國外滅蠅的最新發明進行了介紹，期望國人也能儘快引進。

　　不久之後，南京和北京兩座城市“聯動”，推進早春時收買成蠅的衛生運動，認為這樣做不僅有利於滅蠅工作，還可以借此宣傳，引起人民的興趣。在北京，衛生事務所要求全市的飲食攤點店舖一律添置防蠅紗罩，同時警察局用現金收買蒼蠅。據記載：1928年度提倡收買蒼蠅計收殺12134010個，用款洋二千零一十八元，相當於殺死一萬隻蒼蠅“賺”兩塊大洋。

　　在1929年國民政府衛生部針對春季的流行病發放的宣傳品中，有一首《春季防病歌》，其中有不少內容提到了防蠅滅蠅，這裡摘錄如下：“更有蚊子和蒼蠅，乃是人類大敵人，繁盛雖在夏秋季，開始發育卻在春。春天一堆母蚊蠅，夏秋可成億萬群，所以撲滅蚊蠅法，要從春季就實行。蒼蠅幼蟲就是蛆，糞便污物要掃除，水中孑孓蚊之租，殺了孑孓絕根株，疾病傳染最可驚，不用槍炮能殺人。希望大家齊努力，預先防範免災侵。”

京師警察廳試辦公共衛生事務所

　　抗戰之際傳唱《滅蠅歌》

　　1933年袁良出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長，將滅蠅運動推向高潮。

　　袁良是浙江杭州人，早年留學日本，他結合本國國情，借鑒歐美各國先進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經驗，積極推進對北平市政的“近代化”改造，其中環境衛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1933年，在第一衛生區事務所的提議下，北平市政府組織了滅蠅運動委員會，展開了為期三個月的滅蠅運動，從1934年到1937年，北平舉辦了四次衛生運動大會，在1937年的第四次衛生運動大會上專門設展期一日，作為報告滅蠅成績和辦法及滅蠅獎品日，並舉行了滅蠅慶成儀式。

　　轟轟烈烈的滅蠅運動給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鄧雲鄉先生這樣回憶：“杭州人袁良做當時北平市市長，要整頓古城，改善衛生狀況。宣傳滅蠅，而且放出風來，拿著一定數量的死蒼蠅到市政府，可以給錢，一塊銀元多少只，記不清了，總之很有吸引力，於是許多人都各處找著拍蒼蠅，大概最早拿死蒼蠅到市府去的，確是領到一些錢，而後來再拿去的，就打官腔説沒有那回事了……”想來是消滅蒼蠅太多，以至於市政府覺得這樣下去財政非弄出赤字不可，所以悄悄地停止了“買蠅”，可是老百姓並不知道，還在各處找蒼蠅，拍蒼蠅，絕不給它們一點兒活路。這場運動的效果立竿見影，鄧雲鄉先生説：“記得抗戰前，家住在北平西城皇城根，不要説房間裏收拾乾淨沒有蒼蠅，就是在外面公廁中也很少見到蒼蠅，當時古城中，除去春天刮大黃風而外，夏秋之間，都是很乾淨的，沒有蚊子也沒有蒼蠅。”

　　這樣美好的衛生進程，卻被日寇的鐵蹄打斷了。在“七七事變”以後的八年中，侵略者對北平的搜刮搶掠，蹂躪得這座古城憔悴不堪……時為北平市匯文第一小學音樂教師，後來成為著名教育家的孫敬修做過一首《滅蠅歌》教給孩子們傳唱，説的是滅蠅，其實表達的是對侵略者的無限痛恨：“有微生蟲瘟疫霍亂何等兇，一個蠅子帶著幾萬數不清，你若不信顯微鏡裏看分明。留神蠅子是仇敵，它是大仇敵。快設法，除去它！莫留後患再萌芽！講衛生，要乾淨。滅蠅子，不生病。”

　　1949年以後，人民政府一直重視撲殺蚊蠅和傳染病防治工作，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北京的環境衛生不斷得到改善。筆者兒時，夏天家裏還偶爾能看到一兩隻蒼蠅在室內或綠色紗窗上嗡嗡不已，用蒼蠅拍拍死了事，近年來則已經很少見到。有時想想，即便是在滅蠅這麼一件小事上，也能投射出時代的變遷——説是小事，其實從民生的角度講，殺滅病蟲害恰是頭等大事：朗朗乾坤，豈容蠅營？(作者：呼延雲，本文部分內容參考和援引了杜麗紅著《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機制的演變》、何江麗著《民國北京的公共衛生》。)